我用我的人生体验着对自己的失望，体验着这种失望带给我的震惊。”
“这就是我爱你的地方。”
“哦，现在说起爱来了。爱。理查德？卡茨说爱。这一定是我该去睡觉的信号。”
这是句道别的话；他没有试着去留住她。然而，他对自己的直觉是如此的坚信不移，等他十分钟后上楼时，他依然想象着他或许会发现她在床上等着他。但他发现的却是一沓放在枕头上的厚厚的、没有装订的手稿，第一页上写着她的名字。手稿的标题是：《错误已经铸成》。
看到这个他笑了。然后，他往嘴里塞了一大撮烟草，开始熬夜阅读，时不时地朝床头柜上的一只花瓶里吐唾沫，一直到晨光透进窗户。他注意到，他对写到他的那些页要比其他页感兴趣得多；这验证了他长期以来的一个猜测：归根结底，人们只想阅读他们自己。他进一步高兴地注意到，他的这个自我一度真正地迷住了帕蒂；这让他记起，他为什么喜欢她。然而，等他读到最后一页，把嘴巴里水汪汪的烟草团吐进花瓶的时候，他最最清晰的感受是他被打败了。不是被帕蒂打败：
她的写作技巧相当出色，但在表达自我这个方面，他本人也毫不逊色。
打败他的人是沃尔特。因为这份手稿显然是为沃尔特而写，表达对他的一种苦恼而又无法传递的歉意。沃尔特才是帕蒂人生中的主角，卡茨不过是个有趣的配角而已。
片刻间，在被看作他灵魂的地方，一扇门打开了，足以让他瞥见他那受了伤的可悲骄傲，但他砰地关上了这扇门，转而去想他任由自己渴望她是多么的愚蠢。是的，他喜欢她说话的方式，是的，某种聪明而抑郁的女人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他所知道的和这类女人唯一的互动方式，就是和她上床，离开她，回来再次和她上床，再次离开她，再次恨她，再次和她上床，如此循环往复。他希望他现在能立刻回到过去，回到芝加哥南部那间肮脏难闻、非法占住的屋子里，祝贺二十四岁的他意识到了像帕蒂这样的女人是为沃尔特这样的男人而设。无论他在其他方面或许有多冒傻气，他才具备应付她的那种耐心和想象力。而之后卡茨犯下的错误就是不断地返回到一种他注定要感到被打败的场景中去。在那样的场景中，要弄明白什么“好”，什么不好，是极其困难的，帕蒂的整个手稿都在证实这点。他非常善于把握那些于他好的东西，而这，通常来说，已足够帮他实现他人生中的所有目标。只有在和伯格伦德夫妇打交道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这还不够。
而他已经受够了这样的感觉；他准备好作个了结了。
“所以说，我的朋友，”他说，“这就是我和你的结局。你赢了这局，老伙计。”
窗外的晨光明亮了起来。他来到洗手间，把烟渣、唾液倒进马桶冲掉，将花瓶放回原处。有定时开关功能的收音机上显示的时间是五点五十七。他收拾好随身物品，拿着帕蒂的手稿，下楼来到沃尔特的办公室，将它放在他办公桌的正中。一件小小的分别礼物。必须得有人来消除有关的猜疑和误会，必须得有人来为这荒谬的一切画上句号，而帕蒂显然无法胜任这一使命。所以她希望卡茨去做那个恶人？好的，没问题。他准备好了去做三人当中不那么娘娘腔的那个。他的人生职责就是说出肮脏的事实。就是去做那个浑蛋。他穿过走廊，出了装有弹簧锁的前门。当他关上身后的门时，弹簧锁的咔哒声听上去无可挽回。
再见了，伯格伦德夫妇。
夜里来了一股潮湿气流，给乔治城的汽车挂上了水珠，沾湿了那些表面稍有些歪斜的人行道。小鸟在正在发芽的枝头雀跃；一架早班喷气式飞机正隆隆地飞过春天淡蓝色的天空。就连卡茨的耳鸣声都似乎消失在了清晨的寂静中。这是个赴死的好日子！他试着回忆这句话是谁说的。疯马？尼尔？扬？
卡茨背起行李包，顺着呼啸而过的车流方向走下山去，最终来到一座长长的桥上，桥的另一头就是那控制着全美的中心地带。他在靠近桥中央的地方停下脚步，看着下面河边道路上一个慢跑的女人，试图从他的视网膜和她的臀部间光子互动的强度来评估出，今天到底是不是个赴死的好日子。如果他俯冲下去，这个高度足以杀死他，而俯冲下去绝对是个赴死的好方式。做个男子汉，头朝下跳下去。好。他的老二此刻正在对某件事说好，而这件事肯定不是正渐渐远去的慢跑女人那稍稍有些过宽的臀部。
难道说他的老二指引他来到华盛顿的意图其实是死亡？他难道错误地理解了它的预言？他相当确定，没有人会因他的离去而多么地思念他。他可以让帕蒂和沃尔特不再受他的困扰，他可以让自己不再为困扰了他人而感到困扰。他可以去那个莫利先他而去，他的爸爸又先莫利而去的地方，无论那个地方什么样。他注视着桥下那个他有可能落地的位置，一小块被踩踏了无数次的光秃秃的沙土地。他问自己，这一小块毫无特征的土地是否有资格成为他的葬身之地。他，了不起的理查德？卡茨！它配吗？
想到这里，他笑了，继续向前走去，过了桥。
回到泽西城，他和公寓里的垃圾海洋好一番奋战。打开窗户，放进温暖的空气，进行春季大扫除。洗净、晾干了每一只碟子，扔掉一大包没用的报纸，手动删除了电脑中的三千封垃圾邮件，中间不断地停下来去呼吸泽西城在暖月里那湿地、港口和垃圾的气味。天黑以后，他喝了两瓶啤酒，从琴盒中取出他的班卓琴和吉他，确认他的斯特拉特电吉他在琴盒里躺了几个月之后，琴颈处坏了的琴扭并没有魔术般地自我修复。他喝了第三瓶啤酒，给“胡桃的惊喜”的鼓手打了个电话。
“你好，白痴，”蒂姆说，“真高兴终于有你的消息了——才怪。”
“我能说些什么呢。”卡茨说。
“你可以说，‘我非常抱歉，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你们面前玩了失踪的把戏，还撒了五十个不同的谎’。白痴。”
“是，你说得对，遗憾的是，有些事我必须去处理。”
“对，做个白痴还真是耗费时日啊。你他妈的还打我电话干吗？”
“想知道你情况如何。”
“你是说，除去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用五十种不同的方式糟蹋了我们，还不断地对我们撒谎之外？”
卡茨笑了。“或许你可以把你的恼怒写成歌，以书面形式呈现给我，这样我们现在就可以说点其他事情。”
“我已经这么做了，浑蛋。去年你查收过你的电子邮件吗？”
“呃，以后，如果你愿意的话，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又开始工作了。”
“你的电话又开始工作了！说得真好听，理查德。那你的电脑呢？也开始工作了吗？”
“我只是想说，如果你想打电话，我就在这里。”
“你自己玩去吧，我要说的就这么一句。”
卡茨放下电话，感觉良好。他想，如果蒂姆手头有比“胡桃的惊喜”
更有意思的事可做，他不大可能费事来痛骂他。他喝掉最后一瓶啤酒，吃了一粒顶呱呱的米尔塔扎平，那是柏林一个乐于开处方的医生开给他的，然后睡了十三个小时。
醒来时已是隔天下午，天气酷热，他在公寓附近转了转，看了看那些身着时兴的窄款衣服的女人，还去买了些真正的食物——花生酱、香蕉、面包。之后，他开车去了霍博肯，把吉他留给那里的修理师傅，并听从了自己去麦克斯韦酒吧吃晚餐、碰上什么演出就看什么演出的冲动。麦克斯韦酒吧的员工像对待从朝鲜归来的死不服输的麦克阿瑟将军一样招呼他。小妞们不断靠过来，乳房都要从她们那窄小的上装里掉出来了。某个他也许曾经认识，但很久以前就忘记了的陌生男人，一个劲地请他喝啤酒。而正在表演的本地乐队“图西族的野餐”也没有让他反感。整体来看，他觉得没有从华盛顿的那座桥上跳下去是个明智的决定。事实证明，摆脱伯格伦德夫妇是一种更加温和且丝毫不会令人不快的死亡，一种无疼痛的死亡，一种只是局部虚无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得以和一个在“图西族的野餐”演出期间，对他大加赞赏的四十来岁的图书编辑（他“非常，非常忠实的歌迷”）回了她的公寓，让自己的老二在她身体里湿了好几次，之后，到了早晨，他赶在停车收费器开始计费之前去华盛顿街开走了他的卡车，途中给自己买了几个油煎饼。
家里的电话上有一条蒂姆的留言，没有伯格伦德夫妇的。他弹了四个小时吉他，以此犒劳自己。天气热得令人愉快，街道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一片喧嚣。他那没长老茧的左手指尖眼看就要流血了，但里面那好几十年前就已经死亡的神经，仍然仗义地保持着麻木的状态。他喝了一瓶啤酒，去了街角处那家他心爱的皮塔三明治店，打算吃点东西，继续弹奏。当他拎着肉回到住所楼前时，他看到帕蒂坐在那里的台阶上。
她穿着亚麻裙，蓝色的无袖衬衫，汗水几乎渗到了她的腰际。她的身旁放着一个大行李箱和一小堆外面穿的衣服。
“哎呀，哎呀，哎呀。”他说。
“我被赶出来了，”她说，脸上是伤心、温顺的微笑，“你干的好事。”
这证实了他的老二那神圣的预测能力，它——如果说其他部位还没有响应的话——对此感到高兴。
坏消息乔纳森和詹娜的妈妈塔玛拉在阿斯彭受了伤。为了避免和一个卖弄滑雪技术的十来岁的孩子相撞，她的滑雪板交叉在一起，折断了她左腿靴子上方的两根骨头，因此无法在一月份和詹娜一起去巴塔哥尼亚骑马。詹娜目睹了塔玛拉倒地的全过程，她追上那个孩子，报了案，而乔纳森在一旁照顾着受伤的妈妈。对詹娜而言，这不过是自去年春天从杜克大学毕业以来，她生活中一连串不如意之事的最新添加项，但是对最近几个星期每天都和詹娜通两三次电话的乔伊来说，这次事故却是诸神送给他的一份合意的小礼物——他已经等待了两年多的突破机会。毕业后，詹娜移居曼哈顿，为一位著名的派对策划人工作，同时试着和她的准未婚夫尼克同居，但是到了九月，她为自己租了公寓，十一月，屈服于家人毫不留情的公开压力，以及使自己成为她的知心人的乔伊更为微妙的暗中破坏，她宣布她和尼克的关系解除，且不可恢复。到了这时，詹娜开始服用高剂量的草酸依地普仑，而除了去巴塔哥尼亚骑马，她的生活中就再没有值得期盼的事情了，尼克曾一再答应陪她一起去，然后又一再推迟，原因则要归于他在高盛投资公司沉重的工作负荷。凑巧的是，虽然马术不精，但在高中暑假时，乔伊也在蒙大拿骑过一两匹马。从詹娜打来电话和发来短信的数量判断，他怀疑，自己已被提升为过渡期男友，如果还不是潜在的全职男友的话；当她邀请他分享塔玛拉在出事前订好的阿根廷豪华度假屋时，他最后的疑虑也被驱散了。更凑巧的是，乔伊在附近的巴拉圭有生意要做，而无论他想不想去，他知道他或许最终都不得不过去一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詹娜。唯一真正阻碍他和她共游阿根廷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五个月前，在纽约，二十岁的他头脑发热，去曼哈顿下区法院，娶了康妮？莫纳汉。但这还算不上是他最担心的事情，所以他选择，暂时地，忽略它。
在飞往迈阿密，和在那里看望祖父母的詹娜于机场会合的前一晚，他给在圣保罗的康妮打去电话，把此次旅行的消息告诉了她。他不得不对她有所隐瞒，对于她的困惑，他感到抱歉，不过，这次南美之旅也的确为他提供了一个好借口，可以继续推迟她来东部，搬入他在亚历山大市毫无魅力的一个角落租住的那栋路边公寓的时间。直到几星期前，他的借口还是他在上大学，但现在，他休学半年以打理他的生意，而康妮还痛苦地和卡罗尔、布莱克及她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妹妹们住在一起，因此她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还是不被允许和丈夫同住。
“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她说，“如果你的供货商在巴拉圭。”
“我想稍微练习一下我的西班牙语，”乔伊说，“以防哪天真要使用它。人人都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好地方。反正我也必须路过那里。”
“好吧，那你想抽出一个星期在那里度我们的蜜月吗？”
还没有去度蜜月是他们之间若干不愉快的话题之一。乔伊又开始重复他对这个话题的官方说法：生意让他太过紧张，此时他无法享受假期。而康妮则陷入了她用来替代责怪的种种沉默中的一种。她仍然从不直接责怪他。
“这世上的任何地方，”他说，“我一拿到钱，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其实，只要能和你一起住，在你身边醒来，我就满足了。”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那会很美好。只不过我现在压力太大，我觉得和我同住会不怎么好玩。”
“不好玩也没有关系。”她说。
“等我回来后，我们再商量，好吗？我保证。”
在电话的背景音里，他隐约听到某个一岁孩子的尖叫声从圣保罗传来。那不是康妮的孩子，但也足够让他紧张。八月以来，他只在感恩节长周末在夏洛茨维尔见过她一次。圣诞节期间（另一个不愉快话题），他从夏洛茨维尔搬去亚历山大市，并且回乔治城和家人见面。他告诉康妮，他正在为他的政府合约卖力工作，但实情是，他消磨了大块时间观看橄榄球比赛，听詹娜在电话上闲谈，一味地委靡不振。而如果当时她没有身患流感卧床不起，康妮或许能说服他答应让她飞过来。听着她虚弱的声音，明白她是他的妻子而他没有赶去陪在她身边，乔伊心中感到不安，但是他需要去波兰。在罗兹和华沙令人沮丧的三天行程里——原来他那个移居波兰的美国“翻译”的波兰语水平只有在餐厅点餐时才绰绰有余，当和老练的斯拉夫生意人打交道时，就需要不时借助一种电子翻译设备了——他所发现的情况令他如此的气馁和心慌，以致在回来后的这几个星期里，他每次都无法集中超过五分钟的注意力来处理生意事务。现在，一切都要看巴拉圭的了。而想象他即将和詹娜分享的那张大床要比考虑巴拉圭的情况愉快得多。
“你戴着你的婚戒吗？”康妮问他。
“呃，没戴，”还没来得及仔细考虑，他就脱口而出，“戒指在我的口袋里。”
“嗯。”
“我现在就把它戴上，”他说着朝他的床头柜——一个纸箱子——走去，他把戒指放在那上面的零钱碟里了，“戴上了，很好。”
“我戴着我的戒指，”康妮说，“我喜欢戴着它。当我不在我的房间里时，我尽力记着把它戴在右手上，不过有时我会忘记。”
“不能忘记，那可不好。”
“没事的，宝贝。卡罗尔不会注意到这种小事。她甚至都不愿意看到我。我们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
“可是，我们真的要小心，好吗？”
“我不知道。”
“只要再坚持一阵儿，”他说，“直到我告诉我的父母。然后，你想怎么戴就怎么戴。我是说，那时我们俩都会一直戴着它。我别无他意。”
在不同的沉默间作出比较不是件容易事，但她现在使用的这种沉默，感觉格外痛苦，格外悲伤。他知道，将婚事保密这件事让康妮痛不欲生，而他也不断地希望，把婚事告诉他父母的前景能变得不那么可怕，然而随着时间一月月地过去，这一前景只是变得愈发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