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两千五百年前，开明九世的臣民们，身披兽皮、麻片，赶着牛羊，在乘坐牛车的蜀王带领下，“呜呀、呜呀”吹响苍凉的牛号角，把都城从广都樊安（即今双流中兴镇一带）迁到成都。对此，《华阳国志·蜀志》中有段十分重要的记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意思是说，从古蜀国的开明帝始，把酒称为“醴”，用于宗庙祭祀；把音乐称为“荆”（荆泛指楚，因丛帝鳖灵开明氏，原为楚人）；蜀人崇尚红色，九世开明称蜀王……
醴，本义为甜酒。《周礼·酒正》中有注释：“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矣。”即“酒醪”，大致类似今天汁渣混合的醪糟类水酒。
当时中国把用于祭祀的酒，专称为“醴”，以祈祷丰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醴”同“禮”（礼之繁体字）。《诗经》中的《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周颂》中有首《丰年》唱道：“丰年多黍（同秫，即高粱类粮谷）多稌（读涂音，即稻谷）……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成都平原耕地众多，水土肥沃，蜀人剩有余粮，因此酿酒业尤为兴盛。由于文字的缺失和时代的久远，三星堆人钟爱哪种酒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开明王朝时期的古蜀人则嗜好一种“醴”酒。两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载了蜀人的一些流俗：“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所谓醴，是古代一种仅发酵一夜的酒，因酿造时间极短，故味道清淡，饮用时也是“汁滓相将”，连吃带喝。在中原，这种酒常常被用在宗庙中祭祀神灵、祖先。成都平原与中原的饮酒流俗截然不同。
看来，这个时候的酿酒技术甚为初期，在我们今天看来，一般都是酒和酒糟一起食用，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在这个时候只是吃到了有酒味的食品，即使这样，他们都兴奋不已，因为人类已经碾过一个漫长文明的历程，进入到另一个层次的文明。
当蜀人和夏人、殷人还在连滓带酒饮用醪、醴时，三峡一带的巴人已经娴熟地掌握了清酒的酿造方法。历史上，巴族勇士被称为“虎贲”，血腥的搏杀和死亡的荣耀往往贯穿于他们的一生。而烈酒，正是勇士们最好的催化剂。
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和通信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落后，人类的智商在某种程度上讲，差异不大。经过漫长的岁月，甘洌醇香的酒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创造性劳作中，漫漫现形。
《华阳国志》中开明王“以酒为醴”的记载，说明当时蜀国并非“无礼乐”，而且已同中原地区的周王朝一样，进入到“礼乐之邦”的文明状态了。这时期的酒，不只让古蜀先民满足了口腹之乐，而且明显融汇到古蜀先民的政治、礼仪、民俗生活中。
$作为一种精神产物，人们对酒的崇拜不亚于对神的崇拜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白酒的整个酿造过程，十分虔诚地看做一个隆重的祭祀历程。或许我们的祖先最初酿酒时，本身并不是为了肉体的需要，而是在一次偶然的图腾之后，代代相承，延续至今。只是到了后来，精神作用下的酒为人们的肉体所崇拜，慢慢地达到身心合一。有了这样的积淀，你便不会将酒窖里那些一道一具漠然置之，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你就会对流出的股股蒸馏酒顶礼膜拜。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以农耕为根基的民族，对于我们那些成天与土地亲吻的祖先而言，一个极其重要的祭祀内容，便是庆丰收，拜祖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祈求上苍再给他们以丰收。而祭祀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道具，便是酒。随着酒的诞生，它便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主角登堂入室。
在这里，粮食和水是酒的躯体，酒是粮食和水之灵魂。酒取之于粮食，粮食生长于土地，土地靠人劳作而结晶。因此，农耕文明诞生之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一种链条关系。
我们可以遥想，自从酒诞生始，就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比如由酒衍生出来的酒器，继之而来的各种文化活动……
就古人而言，美酒带给他们的是一种虚无的快感；而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美酒同样可以让他们集体达到高潮。
这样的高潮通常出现在祭祀仪式中，而酒便是这其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都选择在祭祀仪式中通过狂饮达到高潮：北美帕帕戈人用仙人掌酿酒，每当酿酒季节到来，部落必定举行一系列庆典，所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巫师则在半醉半醒中举行祈雨仪式；印度康代人用棕榈树酿酒，每当棕榈树开花，全部落除了饮酒之外什么也不干，真是一个无节制的狂欢的节日；热带一些原始部落则往往将棕榈树砍倒，斜支在大火中烤炙，直到有液体从中流出，巫师大醉后作法，部落则全体狂欢。
高潮和狂欢都需要酒的帮助，这便是酒在祭祀仪式中的作用。过量饮酒可以引起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据考证，远古人类饮用的多是现场制成的酒，有的酒竟然由大火烤炙而成——其中的毒素使人眩晕，进而演变成整个部落的疯狂。这种疯狂，其实是另一种程度上的中毒。纵观整个过程，酒无不承担着极其主要的角色。
这样的疯狂可以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一个特殊人群——巫师身上体现出来。中国西南许多祭祀仪式中，巫师也被称为萨满。他们是一群格外需要酒的人，他们饮酒后的疯狂跟他们一生的神圣和荣耀都联系在一起；另一些巫师则固执地相信，美酒可以帮助他们贿赂神灵和魔鬼，赐予他们无边的魔法。
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巫师自然也少不了这样的伎俩。低度的醴酒似乎并不至于使他们疯狂，于是他们饮酒、供奉酒更多便具有贿赂的色彩。考古学家猜测，三星堆祭祀坑或许曾是古蜀人的祭祀场所，而一些酒器便是在祭祀坑中发现的。由此看来，酒曾经出现在这里的祭祀仪式中，酒同样给三星堆人带来过快感。
那么有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谁又是这些酒的享用者？是巨大的纵目面具，还是那一个个戴着黄金面具的高贵青铜人？抑或是渴望得到法力的巫师？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隆重而热烈的祭祀活动，可以从古蜀消失的地上宗庙显示出来。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今天的习惯，想象出那个盛大而神圣的场面——
一条通向宗庙的宽大神道，两边排列着肃穆的石龟、辟邪、石人，宗庙高大巍峨，里面陈列着开明王朝历代先王的画像，大殿中的香炉带着醇厚的酒香，终日烟雾缭绕，廊壁上的铜钟不时发出沉闷的声响。这里终日有卫兵把守，除了蜀国王侯外，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而一旦到了祭祀的日子，这里便终日热闹不已。
这便是考古学家想象商业街船棺上方的宗庙盛况。在此前的发掘中，商业街船棺周围出土了一些残留的泥土基槽和木制基柱，这些基槽大概圈住了长十米，宽七点五米的一块地，而木制基柱则说明这里曾经有过木制建筑，而且是规模很宏大的建筑。或许在开明王朝时期，这些船棺的上方，很可能便是开明王朝的宗庙。故而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以酒为中心的祭祀殿堂上，农耕文明的固定祭祀仪式该是怎样的辉煌？那些装饰各异的酒器和酒具里，该散发出来怎样的芳香？
商周时期的王室普遍有建造宗庙的习惯，商王、周王在建，大大小小的诸侯王也在建，据说三千年前殷都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雄伟的宫殿和巍峨的宗庙，成都平原上的古蜀王大抵也不会例外。这有点像古埃及的神庙，只不过其规模远没有埃及神庙那么高大雄伟。专家们推测，可能到汉代的时候，船棺上方的宗庙还残存着。汉代有一伙窃贼，注意到了上面的宗庙，并顺藤摸瓜，挖到了宗庙下的船棺和精美的酒器，他们打不开船棺上厚重的棺盖，便在棺盖上凿了一个又一个洞，钻进去探囊取物，他们甚至还运了一部分船棺出去。或许在那个时候，众多的酒器也随之而散失。
这一点得到今天考古专家们的肯定，因为成都商业街那个船棺遗址，汉代时就被盗过墓，或许在历代盗墓贼中，他们是最早的一批。
酒不仅用于祭，用于礼，还用于史、用于政、用于艺，用于文；酒，不仅有它所连接的农时节日，人生大礼，而且有它所引起的社会风尚和文明表现。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中，到处都可体现出川酒的魅力。相传诸葛亮屯兵泸州时，正值瘟疫流行，诸葛亮使人采集百味草药，制成曲药，含龙泉之水酿制成酒，令兵民日饮一勺，即避瘟疫，自此曲药制酒便流传下来。另据姚雪垠《李自成》中载，张献忠占据泸州时，夜巡泸州，远闻酒香扑鼻，近看泉水涓涓，但因军务在身，只饮一杯，顿感口齿生香，心旷神怡，于是作“香溢泸州城，芳流十里外；献忠一杯酒，醉颜红可掬”诗一首。
作为一种精神之物，人们对酒的崇拜，不亚于对神的崇拜。很大程度上，人们把对神的崇拜，都寄托在对酒的表达上。这样的祭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酒是文明的产物和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不可否认的是，酒，作为一种精神的传承，对人类精神的贡献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