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兴创初期，唐玄宗一下子就御赐了1000亩土地，作为寺庙建筑及其他活动用地。征诸全国各地寺庙史，这样的“大手笔”也算是少有的。
唐代会昌灭佛，是一次全国性的佛教大毁灭，但大慈寺幸属唐玄宗的御赐和敕建，因此躲过了一劫。
如果从大慈寺的兴创期乾德元年亦即758年算起，大慈寺真正遭受第一次破坏，应该是宋代淳化五年（994）的李顺陷成都。
清初大慈寺的重建，是昭觉寺的名僧丈雪和尚和懒石觉聆1675年带领一干人完成的。
1958年的市政道路改造，是继1925年的市政道路改造后，对大慈寺的寺庙范围影响更为深远的一次。
大慈寺兴创初期，唐玄宗一下子就御赐了1000亩土地，作为寺庙建筑及其他活动用地。征诸全国各地寺庙史，这样的“大手笔”也算是少有的。大抵唐玄宗仓促奔蜀，看到沙门英干如此卖力救济灾民，并为唐朝国祚祈福，在高力士的大力撮合下，便如此阔绰地赐予了这么多土地。正因为有这么多地，加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土的历史并不算太久，寺庙管理者承袭了印度以单独的院来组成一个寺庙的方法——最繁盛时达96院，至今能考其名者只有71院，其他25院连名字也消息于天壤间——实施逐步的建设策略，才最终实现了大慈寺无论从占地、寺庙院数、僧侣人数、教学人数（从周围各寺庙来大慈寺学道、学律、讲经者）、壁画数量和质量等，在唐宋时期名震禅林的格局。
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没有不衰落的繁荣。唐代会昌灭佛，是一桩全国性的佛教大毁灭，但大慈寺幸属唐玄宗的御赐和敕建，因此躲过了一劫。不仅躲过了一劫，而且成都各大寺庙纷纷将他们贵重的东西寄放在大慈寺，更增添了大慈寺在佛教界中的分量。但能够躲过一次劫难，并不能保证永远能躲过劫难的降临，再强大的机构和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无法保持它长久的兴旺，谁也没有这样的灵丹妙药。一座寺庙的兴衰，因素甚多，难以罄述，但我们从史料中发掘蛛丝马迹，也可以大致勾勒出其兴衰轮廓，以使我们后人明了什么是无须徒劳的，什么是可以有作为的。
解玉溪的兴衰
我认为大慈寺草创于开元时期，兴创于至德年间。其兴起，固有唐宋时期许多学者所谓四川人有乐善好施的佞佛传统，加之整个川西地区物产丰富、饶有资财，因此佛寺兴旺才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但我们不能忘记一个颇有意味的节点：即它的兴创是因唐王朝的第一次大劫难——“安史之乱”。虽然残酷，但我们常常也不得不承认人世间的一点“守恒定律”：他人的痛苦，未必不是我们的甜蜜。唐朝统治者的灾难，未必不是大慈寺的福气。事实正残酷地证明了，唐朝的一次使皇帝逃奔至蜀的灾难，成就了大慈寺。这虽然不是大慈寺刻意的乘人之危，但说沙门英干善于抓住机遇是不为过的。
皇帝幸蜀，大批官员随从护驾，不少的文化人入川——诗人杜甫、画家卢楞伽等就是此中翘楚——更多的黎民百姓逃难入蜀，给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带来了极大的机遇，而大慈寺就非常有幸地抓住了此点。唐玄宗赏赐之丰、高力士的尽力襄助、无相禅师的擘画、英干的机敏就不说了，卢楞伽的作品也给大慈寺的壁画奠定了高水准的基调，其起点之高，其他寺庙难以望其项背。既如此，后之帅蜀主政成都的人，必对大慈寺另眼相看，小者前来游玩，带来香客人气；大者捐资修缮，写文谕扬。785年帅蜀的韦皋领导民众开凿了给大慈寺带来深远影响的解玉溪，使得大慈寺乃至成都市的城市格局有了极大变化。
在未开凿解玉溪之前，成都河流格局全是从西南向东而去，殷实了整个大城和少城。但整个东边根本没有什么河流，使得东边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大慈寺自然也不免。没有河流，周围就不可能留住人，没有人气，寺庙就不可能旺盛。现在没有谁能够完全说得清楚解玉溪的流经地点及路线，但我认为有两人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其一是史学家李思纯之《大慈寺考》（见《李思纯文集》，巴蜀书社2004年版），其二是作家、学者流沙河的《芙蓉秋梦》（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和口述的《记忆中的解玉溪》（见锦江区地方志办编纂的《锦江记忆》，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他们两人的研究都是独自得出，但看法基本一致。至于四川省文史馆集体所著的《成都城坊古迹考》则相对比较略，语焉不详，而其他散见诸说，在我看来，颇多臆见，故不采纳。
李思纯所考证的解玉溪流经路线如下：西北城垣外引水——金马街南（古碧鸡坊）——通顺桥——老玉沙街、成平街、新玉沙街——桂王桥北街——梓潼桥——藩署街——上、中北打金街之西——江南馆街——西糠市街之北（大圣慈寺前门）——油篓街北口出城。而流沙河的解玉溪流经路线如下：城西北角进城——宁夏街的西城拐城墙下水洞子——江汉路——白家塘——王家塘——青龙街——西玉龙街——玉带桥——老玉沙街——东玉龙街——新玉沙街——桂王桥——梓潼桥——东锦江街（原诸葛井街）——东大街——义学巷——红布横街——磨坊街——东门水洞子。
比较李、流二人的解玉溪流经路线图，流沙河的更详尽，李的稍简略，除了入水的地理位置上有差异外，入水口及流经的大部分路线并无差异。这涉及大慈寺的山门位置、金河水和解玉溪在未流到府河（严格说来，在开凿了这两条内河之后才有府河）之前，是否在下游处合并，或者如陈一津的《蜀水考·分疏》所言金河水汇入解玉溪的下流，然后一同流入府河。李思纯反对此说，从流沙河所说解玉溪入水路线来看，他应该是接近或者同意此说。李思纯从雪锦楼、玉溪院清风阁的位置来判断古大慈寺山门位置和今天大慈寺山门位置近于相同，我认为可能对大慈寺彼时规模的估计过于保守。有资料显示磨坊街等街名，是解玉溪故道流经而得名的，同时附近的茗粥巷亦是佛家救贫之所，或许与大慈寺也不无关系。今天自然没有过硬的一手材料，来定李、流之说谁是谁非，但不管怎么说，解玉溪为大慈寺第一阶段的繁荣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为什么到了785年韦皋一定要从西北到东南开通解玉溪呢？其理性依据何在？古代官员的权力虽然很大，但也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如果没有投入与产出的理性预期，那么劳民伤财的恶评是官员不能不有所忌惮的。我们不能说解玉溪惠及大慈寺不少，就说韦皋开解玉溪是为了大慈寺，这样的命题是不成立的。韦氏帅蜀镇守成都，是为了解成都黎民百姓之苦而开解玉溪，因为当时成都户数在开元盛世，特别是“安史之乱”后有增无减。唐以前，四川人口东汉时期最多，计户有117万户之多，而唐朝开元时期稍逊，为114万户（数据见蒙文通《四川历代盛衰与户口登耗考略》）。其中成都的人口增加尤多，天宝剑南西道成都府路有16万零900余户（蒙文通《略论四川二千年间各地发展先后》，此二文均收入《古地甄微》一书），与杜甫诗中描述所谓“城中十万户”差堪仿佛。
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城、少城，包括被两江切割的南市等地，人口非常密集。人口稠密，便须扩张生存之地，成都东边几乎尚待开发，但成都东边有个大问题尚须解决，之后才能让更多的人往东移，于是解玉溪的开凿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既然大慈寺在东边离南河很近的地方，因地势的便宜，加之此寺庙曾得玄宗的御赐和扶持，又是人们前往烧香朝拜的大寺庙，因此绕其侧墙，从其山门前流过，而最终汇入南河便是水到渠成之事。解玉溪从西北流向东南，润泽的大部分是当时商业尚不发达的地方，而在解玉溪与两江的广阔地带，水源亦是个大问题，于是白敏中在853年开金河以进一步夯实成都东边的发展。成都东边的迅速发展，使得民众大量向东移，给大慈寺带来了蓬勃生机，常年旺盛的集市、众多的游人、不熄的香火，都使大慈寺得到空前的发展。
但问题在于，东方移来很多人后，解玉溪在饮用、消防（防火）、卫生（沐浴、除秽等）等方面用途大增，这就必然给解玉溪以很大的压力。加之金水河抢掉一部分水源，使得解玉溪的水量有所减少。白敏中之后帅蜀的高骈苦于成都频受獠人、吐蕃、南诏的寇侵扰攘，使得城中居民在污泥中汲水饮用，害瘟疫而死去的不少。为了解决成都水量分布不均，同时解决城市军事防御布局，875年高骈将二江由在成都南部平行流过，改由南河、府河二江绕城环抱的格局。二江环抱的格局使成都的发展更形合理，大慈寺也逐渐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但解玉溪的使命就逐渐趋于完成了。前后蜀时期，记录成都的书籍如黄休复的《茅亭客话》、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里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解玉溪，在其他文献里也未曾发现。北宋时只有在大慈寺中和院当了几十年主持的惟简曾给吴师孟回忆过解玉溪一些旧迹，但也多语焉不详（见吴师孟《导水记》）。很多人拼命地找解玉溪消失的原因，我认为自己如上的解释比较合情理。
875年后的两江环抱格局，使得临河两边的居民人数大涨，而大慈寺的东、南、北面都靠近河水，使得暴增的民众侵占大慈寺土地成为可能。在大慈寺范围内，前寺和中寺部分大约多为寺庙主体，但北部旷地比较多，可能开始由流浪的贫民占据，有一部分土地逐渐就被侵夺了。事实上，在所有关于大慈寺的文献中，并没有四至围墙的记载，那么是不是除了东部、南部等少数地段有围墙，其他地段并没有围墙呢？既如此大慈寺的土地是否有可能由于其临河的良好位置被商家、民众揩油呢？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战祸与火灾
除了像大地震一样的陵谷改迁和大规模的瘟疫带来的蔓延性杀伤力外，没有任何一种自然灾害的破坏，超得过人祸特别是人类的战争对人类自己的伤害。战争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核心的一条就是对生存资源的争夺。土地、民众、水、盐等，都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要素，从总体上讲这些资源都是稀缺的，在胜者为王的丛林时代，缺少有效的妥协、谈判和多赢，战争的多发性是必然的。人都不免枕藉沟壑，填尸荒野，自然其他为人所利用的物品，其遭毁灭的命运几乎是前定的——大慈寺自不能幸免——能保留下来，反而是一种奇迹式的例外。
如果从大慈寺的兴创期乾德元年亦即758年算起，大慈寺真正遭受的第一次破坏，应该是宋代淳化五年（994）的李顺陷成都。过了236年的平安日子，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大慈寺开始走下坡路。李顺从正月十六日入住成都，到成都五月六日失陷，前后四个月不到，但宋朝官军与李顺军队激战——“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众，斩首三万级，复成都，获贼李顺”（《宋史·太宗本纪》），对成都市内不少文物寺观，均有损毁，大慈寺也在其中。大慈寺的毁损情形，正史不载，而千余年大慈寺又没有寺志，所以只有别从他文来考辨。
张溥的《寿宁院记》是唯一记载大慈寺遭淳化之难的文章：“淳化寇窃之后，院为废田，吏民植碑其中，以颂上德。忠定作镇，乃选僧主之。”张咏两帅成都府，一为淳化，二为咸平。李顺寇成都时，他刚离任，咸平（998—1003）时他又来成都，因此才有“选僧主之”的事。淳化之后，“寿宁院”为废田，说明大慈寺至少是寿宁院被破坏得比较厉害，不然不会在几年之内变为废田。成都虽遭淳化李顺之难，但官方平息得还是比较快的，因此才有民众自发地在寿宁院被毁的废田里立碑颂上德之事。至于说范成大在《成都古寺名笔记》里所谈寿宁院孙知微的壁画，应该是寿宁院修复后新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