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公函如下：“公安派出所负责同志：我会在市人委宗教事务处直接领导下，在本月廿八日上午于桂王桥北街43号召开我会右派分子汇报大会，并通过群众揭发之后要作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因此会议相当重要。昨日我会已通知你辖区果能（我会右派），可是至今仍不假不到，为此请大力协助，饬令该右派果能随我会派来的永观同志带来我会出席会议为荷。”1月28日开“右派分子汇报大会”，说明右派已经划定，但缺乏群众运动这一环节，可以看出整个佛教界反右费时基本上接近一年（1957年8月3日-1958年7月17日），必须补上后，方能达到广而告之、对右派本人的威慑和教育作用，同时让民众对其产生厌而避之乃至恨之的效果。
除了“右派分子汇报大会”外，1958年8月7日、9月1日大慈寺寺僧轮班19人到人民公园看公安展览一次，9月2日12人到斌升街7号看交心展览一次。大慈寺负责人永建在呈给上级的学习简报中说：“在交心展览和公安展览方面，据发言人数来说基本上认识了两个展览中的匪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一切罪犯坏分子等，都对广大群众是恨（很）残酷的，真表明这一切都是阶级敌人，也是我们的死敌。”“在整风反右后，在各方面出现了不少跃进的创造性和崭新的奇迹”，“我们党和政府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光辉的胜利，既打击了敌人，又挽救了落后人士，同时又促进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以万马奔腾的跃进”。可以想见这样的展览对彼时孤立“五类分子”是有相当的作用的。
我没看到大慈寺对右派分子的批斗会记录，一来大慈寺只有两名右派，二来有一名已经自杀。或许有批斗，但其材料却没有留存于世，但这并不表明各寺庙对右派分子没有开会批评。1958年7月7日草堂寺全体僧众对于该寺的四名右派进行批评教育。“草堂寺右派分子四个每个都比过去好多了，以（已）不敢在寺内扇（煽）动群众扰乱工作。”由于金沙庵缺少右派名单，或许下面一份《改造劳动规划书》的作者圣培，便是金沙庵的寺僧亦未可知。由于这份“改造劳动规划书”作为史料的珍贵性，特全录于此。
我这次来文殊院学习，听了王处长的报告，得到了进一步的学习，我的心里很欢喜。我在这三年改造中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最近来在劳动工作中思想上放（犯）了冷热病，时而稿（搞）工作很努力，时而稿（搞）工作很消极，在劳动重的工作中有些渭（畏）难情继（绪）。我这个坏的思想根源就是见了别人揭（摘）了帽子，我还没揭（摘）帽子。我这些坏思想的根源，就是由这些地方来的。经过这次学习，我反省后，这些坏思想经（坚）决要改正过来，揭（摘）不揭（摘）帽子都要努力的工作，才对人民有利，对建设社会主义才有利益。我今后的劳动工作坚决努力的（地）稿（搞）好。这次见了揭（摘）去四位右派的帽子，他们光荣地回到了人民队伍，今后我们一定向他们学习。我在鸣放当中犯下了重大的罪恶，经过党和群（众）的帮助教育下，因此佛教界的反右大抵是1957年8月到1958年才开始，我只有好好的劳动，多一份劳动，少份罪恶。规划如下：
1. 努力劳动工作，每年种跃进红苕三百斤，种跃进南瓜五百斤，油菜一百窝，种小菜五百斤。
2. 努力加强学习，每天看报半点钟。学习毛主席选集，各种杂志一点钟。
3. 争取重体力劳动出工走前头，收工走后头，每天收点集体农具一次。
4. 听党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完成各种任务。
5. 服从群众蓝（监）督，组织调配。
6. 每月回（汇）报思想情况一次和检举破坏社会主义的坏人坏事。
从“我这次来文殊院学习”，加上他没有出现在其他寺庙的右派分子名单中，利用排除法，说明圣培有可能是金沙庵寺僧。而且可证明此规划为1959年底左右为右派第一次摘帽后不久所写。成都市佛教界第一批摘帽右派为4人，其中一个摘帽的就是大慈寺的戒品，后来暂住在文殊院。因为1959年12月6-8日，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三寺的学习简报，其内容为“对特赦一批战犯和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的看法。对战犯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对右派分子则采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相结合”。简报中称“右派分子演光，他感觉战犯都特赦了，他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未摘掉，他说起就当场哭起来。1958年1月28日成都市佛教协会有一封公函和前述都江堰道观1958年6月才划右派，都可以证实我这样的判断。”至于圣培的规划书中劳动和（自我）检举、学习计划，与当时大环境的要求甚为合拍。但“每年种跃进红苕三百斤，种跃进南瓜五百斤，油菜一百窝，种小菜五百斤”，恐怕是受大跃进和挑战书影响的表态，未必能真正做到。
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出家当和尚、居士已不可能。1963年12月9日，四川省佛教协会汉民族地区理事（扩大）会议（草案），着重讨论十一条，其二是为了划清敌我界限，纯洁佛教组织。此条内容如下：“各寺庙不得接收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入教、出家，也不得把戒法传给他们；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参加学习人数、大字报数目、意见数目、右派人数的不完全统计分别为241人、2513张、1834件、23名。反右运动是从知识界、政界逐步过渡到宗教界的，不得进行传教活动，其所在寺庙的僧尼，应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改造。”已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寺僧在寺庙里当然要受到严厉的监管，因为这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之必须。1965年1月6日，文殊院、大慈寺、诸山学习讨论“阶级斗争”，由仁勋主持，他说：“有的把反革命分子当先人在侍奉（妙轮）、请吃饭，有的右派翘尾巴，做转手买卖佛像。”右派分子转手买卖佛像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当时尽管经济有所好转，但寺僧劳动强度大，要想改善一点生活，就不得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自己自救的生产劳动
我查了比较权威的詹兆渝主编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气象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一书，1958-1962年五年间，四川部分地区有发生过干旱、小部分其他灾难，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正常。可是这几年却是四川历史上饿死人最多的时期。即便如成都市副市长李劼人在1958-1962年与子女、亲朋好友通信时，也多谈及饭菜不够、饿肚子的情形，何况平民百姓？
寺僧自然也因不当的粮食和农业政策，存在着吃不饱的情形。到后来情形稍好后，从一张成都市佛教协会的粮食定量单上可以看到，大朗清洁工兼杂工为29.5斤、维钧退休为27.5斤、戒品在缝纫组为29.5斤。粮食最高者为两名炊事员——常明、正明，都是34.5斤。从买国家公债的数字来看，也不难看出从1954-1959年经济逐步收紧和恶化的情形，1960年2月9日计算的大慈寺公债数目是：1954年50元、1955年20元、1956年400元、1957年500元、1958年1000元、1959年1000元，共计2970元。此前的1958-1962年，寺僧的日子亦不好过是必然的，因此他们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在很大程度实现自给自足。
1961年3月6日大慈寺监院永建同僧众制订《大慈寺生产计划》一份，其中说“我们要在1961年秉丞（承）党的措施，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坚决响应中共四川省委的号召，种早玉米、红苕、南瓜等早熟作物。在这三天已挖了四十余个南瓜窝子，准备挖八十个窝子，每个窝内种四根南瓜秧。今日以（已）良苗南瓜仔（籽）五至七百粒，育苗下种红苕二百斤，点早玉米二至五分地。”“准备在苗稼出土后，尽量见缝插针的办法，对照如上资料，有空即填，多栽多种多收，既利于自给与饲养，又可以支援市场。”
在一份《关于各寺庙种桑情况》的说明里，提到大慈寺种桑树550株，虽然他们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弱病残，“由于他们办理丧事，把时间推迟了一天”，但很快就组织起来，大家协力完成，并推选出真观、通智负责管理。在三页资料上留下有养蚕地点暂定在平安桥29号，有蚕房、蚕簸、蚕架数目的详细规划。共有桑树3697株，大慈寺只有13株。养蚕成员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三部分人员组成，共27人。佛教成员共有熊子宁、大朗、宏畅、通智、维钧、元盛、本成、仁德、广超、觉禅、定超、重应、仁济、演智、能潜、性泰、香融、隆福、惠先。其中大慈寺有大朗、宏畅、通智、维钧、隆福5人。
关于督促寺僧种桑，1964年2月22日，成都市棉麻生产办公室开出第68号介绍信里说：“大慈寺负责同志：兹介绍许菊远同志前来你处检查桑树种植情况，希接洽为荷。”至于为什么养蚕呢？1965年27名养蚕成员写成了一篇《养蚕的意义》来解释。为了世界革命和越南革命，“我们一定要栽好桑和养好蚕，同时我们也懂得养蚕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吨蚕丝在国际市场上可以换回一百吨钢材。今年我们初步计划养蚕十张，这十张养好了能够产丝半吨，半吨丝就可以换回五十吨钢材，五十吨钢材能够造出不少的机器、拖拉机和飞机大炮。”这些大的目标不能说没有，其实最主要的是寺庙养蚕自救，因为民生凋敝，是20世纪60年代不争的事实。
1959年11月23日，大慈寺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清修发言说：“我在1958年亲眼看见大炼钢铁伟大的成绩，我自己要把生产、喂猪等工作，尽我的（能力）搞好。”其实真有伟大成就，是不必劳寺僧来劳动和养猪的，因为社会需要分工合作。同时，11月23-24日两晚文殊院、大慈寺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并读报纸“重庆人人动手，菜肉自给”。“对寺庙喂猪，有个别起初思想上想不通，如园教说：‘文殊院是个在国内外都是响当当的大丛林，名胜地方如何能喂猪。’经过学习，并且又是关起在喂，所以也就把思想搞通了。”想不通又能怎样？生存自救毕竟成了第一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