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座庙宇，都是佛光普照，信仰上并没有太大差异。
正是这种重权威重名人的历史传统，以及人类天然势利的特性，留住那些著名人物的雪泥鸿爪、萍踪剪影。
唐玄宗对大慈寺的创立和扩张可谓居功至伟，这当然是他运用权力来为大慈寺所作的特殊贡献。
大慈寺中曾经留下许多皇帝的御容供香客瞻仰，这已经成为大慈寺壁画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壁画史上来说，有其不可磨灭的功勋。
唐玄宗和唐僖宗逃难，给成都带来了一大批的人才，成都是典型的因祸得福。其中就有许多画家如卢楞伽等，这也是唐宋时代，蜀地画家非常多的原因。没有幸蜀二帝的铺垫，就不可能有前后蜀时期成都绘画的繁荣。
一座寺庙除了高僧大德外，最能给寺庙带来辉煌和人气以及历久弥新的魅力乃至利益的，自然主要是广大的香客信徒。但香客信徒是分散的，且是各个寺庙竞相争取的对象——这竞争当然不像饭馆那般赤裸而世俗，但谁都知道各寺庙之间不可能没有竞争。虽然信仰是精神的，但世上很多精神是与物质勾连在一起的，你要完成一趟精神的祭献，少不了物质对你的帮助。你只是抽象地说，你的寺庙法力广大，佛光普照，那是没有多少号召力的。因为任何一座庙宇，都是佛光普照，信仰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一般的香客是分不清大乘和小乘，禅宗他也分不清临济宗和天台宗之别，因为对于一个只是把它当做世俗生活的精神支撑的普通民众来说，他没有时间（意味着成本）和心思（意味着兴趣）来知晓它，因为知晓得多对他的实际利益并不构成多大的增益。
每到一处文物古迹，我就会想这是怎么形成的呢？以我长期的思索，得出如下几点看法。一是那里真有值得欣赏的东西，让我们惊叹古人的巧夺天工，虽时间流逝依旧有不尽的魅力；二是我们惊叹于著名人物在这里发愤读书、辛勤工作或是长久地修持；三是一些机构，令人萍踪频至，多次流连，而往来该处的，且不乏自身就是“文物”的文学艺术家、学者、有政声的官员乃至皇亲国戚。我们常说现实是残酷的，其实何尝不是势利的，比如大慈寺存在千多年，那些恒河沙数的香客信徒，大多消息于天壤间，湮没于尘土。剩下的便是那些著名的人物过往大慈寺的足迹，但你也要相信时间正在用它的法则来汰弃那不必要的累赘之物，它不会记下名人在大慈寺的一切。
当然我不会蠢到说时间所汰弃和记录下来的东西之标准，我都认可而且喜欢，毋宁说我不得不顺从时间的摆布。要让我选的话，我宁愿在文献和古物的尘埃之中，多看些普通老百姓的悲欢离合，我想看他们怎么度过漫长的夜晚，我想知道他们冬天怎么解决烤火御寒问题，而这些柴火从哪里来，所费几何，在他们的生活中所占比例有多少？我想知道他们酸甜苦辣、悲欣交集的生活细节，可惜我们被帝王起居注及其家谱等宏大叙事所裹挟的历史传统，不给我们追寻祖先鲜活历史以方便，以至于后人对他们的生活只能得到一些断续而干瘪的东西，仿佛他们不是活人，这是我们的历史传统对个人的埋没和不尊重。
正是这种重权威重名人的历史传统，以及人类天然势利的特性，留住那些著名人物的雪泥鸿爪、萍踪剪影。寺庙机构与其他完全尘俗化的机构和个人相比，自然要不那么势利一些，但寺庙要运营下去，光有精神的信仰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有使信众值得一来的历史——这值得一来的历史里，自然就包括各种重要人物到该寺庙的行迹。这些名人的足迹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和那些高僧大德留下的遗泽，共同构筑了寺庙的历史，反过来吸引来众多的香客。历史越积越厚，魅力越积越深，除非有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否则这样的寺院存在的历史之久远，是不难想见的。大慈寺能存在千多年而不灭的奥妙之一，便是有各路名人于此所滋养的信仰光辉、文化历史氛围及尘俗生活的安宁，才使其人脉香火不断。
皇上驾到
我早说过，中国的汉字是分等级的。说同一件事，陈述同一个事实，其间的褒贬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一个平常的人到达某地方，四川话叫“走拢了”，正规说法名“抵达”，若是犯人必是“逃亡”、“窜匿”，大官一来是“视察”，皇帝来了就是“幸”——哪怕这个皇帝正被他的对手撵得鸡飞狗跳——在正史上也会被称作“幸”。唐玄宗和唐僖宗，就是两位因“安史之乱”、“黄巢之乱”逃窜成都暂避而“幸蜀”的。
唐玄宗对大慈寺的创立和扩张可谓居功至伟，这当然是他运用权力来为大慈寺所作的特殊贡献。他于大慈寺拨地赐匾的事，前述已详，兹不再赘。我想说的是大慈寺曾经留下许多皇帝的御容供香客瞻仰，这已经成为大慈寺壁画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壁画史上来说，有其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我们若将其放在名人过往萍踪这个大范围来考察，则更容易看出世俗政权对宗教兴废的社会学影响。史上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僖宗李儇到过大慈寺的记录，但其中有一条关于他的记载，开创了大慈寺成为瞻仰皇帝乃至官吏真容的场所，不知这在中国佛教寺院中是否算开了先河。
五代宋初成都人黄休复在其著名的《益州名画录》里说到：“僖宗幸蜀回銮之日，蜀民奏请留写御容于大圣慈寺。”就中国的历史传统而言，皇上贵为天子，万民崇仰，有幸一睹御容那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所以能够将皇帝的御容留藏到寺院中，以供香客瞻仰，必然对寺庙的兴旺起着很大的促成作用，用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皇帝的御容能够促进观光业的发展。既然皇帝能够促使寺院香火旺盛，那么各级官吏虽然其能力小一点，还是颇有作用的，于是“至德以后，写从官府尹监司而下僚属真，凡三百九十人”（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真是一个空前绝后到令人惊骇的数目，简直把大慈寺当成是各级官员们的遗像陈列室了，胆子小的还不敢来了。其实还是李之纯说得对，这是因为蜀人有佞佛的传统，同时与成都地区在唐宋时期比较富庶有关，钱多了不去拜见一下那些达官贵人的遗容，怪说不过去的。
前后蜀的皇帝，大抵都因曾是唐朝的旧臣，总要装样子去朝拜一下唐僖宗的御宗。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没有留下第一手材料，谁也不好妄加揣测。但我想他们也非常清楚，四川封闭稳固、物阜民安，使他们有机会趁唐祚衰颓之危，得以偏安一隅而称帝。但偏安称帝，毕竟有篡位之嫌，使其统治合法性大为减弱，于是他们通过频频去瞻仰僖宗御容，让民众理解他们的“不得已”，从而增加统治合法性的资本。作为与官方关系深远的佛教机构自然也是世俗政权统战的一部分，而大慈寺作为彼时成都第一大寺，自然成了偏安一隅的前后蜀皇帝们显示其与民同乐的常往常来之地。
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曾言：“王氏永平中，废兴观寺为军营。其观有明皇御容一躯，移在大圣慈寺御容院供养。”这说明在唐代大慈寺已专门有一个存放诸位皇帝御容之地，肯定有专人照护，以供香客和百官瞻仰。唐明皇何止御容为人所瞻仰，他的幸蜀图，400年后的陆游还在成都看到过，还专门写过一首《题明皇幸蜀图》来申说其看法：“天宝政事何披猖，使典相国胡奴王。弄权杨李不足怪，阿瞒手自裂纪纲。”御容写真最多的是唐僖宗，大约是写真在中晚唐成一种时尚的原因，同时他被前后蜀主参拜最多。“陈敬瑄与田令孜拒命守城，王蜀先主时为行军司马，围之三年。既克，先主拜僖宗御容。”（《益州名画录》）这当然是表忠心的一种姿态。反而是孟蜀主的参拜要更为纯粹一些：“孟蜀明德元年六月，幸大慈寺。观明皇僖宗御容，宴群臣于华严阁下。”（张唐英《蜀梼杌》）大家来集体围观僖宗御容，却以吃喝收尾，这里面的多种意味，恐怕不是先恭后踞能够完全解释清楚的。
就像李之纯所说，至德以后，百官僚属的写真都弄到了大慈寺的寺壁之上，其实有唐一代皇帝之写真也供奉在大慈寺御容院。“蜀人宋艺工写真。王蜀时，充翰林待诏，摹写大唐二十一帝圣容及当时供奉道士叶法善、禅僧一行、沙门海会、内侍高力士于大圣慈寺玄宗御容院之上壁。”（《益州名画录》）除了集体瞻仰皇帝外，还算得上是例行地展览寺庙建设的功臣。事实上，前后蜀对整个四川文化的贡献，是偏安一隅的朝代中做得最好的，他们放弛民众，注重享乐兼及文化，养了大批的壁画家，几乎成立了庞大的宫廷画院，使得大慈寺壁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虽然壁画保存不易，后世无法从实物上来验证其伟大在何处，但那些间接的文献记录，使我们不敢轻视被时间汰弃的辉煌。物理意义的汰弃是由于保存壁画的技术欠发达，而绘画精神却永远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光辉。
被冠名费著所著的《蜀名画记》——王伟明就认为这是南宋时期佚名蜀人纂集诸家史料而成——对于前后蜀时期何以成为蜀地壁画史的顶峰作了很好的说明：“蜀多画工，而盛于王、孟僭伪之时。盖其割制一方，耽玩图画以自娱，故工聚焉。有西班将军黎德昭者，以画鹤图献之，孟氏因授雅州刺史，其玩物而弃民乃至此，不足称也。”卖官鬻爵固然是不好的，也是专制制度下的常态，但献画以求官总算比别的方式要风雅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前后蜀时代的皇帝，在四川实行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民众安居乐业。在专制制度下，一个皇帝太有为，往往是扩大了政府的公权力而侵占了更多的私人权利，玩物与弃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正是由于王、孟爱好享乐，喜欢书画，成就了蜀地包括大慈寺壁画旺盛的创作热情，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喜欢绘画总能给文化历史留下些东西，只喜欢舞枪弄棒的“进取”，留下的是什么呢？往往是累累白骨。凡是与大慈寺有点关系的皇帝，应该都算是比较和好的结局。独有在成都偏居两年的大西政权皇帝张献忠，因大慈寺藏纳明藩后裔，杀戮不少僧人。自然寺僧也奋起反抗，从而一竿子追杀出去而得个地名“猛追湾”。
唐玄宗和唐僖宗逃难，给成都带来了一大批的人才，成都是典型的因祸得福。其中就有许多画家如卢楞伽等，这也是唐宋时代，蜀地画家非常多的原因。没有幸蜀二帝的铺垫，就不可能有前后蜀时期成都绘画的繁荣。前后蜀皇帝不仅鼓励许多人画壁画，而且时常到大慈寺来看壁画，更多的是到大慈寺来宴乐群臣，进而与民同乐。现今意义上的画院，正是由前后蜀的宫廷画院机构如翰林院等演化而来的，他们对中国绘画史的客观贡献已不可磨灭。
百官莅临
作为皇帝与民众之间桥梁的官员，自然会常到唐宋时期最有名的寺庙大慈寺来游赏。一般说来，大致不过几种方式：陪皇帝来玩，独自来看，或者与群僚和民众饮酒作乐。像高力士这样陪唐明皇匆忙逃到成都的人，不仅要侍候好皇帝的饮食起居，亦要让李白这样的大手笔，写几首安慰和颂圣的“上皇西巡南京歌”，以便让民众深感吾皇虽然仓皇，但还是十分“万岁”的，而且更要帮皇帝发现在国家板荡时的救济型人才——大慈寺沙门英干就是这样的人——以便他去表彰，从而使朝廷尽快走出不安稳的泥淖。高力士不仅把沙门英干救济逃难灾民、祈福国家平安的事告知了唐玄宗，而且还帮助英干、无相禅师等人一起规划了大慈寺的未来。
事实上这只是大慈寺得到官员资助的开始，历代帅蜀特别是知成都府的官员，似乎对大慈寺都有一定的偏爱。韦皋帅蜀镇守西川21年，从785年开始，不仅开了一条对唐宋时期的大慈寺影响深远的解玉溪——使得整个唐宋时期成都的发展向东推移，而且使城内水系更为合理，与白敏中开凿的金水河，以及高骈将二江治理改道后的二江，合称“罗城四江”——而且还撰写《再修大慈寺普贤菩萨记》，来记载大煦和尚传教沙门体源辛苦造普贤像的事。其后大中六年至十一年（852—857），白敏中帅蜀，开凿了成都城内另一条重要的水道金河，也和解玉溪一起影响成都在中唐以后向东发展的城市布局，并促进大慈寺成为唐宋时期著名的游赏玩乐胜地。
830年，李德裕出任西川节度使，彼时成都备受南诏侵凌，复受吐蕃、回纥的滋扰，对于前者他加强防范，寻回被南诏掳去的僧道、工匠达4000人之多，于后者他修建筹边楼以资协防。虽然在成都城内建设上，他似乎不及许多帅蜀治成都的人，但其功劳不应被成都历史忘记。其实在到成都的8年前亦即822年，他即写过一篇关于大慈寺资福院的文章《资福院记》。此文原题为《丞相邹平公新置资福院记》，后简称《资福院记》。丞相邹平公即指当时即在西川节度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段文昌（段系山东邹平人，故称邹平公），段曾两次出任西川节度史，第一次任上即出资修建大慈寺里的资福院。
《资福院记》言：“殿堂层立，轩房四柱，镕金作缋，仿佛诸天。况乎蜀山葱茜，下临于雉堞，锦江明灭，近缭于郊埛，红树倚槛，青蕖傍砌，海雏乍来，灵草长秀。彼之听和音者，不惟于寂虑；闻异香者，自入于禅薰。公之孝思，永代作则。岂止何充之宅，独入檀那；将与文翁之堂，俱称不朽。”李德裕的文辞里当然有谀宰相邹平公之嫌——“将与文翁之堂，俱称不朽”，就是显见的谀辞——但我们可以明白，资福院是段文昌出资修建来礼佛纪念他的先人的。资福院被描绘得如此宏伟壮丽，就算去掉谀颂之嫌的话，也可以想见彼时大慈寺由各单独寺院所组成的规模之一斑，虽然各单独寺院的大小并不一致。875年西川节度使高骈为了抵御南诏之侵扰，将成都形成二江环抱的格局，此一格局对进一步繁荣成都城市东部包括大慈寺，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使得大慈寺沿府河河段形成了更多码头的同时，围绕着大慈寺形成了更多的游赏之地。
如果说唐代主政成都的官员善为大慈寺做许多实际事务的话，那么宋代主政成都的官员则多是到大慈寺游赏。这说明晚唐乃至前后蜀时期，成都相对平稳的生活和较盛的游赏之风，在宋代得到了切实的延续。主政成都的宋祁、薛奎、田况、赵抃、范成大、胡质元、袁说友等无不常到大慈寺游赏，与民同乐。但宋代主政成都者虽不直接为大慈寺提供帮助，但他们的确为成都包括大慈寺留下了众多的史料，特别是范成大的《成都古寺名笔记》和袁说友让下属扈中荣等编的《成都文类》，事关大慈寺甚多，这是任何一朝无法比拟的。而其中曾任成都知府的李之纯所写的《大圣慈寺画记》值得特别拿出来申说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