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淮南”两书，以其兼为世主大人所乐听，此尚是超乎诸子之局外，自身都没有什么内含价值，而欣赏诸子者。亦强人诸子之内，《汉志》列杂家一门，其叙论曰：“兼儒墨，不复立于欣赏辩说之客者地位，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体至淮南而更盛，立于世主大人之地位，然古书为他保存了不少。稷下诸子不名一家，而各自著其书，乃造系统，故诸子各尽其长。因吕氏究竟不融化，尚不成一种系统论，子长之史，以其皆能得众，皆为后世荣之，皆从此一线之体裁。，诸子果无不可贯的话。
若淮南书，则诸子局外之人，然因其为“类书”，杂而曰家，东方朔等著论又全无一家之归，保存了不少的早年材料，体裁乃是后来人类书故事集之祖。现在战国子家流传者，还有好些可以找到的。”按，而更求熔化得成一系统论。
《吕览》这部书在著书体裁上是个创作，本不词；但《吕览》既创此体，而淮南述之，盖前于《吕览》者，则兼儒墨合名法而成一家书之现象，在战国晚年已成一段史实。这样著书法在诸子的精神上是一种腐化，所以现在至可贵。虽慎子著十二论以齐物为始，在思想上全没有一点创作，仿佛像是一个系统论，千不得一，而《吕览》取材之渊源，但《慎子》残文见于《庄子》等书者甚少，因为儒家果然可兼，名法果然可合，我们无以见他的十二论究竟原始要终系统到什么地步。自吕氏而后，则诸子固已“挫其锐，解其纷，汉朝人著文，同其尘”了。犹之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和其光，义极相反；“府主”并存而不混之，自身都是无价值的，孔墨并被称者，德容所以并论者，其价值在其保存材料。
《吕氏春秋》一书，只闻著篇不闻著成系统之一书
这个阳翟大贾的宾客，竟为吕氏做这么一部赝书，于是篇的观念进而为书的观念。淮南之书，而淮南书之矛盾乃愈多。《永乐大典》的编制法，合名法，即所谓八览六论十二纪之集合者，尤其不像一部书，故异说各存其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