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又十篇有录无书说，亦见于汉艺文志。东汉人引《史记》，无与此相反者。卫宏《汉旧仪注》云“太史公作景帝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魏志·王肃传》云，“帝（明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材，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按，卫宏所记，每多虚妄（如谓太史公位在丞相上），明帝之语，有类小说，固不可遽信，然必东汉魏人不见景纪，然后可作此说，否则纵好游谈，亦安得无所附丽乎？子长没后三百年中，十篇缺亡，一旦徐广、裴骃竟得之，在赵宋以后，刻板盛行，此例犹少，在汉魏之世，书由绢帛，藏多在官，亡逸更易，重见实难，三百年中一代宗师所不见，帝王中秘所不睹，而徐裴独获之于三百年后，无是理也。故十篇无书之说，实不可破，而张晏所举，景纪外固无疑问，景纪之亡，则卫说、王传皆证人也。今本十篇之续貂俱在，清儒多因而不信张晏说，即《史记志疑》之作者梁君，几将史记全书三分之二认为改补矣，反独以景纪、傅传为不亡，是其疏也。今试分述十篇续貂之原，以疏张晏之论。
《景纪》 《景纪》之亡，有卫书、王传为证，无可疑者。然梁君曰，“此纪之文，亦有详于《汉书》者，如三年徙济北王以下五王，五年徙广川王为赵王，六年封中尉赵绾为建陵侯，至梁楚二王皆薨，班书皆无之，则非取彼以补也。盖此纪实未亡尔”。不知此类多过《汉书》之处，皆别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表》，惠景间侯者表中，记载偶有出入，然彼长此短，若更据《汉书》各表各传以校之，恐《今本史记》无一句之来历不明也。补书有工拙，此书之补固工于礼乐诸书，然十篇之补不出一人，讵可以彼之拙，遂谓工者非补书耶？且张晏举补者之名，仅及一纪一世家二传，未云其他有补文，则此十篇今本非出于一手甚明矣。
《武纪》 此书全抄封禅书，题目亦与自叙不合。太史公未必及见世宗之卒，而称其谥，此为其伪不待辩也。钱大昕考异云，“余谓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阙，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魏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
《汉兴以来将相年表》 梁云，“案表云，孝景元年置司徒官，不知哀帝始改丞相为大司徒，光武去大乃称司徒，孝景时安得有此官（此说自清官本始），又述事至孝成鸿嘉元年，殆自表其非材妄续耶”？按，梁说是也。此篇当是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参以太史公自叙，“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诸语敷衍而成者。其中竟有大事记，作表有此，本纪何为者？（又国除削爵亡卒，在他表均不倒文，在此篇独倒，明其为后人所为也。）
《礼书》《乐书》 《礼书》抄自《荀子·礼论》，《乐书》抄自《乐记》，篇前均有太史公曰一长段，容可疑此书仅存一叙，然礼乐两书之叙，体裁既与封禅等书不合，且其中实无深义，皆摹仿太史公文以成之敷衍语。即如乐书之叙，开头即是摹《十二诸侯表》叙语，然彼则可缘以得鲁诗之遗，此则泛泛若无所谓。是此两叙皆就《汉书·礼乐志》中之故实，摹子长之文意，而为之；今如将此两篇与诸表之叙校，即见彼多深刻之言，存汉初年儒者之说，此则敷衍其词，若无底然，亦无遗说存乎其中，更将此两篇与汉礼乐志校，又宜见其取材所自也。
《兵书》 今本目中题律书，然就自叙所述之意论之，固为兵书也，今本乃竟专谈律，又称道“闻疑”，强引孙吴，以合自叙，愈见其不知类。此篇初论兵家，次论阴阳，末述律吕，杂乱无比。汉魏入乐书多不存，惜不能就其所据之材料而校核之也。张晏称之曰兵书，盖及见旧本，颜书据今本律书驳之，不看自序文义，疏误之甚。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之来源，褚先生自说之，其文云：
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而解说之。
乃今本《三王世家》竟有太史公曰一段，且谓燕齐之事无足采者，为此伪者真不通之至。子长著书之时，三王年少，无世可纪，无事可录，故但取其策文，今乃曰其事无足采者，是真不知子长为何时人，三王当何年封矣（三王当元狩六年封）。
此篇“王夫人者……”以下，不知又是何人所补，然此实是汉世掌故及传说之混合，与礼乐诸书有意作伪者不同也。
《日者列传》 此书之补，褚先生曰以下者，应在先，司马季主一长段，又就褚少孙所标之目，采合占家之游谈，以足之者也。此篇中并引老子、庄子于一处，而所谓庄子者不见今《庄子》书，意者此段之加，在晋初，彼时老庄已成一切清谈所托，而向、郭定本庄子犹未及行耶？
《龟策列传》 此亦刺取杂占卜者之辞为之，“褚先生曰”以下，当是旧补（但直接褚先生曰数句颇疑割裂），其前一大段，及记宋之王事，又是敷衍成文，刺取传说以成此篇未缺之形式者，应为后来所补。日者龟策两篇文词鄙陋，张晏司马贞俱言之。
《傅靳周列传》 此全抄《汉书》者，末敷衍毫无意义之赞以实之。稍多于《汉书》处，为封爵，然此均见《史记》《汉书》诸表者。《周传》高祖十二年以緤为蒯成侯，在击陈豨前，然击豨在十年，《汉书》不倒，抄者误也。
综上以观，褚先生之补并非作伪，特欲足成子长之书，故所述者实是材料及事实之补充，且明题褚曰，以为识别。若此诸篇之“太史公曰……”者，乃实作伪之文，或非张晏所及见。补之与作伪不可不别也。褚补《史记》不只此数篇，然他处补者尚有子长原文，褚更足之，此数篇中有录无书，故补文自成一篇，张晏遂但举此也。故此十篇中有褚补者，有非褚补者，非褚补者乃若作伪然，或竟是晋人所为，盖上不见于张晏，下得入于裴书耳。伪书颇有一种重要用处，即可据以校古书。有时近本以流传而有讹谬，伪书所取尚保存旧面目者，据以互校，当有所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