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个人们说不完的话题，不仅仅是因为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这里被一风吹，留了几百年的辫子在这里没的拖，而且向洋鬼子看齐，男人留起了短头发--不情愿的老百姓讥为“和尚”--“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恰恰是在满人的王朝底下开始了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过程。
男人的“不缠足运动”
戊戌变法，容易让人想起的是康梁在政坛上的大嗡大哄，可是令我不得不说点什么的，却是让今人提不起劲的一件事。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政治变革。当时，甲午惨败后的中国，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志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思想启蒙到制度变革，从强兵富国到科举改革，大事要事急迫得挤破门，但是，你也许想不到，在那个火烧眉毛的当口，维新人士所热衷的要务，除了政治变法之外居然是妇女的“不缠足”。
“不缠足运动”是维新运动期间惟一火暴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运动期间，全国一共涌现了近百个各种名目的学会，无论哪一个都不及“不缠足会”那样红火且持久。康有为初出茅庐第一件“维新事业”就是组织“不缠足会”，虽说是拾洋教士的牙慧，也没什么人响应，但他对女人脚的重视可见一斑。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没断了为“不缠足运动”鼓与呼。在《时务报》耸动天下洛阳纸贵的时候，金贵的版面上常有“不缠足”的话题。开明的士大夫，从封疆大吏（张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时似乎都把“不缠足”当成了非办不可的要务。有些童生甚至连自家的考具上也贴上了“不缠足会”字样，考试都不忘为女人放足。
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健将，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当时中国站在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势必充斥着男性话语，在这些大男人眼里，放足无非是为了“宜家”、“善种”。问题是，在那个百废待兴，手忙脚乱的时候，一群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大男人，为什么偏偏对女人的脚这么感兴趣？
显然，众维新好汉当时的“理由”是不足为据的，什么放足可使“执业之人”增加一倍，从而“土产物宜亦增一倍，各处税务亦增一倍”（《湘报》第53号），什么不缠足以后“上纡国难，美人战亦援桴而来”（《湘报》第66号），当时有没有人信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现在信的人不会太多。中国下层劳动阶层的妇女，虽然绝大多数都被缠成了小脚，但似乎从来就没有闲着过，忙里忙外，甚至比男人干得还要多，近代纺织业，中外资本家所雇用女工，基本上依然是裹着一双小脚的中国妇女。娘子军的说法虽然自古就有，花木兰的形象尽人皆知，但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仗毕竟还是男人打的，再有多少国难，也轮不上女人“援桴而来”。
缠足的恶习实源于中国男人某种畸态的性心理。最早的缠足据说是出于南唐李后主，“李后主嫔窅娘，纤丽善舞，以帛裹足，令纤小屈上如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后经理学浸润，遂成风尚。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蓄辫和缠足两大特征受到了西方人最无情的嘲笑。当年，西方人搞所谓中国展览，总是忘不了将小脚和绣鞋摆在显著的位置，影响之深远可怕之极，直到今天，还会有美国人问中国来的学生，你们那里的女孩子还裹脚吗？蓄辫有关清朝“国体”，想动太难，而缠足却可以“革”掉的。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视之为不开化的“土人”，羞于“野蛮贻诮于邻国”（康有为语）。可是，遍地的小脚却成了这种“西方说法”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令国人欲辩还休。毕竟，像辜鸿铭那样强夸小脚的厚脸皮还不多见。
恰是急于抹掉这种耻辱印记的强烈冲动，才使得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之一的戊戌维新，被抹上了一笔“妇女解放”的重重油彩，尽管里面只是男人在张罗解放女人的脚，而被解放的女人对此并不热心。运动中人把“不缠足”上升到“保种”的高度，其实只是运动展开后的一种夸张性思索的结果。当然，作为运动的副产品，传统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莲（欣赏小脚）”性意识也受到了冲击，不仅维新人士视之为“轻薄猥贱之事”（梁启超语），就是开明一点的士人，也再难以以此为荣。在羞惭缠足习俗的现象同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也感到了羞惭。毕竟中国男人也是人，不仅历史不断有人对此恶俗表示不满，对女子的境遇感到同情，就是那些有莲癖的人，其实也知道缠足的过程相当残忍和不人道，自西方基督教大规模登陆以来，中国人尤其是士人对洋教在中国的行为做了地毯式轰炸的抨击，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几千份揭帖来看，竟然没有发现反击教会提倡不缠足的，好像大家有意约好避开这个话题似的，这种缄默说明缠足这个疮疤一旦揭开，中国男人实际上很难正视里面的不人道，连回击的勇气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大张旗鼓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提倡不缠足，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地用西方的价值尺度（包括审美尺度）移风易俗，的确开启了波及社会生活层面的启蒙，所以说，戊戌变法不仅有西学东渐而且也有西俗东渐的内涵，显然，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西俗东渐的推力更大，势头更猛。
光绪之死的公案
提到戊戌变法，总免不了要想起光绪，这位“大清国”末世坐江山坐得最长的皇帝，其实是个最可怜不过的人。如果不是西太后想在亲儿子死后还“垂帘听政”下去，选中了他人继大统，也许他的日子会好过得多，做一个优哉游哉的王子公孙，自然少不了几十年的荣华富贵。自打4岁入宫以后，这位原本就懦弱胆小，一听见打雷就浑身哆嗦的小皇帝，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超级“女强人”的阴影里。虽然不至于像有些人说得那样水深火热，但日子没有在亲爹亲妈身边好过是肯定的了。
光绪懂事以后，虽说还在所谓“同光中兴”时代的尾巴里，但已经又一次进入了多事之秋，列强虎视，外侮不断，糟心事一个接一个，如果他是刘阿斗、明禧宗那样的没心没肺皇帝也就罢了，可偏偏他又有那么点心气，不甘心做个吃饱了什么事也不干的皇帝，但是身为“九五之尊”的他，就是什么也说了不算。好不容易西太后挪到了颐和园，手松了那么一点点，皇帝身后的帘子没了人，戊戌变法，刚刚说了几句硬话，转瞬之间就被关进了四面环水的瀛台，过起了以泪洗面的日子，长叹“吾汉献帝不如也！”光绪的老爸醇亲王奕譞看来真是有先见之明，当年他一听说西太后要立他儿子为皇帝，就立马昏倒在地，人事不省，让在场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他得了恩宠还装蒜。
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很多人都怀疑是西太后害死的，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因为他们俩人的死期实在是太巧了，光绪不多不少正好先西太后一天死去，没法让人不起疑心。当然，断这场历史公案，把西太后定为谋杀犯，必须有证据，可惜这种证据目前还没有找到，而当时的现场又根本无法还原。但是，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断定西太后无罪呢？当然不。有位曾经在光绪病重期间给他看过病的医生，写过一本非常薄的小册子《德宗请脉记》（光绪庙号德宗），虽然写得恭恭敬敬而且结结巴巴，还是透出了不少消息。
首先，光绪即使在病重期间，依然被“两宫”政治交恶的阴影笼罩着。小册子写道，由于“两宫意见素深，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显然，光绪认为自己的病是因长期囚禁导致的肝郁，而西太后则倾向于说光绪的病是自家的先天不足肾亏。所以，他把脉时就不敢实话实说。虽然两宫各执一词，但说了算的毕竟是西太后，光绪不愿意人说他肾亏，很可能是不少医生都秉太后的旨意说他肾亏。其实，做了多年的高级囚徒之后，肝郁倒更接近光绪的真实症状。看病必须考虑政治因素，这个病也就没法好好的看了。
其次，即使在光绪病情加剧之时，他的病也没有被认真对待过。给光绪看病的人被分成几拨，各看各的，“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加上又不敢说实话，不是顺着西太后的意思胡乱对待，就是开些不痛不痒的方子应付了事，以至于药方里居然有葡萄酒、牛肉汁和鸡汁，近乎《红楼梦》里王道士开的“疗妒方”。给光绪用的药，也属“假冒伪劣”之类，一次，光绪居然从药里拣出了蛀虫。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发生在皇宫大内里的事情。
更进一步，凡医生给光绪开的药方，如果对症了一点，那么就有可能被人改动。当医者第一次开方之后，光绪不仅自己反复叮咛不要改动，而且还派太监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改。如果不是以前方子屡屡改动，我们实在想像不出为什么光绪会这样做。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西太后实际上就是在借为光绪看病之机，行谋害之实，药不对症地胡治乱看，使得光绪的病越治越重，起初不过头晕，“既而胸满矣，继而腹胀矣。无何又见便溏遗精，腰酸脚弱”。这位过度虚荣的老太婆实在不情愿让自己死在光绪前面，不甘心让光绪在她死后翻戊戌的案，使她蒙垢青史。西太后心里明白，戊戌的事错的是她，而不是光绪，她实行的新政，实际上就是当年变法的翻版，不过这老太婆政治可以抄袭，却死活不肯认错。她还明白这样一条中国式的道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在政坛上谁靠的时间长，谁就是胜利者，至少是暂时的胜利者。但70多岁的她想靠过不足40岁的光绪的确是件难事，公开地废黜或者干脆干掉光绪，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反对的人太多，根本行不通，没办法，只好来这慢法子。当光绪病情变重时，她感到有可能要赢了，于是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向全国广征“良医”，一方面依然实行“胡治工程”。名义上是昭示她的“慈心”，其实不过是为了告诉世人，光绪要不行了，而且不赖我。
然而，她和光绪这30多年的差距却也非同小可。事实上，光绪病重之时，她也病入膏肓了，但她却根本不肯承认。当一个找来为光绪看病的医生，偶尔看了一下她的脉，诊断说她有糖尿病（消渴）时，老太婆勃然大怒，硬是逼着人家改口，说消渴乃口渴之误。其实，她不仅有糖尿病，而且还一口气拉了两个多月的痢疾。老太婆嘴上虽然不认账，但她心里其实非常清楚她自己也没几天好活了，她只是凭着一口气硬撑着。当光绪还没咽气的时候，她就让人到光绪处穿素服，而到她这儿要穿吉服，她委实太希望光绪死了。终于，拉了两个多月痢疾的老太婆竟然靠死了37岁的光绪，当得知光绪确实病死的消息之后，这个“意志顽强”的老太婆一口气松下来，终于拉完了她最后一泡稀屎，“凤驭宾天”，追着她的亲外甥到阴曹地府打政治仗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竟然在两天之内，一前一后撒手归西的缘由。
这桩公案，陪审团裁定，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有罪。
被燎掉的大胡子
同治五年(1866)一开春，已经被各地民教纠纷搅得焦头烂额的总理衙门，迎头就碰上了一件“爆炸性”的教案，法国公使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提交抗议照会，说是就在直隶的宁晋县发生了一起恶性教案，法国传教士艾清照被该县双井村村民张洛待设计陷害，以火药轰伤，“几至殒命”，而宁晋县政府有意袒护凶手，竟然放纵不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查明此事，严惩罪犯以及有关官员。
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由于拥有天主教的护教权，加上挟刚刚战胜之威，在所有的教案中总是特别的蛮横，动辄派来炮舰以武力威胁。总理衙门自然知道洋人的震怒意味着什么，随即致函要求直隶总督官文务必查清此案，给洋人一个说法。由于总理衙门是由当时权势正盛的恭亲王奕领衔，一向善于看风使舵的直隶总督官文自然不敢含糊，他和按察使张树声立即派人查案，并亲自督办。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这场在法国公使眼里蕴涵着莫大阴谋的害命大案，原来竟是一场带有喜剧色彩的误会。
据此案的卷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同治四年(1865)八月间，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农民张洛待的17岁的二儿子张书琴不知怎么就中了邪，成天介弄神弄鬼，一会儿说晚上有女鬼陪他睡觉，一会儿又说有仙人把女鬼赶走了，但要把女儿许给他，还弄出了两张画着不知什么东西的纸片，说是仙人给的信物。张家在双井算是个富户，不仅年年余钱剩米，还有能力开个家塾，请了先生在家教二儿子念书。张洛待自家虽然没有挣上一个半个功名，但却是本村乡绅刘洛明副榜老爷的女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所谓的副榜，就是省试（即举人考试）正取之外的副额，人称半个举人，但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只是在名声上比秀才高半格。所以说张家在当地说不上是有钱有势，却也处处让人高看一眼。满心指望二儿子读书用功，挣个功名，也好光大门风，所以虽然早就给儿子定了亲，但为了让儿子安心攻读，所以放出话来说是要等到儿子满二十岁再行迎娶，可是眼下儿子神神鬼鬼地闹，老师散了学不说，把个家也搞得鸡犬不宁。于是，张老先生决定提前给儿子迎娶，按民间的习俗，“冲冲喜”也许就能把邪给冲走。
说也奇怪，一听说老爹要给自己娶亲，张书琴竟然真的安静了许多。而张洛待反而担心了起来，一面张罗着迎亲事宜，准备彩礼，安排花轿，还从本村开杂货铺的阎胖子手里买了几斤火药，等新娘子进门放铳好用，一面又害怕万一迎娶的当口儿子犯了毛病，丢人现眼不说，把婚事给搅了可就麻烦了。于是就跟人嘀咕，想要请个法师驱邪。也是合该有事，与张洛待交情不错的同村人信奉天主教的李洛来一直把儿子送在张家家塾读书，家塾散了，儿子读不成书，所以对张书琴中邪的事他也很关心，见张家想请法师，就出主意说他们外国神父很灵验，教民们从来不沾染邪祟，不如请神父来念经驱邪。张洛待动了心，答应让李洛来去请。
然而，李洛来应承下来之后几天没有回音，说话间已经到了同治四年的十二月初五，这天晚上掌灯时分，法国神父艾清照突然由几个教民陪着来到了张家，仓促之间，张洛待有点措手不及，慌忙点起一支蜡烛将教士一行迎到了儿子读书的“学房”，却忘记了房间的桌子底下还放着放铳用的火药，为了让蜡烛亮一点，他习惯性地剪下了蜡花然后随手一扔，转身出去安排茶水，哪知刚刚迈出门口，就听身后一声巨响，火起烟冒，外国神父和几个教民被燎得狼狈不堪，满脸烟火，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火苗，一边往出跑，嘴里还大声咒骂着。
第二天，被烧着了的教民一纸诉状，将张洛待告到了县衙，说他设计谋害外国传教士。宁晋县令汪显达像大多数心存“模棱”的地方官一样，碰上麻烦的案子就想给它模棱过去。他提来了原被两造，看验了艾清照等人的伤处，发现洋教士虽然胡子被燎掉了大半，脸也有点灼伤，衣服被烧了若干洞，其实并不严重，其他的教民被烧的情况也差不多。当堂审问被告，张洛待一口咬定不知道火从何而来，汪县令居然也就不再追问，要张洛待给被告赔偿烧坏的衣服和负担医疗费，然后宣布退堂。教民金池兰不服，大声抗议，汪县令喝令掌嘴，于是金教民就挨了若干个嘴巴。如果汪县令知道，这几个嘴巴，后来居然断送了他的前程的话，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将手中的令签扔下去的。
本来，洋教士虽然被燎掉了赖以跟中国人区别的标志之一的大胡子，但并没有像那几个教民一样暴跳如雷，七嘴八舌断定张洛待是存心要谋害人命，告官的主意也是教民出的，而且由教民出面的，可是汪县令的模棱断案和打狗不看主人的掌嘴，却激起了他的无名“洋火”，一个小报告通过主教打到了法国公使那里，事情就这么闹大了。
为了给法国公使一个交代，由省里派下来的“委员”们不再敢模棱，提来了所有与此案沾边的人，经过一番刨根问底的审讯，大概还伴些雷霆手段，很快就弄清了案情，不仅张洛待招出了火药的由来，而且张洛待儿子张书琴也坦白说他的弄神弄鬼，其实是为了让父亲早一点给他娶亲故意装出来的把戏，连那两个鬼画符的纸片，也是按小说《玉匣记》里的东西照猫画虎搞出来的。显然，对于这个农家子弟来说，才子佳人的小说要比四书五经更有魅力些。
故事到这里，按理应该结束了，然而却拖出了一个有点悲惨的结局：张书琴被“杖一百，流二千里”发配回疆（即今天的新疆）“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张洛待“杖六十徒一年”。宁晋县县令汪显达也被“交部议处”，结果不问可知。
这个貌似平淡而且近乎乏味的教案，没有死人，没有人抢东西烧教堂，洋人也没有因此而开来炮舰卸下炮衣，却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因为它有点像一只扎眼的“白乌鸦”，令许多研究这段中西冲突史的人们为难。
在中国的天主教洋教士竟然也热衷于驱魔祛邪，这多少让某些研究者感到意外。按一般的常理，驱魔法这些功能应该是中国本土宗教才具有的。而西方来的洋教给人印象是不提倡至少不擅长此道的，怎么会突然间冒出来个洋教士为人祛邪呢？其实，在案发当时，连直隶总督官文都有些不解，在此案的案卷里可以发现在他先后两次提及“天主教向无符咒及作法驱魔等术”，显然，他是将此视为此案的疑点提出的。在我们有些研究者眼里，近代西方的基督教往往是与科学和先进联系在一起的，从利玛窦时代开始就是如此，我们念念不忘往往是利玛窦带来的欧几里得、世界地图和三棱镜。那么，此案中的洋教士艾清照的行为是不是可以用特例来解释呢？显然不是。不少由中国的天主教教会自己编的文献如《拳时北京教友致命》，记载了许多教士和教民搞的驱魔驱鬼活动，而且往往是由于中国本土的僧道和术士法术不灵的时候，西方教会的把戏才冒出来，而他们的成功，往往会拉动一批老百姓入教。教士艾清照所做的，只不过是重复了他的同事干过的事情。
无疑，驱魔祛邪属于巫术和半巫术的行为，天主教的确不精于此道，但是，任何宗教无论是其形态如何完备，总是难以完全清除巫术的痕迹，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中，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主观上就没有与过去的巫术痕迹划清界限，其现代气息本来就有限。而中国农民的宗教价值，从来都是有用才信的实利主义的，加入天主教的教民，其实也不例外，发展新教徒，更是需要凭借一些实际的“神效”来吸引和招徕。正因为如此，天主教才会频繁地进入传统的半巫术领域，而这个领域所辐射的功能，恰恰是中国农民对所有进入他们视线的宗教所期待的。不错，天主教不像佛教和道教，没有专门的驱魔仪式，但是他们可以用诸如念经和洒圣水这样简单的仪式来替代，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的考虑无疑是传教对象的需要。因为这种来自中国传统的强大需要，往往是他们能否在中国农村站住脚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洋教不自觉地中国化的结果。双井村教民的推荐洋教士和富户张洛待接受推荐，归根结底都是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工具价值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火药爆炸的意外，很可能双井村从此至少会添一户教民，事实上当洋教士艾清照和教民们明白了自己原来是在见鬼，其实错怪了张洛待之后，他们的确对这场官司有些后悔，案卷上记录的洋教士的“口供”虽然没有明白地表露出来，却也不乏悔意。
这个教案的案卷给我们透露的另一个消息，就是中国农民对于基督教在文化上的抵触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大，即使是乡绅，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对基督教天然的反感。富有的农民张洛待可以与教民是好朋友，他们的儿子在一起读中国的圣贤书，准备将来的科举考试，而本村的绅士、张洛待的岳父副榜刘洛明对此事也不反对，甚至当女婿要请洋教士来驱邪时，他依然“没有理会”，当然更谈不上出面阻止。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地的乡绅不像南方那样有威信，不可能对乡村事务事事干预；一是天主教的进入，还没有构成对当地乡绅权威的实质性威胁。在我看来，更有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乡绅的权威应该还是有的，他们所具有的政治与文化权威看来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挑战，此案的了结，官府还是借助了他们参与。信教的李洛来和不信教的张洛待，他们的儿子在一起读圣贤之书，日后可能还会一起走乡绅们走过的科场之路，虽然一个信仰外来的天主，一个迷信本土的神仙，可要背诵念熟的却是一样的“子曰诗云”，关键是俩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天主教限定在传统认定的领域，事实上是将天主教看成了本土宗教更具灵验的替代。
但是，如果说在此案发生之前双井村一带的乡绅的权威和乡村固有秩序还能维持的话，那么从教民告官的那一时刻起，这种权威和秩序就开始被破坏了。按乡村社会的惯例，发生纠纷首先要经过亲族邻里乃至乡绅的调停，实在调停不了了，再进入法律解决的程序，调停不了那是乡绅的权威和能力的问题，而经不经过调停则是对乡绅权威和乡村秩序的尊重和承认的问题。教民在被火药烧了的第二天就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官府，不仅没有打算经过调停，甚至不给乡绅以及乡里宗亲过问的机会，不管是由于什么理由，都明白地蕴涵着对固有乡村秩序的挑战。也就是意味着，当教民们自以为遭到了迫害时，有别于原来的乡村秩序中心的另一个中心就浮出了水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当人们以为施与他们迫害的是与乡绅有紧密关联的一方时，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求助原来秩序中心以外的力量。一般来讲，农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此下策，而此案中的教民显然是过于轻率了。可以想像，在此案结束之后，张洛待一家很可能会由对天主教的亲和态度变成敌对，与他有关系的亲族和乡邻以及被教民们冷落的乡绅们，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不言而喻，一个局部的民教对立的时代就会由此而到来了，我们知道，宁晋县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相当热闹的地区之一。
遍翻此案的卷宗，我突然意识到，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最在乎和最有敌意的其实是清朝官方。基督教的开禁，是在西方列强的炮口下被人强按头的结果，这口恶气当然是官府方面的肚子里比较的多一点，是气总要出一点的，逢着民教冲突官府总是有意无意往往向着民方，惟洋人之命是从的情形一般是义和团闹过以后的事，而19世纪60年代，各地官府大凡遇到民教冲突案件，还是以偏向民方的居多，虽然事情闹到北京以后，在西方武力的压力下，最终往往会以民方的败诉告终，但在案件的初始阶段却往往相反。在福建江西等地，居然还出现过由官府出面操纵的所谓教案。在双井村的案件中，县令汪显达居然连火是从何而来的这种最基本的案由都不愿意追问，就糊里糊涂地结案。当然有张洛待打点（贿赂）的可能，但更可能的是县令出于保护本地乡绅富户的本能（别忘了，张洛待还有一个副榜的岳父）。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当案情大白，当事的教士和教民都无意再追究时，官府却对这件本属于平常的民事纠纷的案子痛下杀手，竟然把张家父子依“妄布邪言”和“汤火伤人”之罪，“加一等”处罚，判刑的判刑，流放的流放，而且这种加重处罚绝非洋人的意思。（如果此事在平时，就是惊动了官府，顶天了也就是赔些钱算了，也就是说，即使按清朝的法律，这只能是个民事赔偿的“细事”，断然不会有人因此而被判罪。）而在同时期，同样惹出外交麻烦的教案，对民方较重的处罚都是在西方的直接压力下做出的。张家父子的遭遇，并不全是因为他们给官府找了麻烦，惹来了外交纠纷（惹起外交纠纷，其实主要责任应该汪县令来负），更重要的是由于张家对洋教中人的友好和信任的态度。清朝政府从来对于非正统的宗教怀着一种强烈的政治戒备，对民间非法宗教如此，对基督教在华各派更是如此。虽然在各个时期和各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庚子以前，官方的遏制政策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正是由于遏制政策的屡屡受挫，才使得相当多官员对基督教积怨甚深，实际上只有官方的遏制政策与乡村的乡绅以及农民和教会教民在文化和具体利益的冲突纠葛到了一起，两者交互作用，教案才会愈演愈烈，才会有义和团运动那种排外（主要是排教）的浪潮。也可以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就是遏制心理的大宣泄。
过分强调晚清教案的文化冲突意义，在今天看来应该是有些问题。认为晚清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纠纷不断，冲突连连，主要是由于文化上的阻碍，显然不好解释为什么在基本文化因素并没有根本改变的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却会以惊人速度扩张。中国农民包容性极强的宗教观念，往往会在实用的尺度面前遮蔽了文化的冲突，所以，晚清教案的发生不大可能多是文化冲突所致，无论如何，教案的政治因素还是第一位的，不过，这种政治因素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我们某些主流历史学家所力主的“反帝爱国主义”，而是清朝官方政策的直接和曲折的反映，至少，在庚子以前是如此。
洋教士的大胡子碰到了中国古老的发明--火药，究竟为什么发出火来其实还真的需要琢磨琢磨才是。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1999年该纪念的事情似乎特别多，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但是有一个纪念是我们大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的，那就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似乎法定的纪念是在明年，其实那是运动失败的日子（1900年），真正兴盛是在1899年。近代中国发生许许多多的大事，要问哪一个对西方人影响最大？恐怕只能是“义和团运动”。至少在当时，由于闹义和团并且攻打外国使馆的缘故，中国真正成了西方大小媒体加上平头百姓关注的热点。据说世界著名的记者爱伦堡小时候，曾经在学校里组织“义和团”，手抡皮带到处吓唬人。
一百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京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大刀的义和团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红灯照”和“黑灯照”（据说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跟男人一样抛头露面。大家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血腥味。义和团那个时候要算是天底下最威风的人，可以横着膀子走路，碰着朝廷大小的红顶子蓝顶子，都叫他们下马下轿一边站着，看着不顺眼的，一把拉走就上神坛，三炷香一烧，如果黄表还不升起来，那么这人的脑袋就可能要掉。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如果不是信了神术，中央（西太后老佛爷）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跟着起哄，按现在的话来说，“刀枪不入”的神术，就是义和团的主打广告。这种神术，一来现代科学不支持，有“封建迷信”之嫌，二来它们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也没顶事儿，三来也影响义和团的正面形象，所以在建国以来林林总总的研究著述中，这种在实际的义和团中无所不在的神术竟然被避讳掉了。或者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一句不提，史学“为贤者隐”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地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将之“发扬光大”了。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现的，但是好在事情过去了才一百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回忆也留了下来。现在探讨起这个问题来，还不算难，分析起来，当时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搓，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的练成“铁布衫”功夫的能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其习法时，贫者不受贽仪，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篆，其符字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业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吹遍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之夜即能御刀，谓诵久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饮刃也”。像这种夜半受业，燃灯焚香，供井水，念咒吞符等等烦琐的仪式，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穷，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实际上，这不过是传业的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运气得当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说，“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刀往肚皮上着家伙，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人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而且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蹿得远等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运气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弗雷汉所描绘的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智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神降之后，尚自知觉，不致昏迷也”。更有所谓“缘体者”，“谓与神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实际上，后两者的什么“明体者”、“缘体者”，都属于状态不佳的，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不了往里掺和，原本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做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就记载了一次拳民在山海关“魔术表演”。据他的记载，那场景还是相当轰动的：“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如归市。”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表演，结果却很扫兴，偏有不捧场的高人当场拆穿了戏法，原来是开枪者预先暗将“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充作枪子，开枪时，面丸化为青烟，而受试者手中先藏有铁丸弹子，这边枪一响，以快捷的手法，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
应该说，这四种“刀枪不入”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迹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现“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当时举国上下却对此相信得一塌糊涂，甚至当洋人打进来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在洋枪洋炮面前接二连三地失灵时，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真有“刀枪不入”那么回事。当时一位在华的英国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他的中国仆人即使亲眼见到了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向前冲锋，最后饮弹受伤毙命的过程，还依然坚持说这些人不是真的义和团，而真的义和团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的。最为可笑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人们，按理是明白他们的“法术”并不是真的，可是当整个社会从老佛爷（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时，反过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倒有点糊涂了，或者说昏了头，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枪不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屡屡有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二师兄跑到有洋枪的清军那里，要求当场演示“刀枪不入”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让人家用洋枪往上打，不打还不行，当然，这些“勇士”们个个都被当场打穿肚皮白白送了命。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广出告示，大肆招摇，预定时间在集市上公开演示“刀枪不入”的法术，而且这种演示不是骗人的招法，而是真枪实弹的真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人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好汉当场毙命。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戏弄昏了自己，何至于把人招来看自己丢命出丑。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这种事情看来并不奇怪，至少在中国不奇怪。当一种病态行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时，而且又不断地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持，其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力，可能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会对一种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此的虔信，而且是举国若狂的虔信，其实是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人愚昧、落后和迷信来解释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以务实求验很理性的另一面。子不语怪力乱神，老百姓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平时信神信怪信巫术，大多在病笃乱投医，急来抱佛脚的时候，太平无事的时候，除了胆小害怕的老太婆，谁也想不起彼岸世界的神神怪怪。“刀枪不入”的神话之所以如此流行，当然前提是中国老百姓毕竟是有相信神话的传统。他们多多少少是信神的，无论是庙里供泥胎，还是戏台上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神仙鬼怪，都对他们有莫大的影响力；他们也可能相信巫术，有病有灾，当问医求药不灵的时候，他们会请巫婆神汉来跳神禳邪；更重要的是，一向有实际功效的气功对他们也很有吸引力，而且气功在经过和尚、道士以及民间教门的法师们的中介传播过程中，已经与这些职业半职业的宗教家的“教义”和“法术”难分轩轾。所以，当气功和硬气功带有“实效”性的面目伴随着神巫的气息出现的时候，人们自然乐于相信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真有点像是民间神秘文化的大集合，团的组织分八卦（乾字团、坎字团之类），连服色也跟九宫八卦有牵连；自称“佛教义和神团”；练功上法则称“安炉”；降神附体又是巫术，所附体的神灵却又不是巫婆神汉们喜欢的狐仙鼬怪，而是“大教”（老百姓管官方承认的佛道两教称为大教）的正神，在加上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符、咒和乩语，经过这些虽然粗糙但却有效的保护色的层层涂抹，没办法不让老百姓掉进去出不来。
尽管有着如此浓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后中国近乎绝望的情势，也不会出现这种朝野皆狂的错乱局面。从义和团身上，满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种能够可以抗衡西方力量的东西，从精神上的民心士气，到灵界的“刀枪不入”。这一部分士大夫其实是处于落后和先进之间的状态，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走向。此时的他们，对于“刀枪不入”其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既然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在维新变法中获取抗衡西方的力量，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下九流”了，他们实在是太想把洋人赶出去了，几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中国人受洋人侵略，被洋人欺负，这是中国上层下层共同的感觉，没有上层的掺和，老百姓当然也会闹“刀枪不入”，但闹到举国若狂的分上，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义和团之前和之后，“不安分”的农民都在玩这种把戏，前面有各种教门起义，后面有红枪会和神兵，有点现代史常识的都知道，红枪会和神兵，喊着“刀枪不入”，抵抗过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共产党。然而，士大夫的鼓励，却使得“安分”的老百姓也加倍地如痴若狂，因为从骨子里，老百姓还是相信那些“知书达理”的读书人的。
在西方人当时的记录中，真正给他们的大兵造成损失和麻烦的，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在那部分起了作用的义和团的抵抗中，也依然是拳民们收罗来的洋枪，那些随身的武艺和勇敢精神。“刀枪不入”的神术，除了在战前会起到点宣传表演鼓舞人心的用处外，在战时几乎是一无用处，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让人连应有的勇气也丧失掉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如果在场的义和团真的拿出点不怕死的劲头来，一拥也就拥进去了，最多牺牲几十位好汉罢了，后人编义和团的历史，至少又能添上个“某某大捷”。
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一块淹没在了血泊里，从此以后，至少士大夫最后一点抱残守缺的传统依恋被扫掉了，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的士人，很少有人再会相信人的肚皮会抗住洋人的洋枪。似乎可悲的是，在安分的老百姓中竟然也开始流行恐洋病，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本世纪20年代，流氓出身的军阀张宗昌，收罗了一群白俄兵，每次开战，只要高大而且金发蓝眼的白俄一冲锋，对方就会如鸟兽散。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可惜，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些。
一百年过去了，国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在今天尽管一干有“功夫”的人推陈出新，敢说能让导弹改变轨迹，使物质改变分子结构，甚至把地球给毁了，但再也没有人自称可以“刀枪不入”了，更不用说当众演示当场试枪了。
世纪末的看客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了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上个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的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真是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场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拣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拣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都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