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变幻的历史记忆
恰是一百年前，把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大都市搅得天翻地覆的义和团，在几个月内演出达到了高潮，随即谢幕。义和团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最直接的后果有三个：一是让本来就被甲午赔款困扰，穷得快要当裤子的中国人又背上四亿两白银的大赔款；二是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次有了外务部；三是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外国军队有了“合法”的驻扎权，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大兵多到了可以打一场战役，而天津按条约规定，只许有外国军队而不许中国军队驻扎。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七七”事变时，既然日本还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就是说还没打进山海关，二十九路军为什么会在北京南面的卢沟桥与日军打起来？前一段时间很畅销的一本书《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作者，在日本与众日本中学生辩论卢沟桥事变是谁先打第一枪时，难倒众日本中学生的法宝其实也是这个问题。从根子上追，都与义和团有点关系。当然，义和团事件的后果也不尽是惨事，庚子赔款支付了没几年，美国人退回庚款，于是有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后来变成了清华大学。
在20世纪初，对于正在学习西方自觉追求“文明”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义和团的存在和发生无疑是个耻辱，一个让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耻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少人乐意谈“拳乱”，回避这个事件，无疑有讳言家丑的意思在内。自庚子以后直到辛亥革命，中国追求“文明”的自觉显然更加强烈了，一时间在市民们中间“文明”满天飞，看的是“文明戏”，戴的是“文明帽”，手里还拿着“文明棍”，连跟洋人叫板抵制洋货也自诩为“文明排外”，说到根上这都是叫义和团事件刺激的，大家无非是用自己模仿西方的言行举止的行为跟义和团的“野蛮”划清界限。辛亥以后虽然渐渐的这种“追逐文明”的热潮开始降温，但是只要知识界与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亲和感尚在，向西方学习的基调没有根本改变，人们就不会对义和团以及义和团的研究有太大的热情。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义和团在知识界所代表的意旨就是与文明相对应的野蛮，而其内含的另一种象征中国本土文化对西方侵略的反抗的意蕴，基本上被遮蔽了。
实际上，知识界对义和团的否定，大体上还是一种手段层面上的否定，即由义和团手段的落后愚昧进而否定义和团本身，至多否定到义和团的某些行为，比如说滥杀无辜，从劳乃宣、袁昶开始就是如此，康梁诸人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即使是中国进步的知识界尽管在嘴上将义和团视为耻辱，但在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将之打入冷宫，对西方侵略的文化与实体性反抗的冲动，并没有因这场运动的彻底失败而消失。直到后来，甚至在引进学习西方文明最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当一战结束中国跟在协约国后面充当了一回“战胜国”的时候，先进的文化人在大骂义和团的时候，却跟北京的市民一样，十分热衷于拆掉克林德碑--由于义和团的“野蛮”，杀外国使节而导致的耻辱纪念。
随着知识界的更新换代有了模样，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成了点气候，由西式理念构架的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就滋长起来，这对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是一样的，反对西方宗主国的知识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由宗主国教育和装备起来的。其实不仅仅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缘故，一个古老的民族一旦产生了新的觉悟，就不大可能总是自甘末流，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先生”的强横与傲慢与实体性的侵略一样可以引起“学生”民族主义的愤怒。当然，这种愤怒的内涵其实并不一样，在被后来的史学家盛赞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一面高喊着“打倒列强”的口号，路过美国使馆时却起劲地向里面欢呼致敬，显然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国会演说对弱小国家的亲和之意。而当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对华表达了全然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友善信息时，也同样赢得了知识界相当多人的心（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大可能清晰地辨别这种信息到底是不是权益之计）。这两件事像是某种宿命的象征，从那时以后，以对美英和对苏俄的态度为界，知识界划出了一条不甚清晰的右翼和左翼的线，虽然两者的民族主义诉求都是非常清晰的。
左翼知识界与右翼的不同，还在于拥有一套反对帝国主义的全新话语和行动模式，一旦某些“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并掌握了这套话语和模式，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就再一次被唤醒了，那个曾经将义和团贬得一文不值的陈独秀在后来的共产主义面目的《新青年》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为他过去骂过的东西唱起了赞歌。接踵而至的反帝运动中，发动组织者对于行为是否“野蛮”的担心消失了，而这种担心在民初的“抵制洋货运动”中几乎成了组织者的梦魇，但是义和团的梦魇却一次次出现在在华的西方人的梦中，以至于有些人显得相当神经过敏。自然，由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埋头动员从前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农民从事一场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在现实的革命中被唤醒的义和团记忆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相应的回应。事实上一直到大陆解放，学术界对义和团的关注相当少，总共加起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研究著作和少量论文。关于义和团迷信、滥杀和盲目排外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于知识界的记忆中。
解放后，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理所当然地被并流到了营造新型意识形态的洪流当中，从前颠倒的历史被要求再颠倒过来，重新肯定义和团很快就被推上了议事日程。显然，这首先是因为在近代两大农民起义中，太平天国的历史并没有被“颠倒”得太厉害，肯定太平天国，不仅亲共的学者做得到，亲国民党和非共非国的学者都做得到，而且也这样做了。义和团则大不一样，关于它“不光彩”的印象似乎在人们心目中留得太久了，人们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弯来。但是，新政权重建新型意识形态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建立历史价值中的下层取向，即牢固地树立人民群众的正面的反抗性形象，并赋予价值观的意义。一是清算历史上西方侵略的罪行，将日常的对于西方侵略的印象与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反帝意识架构。无论从哪一点上讲，义和团都是最合适的翻案文本，“说事”的话题。特别是由于美国抗战以后的扶蒋反共，以及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美国成了中国乃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敌人，而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八国联军入侵，基本上算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惟一一次和美国人的正式交手，所以更富有特别的意义（在朝鲜战争期间，这种意义就更加明显）。
所以，无论早年毛泽东对胡适有多少好感（早年的毛受胡适的影响很大，据说毛之所以不出国留学就是受了胡适“不留学主义”的影响，而且胡适对于毛办的《湘江评论》也曾大叫其好），也不论胡适实质上不过是个中共并非不能容忍的民主主义者，而且大陆解放后并没有去台湾投靠蒋介石，更不管争取这样一些观望分子的统战需要，毛泽东还是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全面批判。因为不彻底清除胡适的影响，对于完成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是有碍的。事实上，批判和清理知识分子中的崇美思想、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重新兴起的义和团再评价热潮几乎构成了一个系统工程，通过这个工程，历史学为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这其中义和团的“研究”著功厥伟，作为一种几乎是从头开始的“历史研究”，而且是做翻案文章，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并“定调子”的前提下，它被注入了一种从前的学术界不好想像的革命语式，而且以革命的形式进行。今天的学者也许很难想像，那个时候的义和团研究文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惊叹号，那么多好像是在面对面斗美国佬似的频频质问，为什么大家在揭露批判八国联军侵略行径时单单揪住美国人不放，相对来说反而将祸害中国人最厉害的德国和俄国人放在了一边？在整个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很难再有地方比义和团研究更直接和不加掩饰地使用着革命语式，充斥着革命的激情，研究者在许多方面甚至已经越出了毛泽东的定性，考证出义和团原本就有一个有造反传统的出身--白莲教系统的民间教门，在研究中，景廷宾的“扫清灭洋”凸显了，原来面目并不清晰的义和团领袖高大了，连红灯照都说成是妇女解放，从而赋予了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直到今天，北京大学的一位显然是有些天真的老教授还著文指责当年的某些大牌的史学家，在论及义和团的时候，为了给义和团脸上贴金，居然违背历史常识，不惜颠倒顺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其实，当时的大牌史学家是明白自己在于什么的，对于后来被人挑出的错，他们在当初就很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说，历史的记忆再次被大规模唤醒的时候，已经被注入了一种没有多少历史感的内容。义和团基本上变成了声讨美帝国主义最适宜的话题，起的是动员群众，激起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现实的政治需要已经成了义和团研究的目的。事实上过了并不太久，“文革”中义和团接着又被赋予了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封资修”造反的新寓意，团民的打砸抢直接地为红卫兵的打砸抢做了注脚，化为现实行动的历史的依据。戚本禹的文章虽然让许多研究义和团的人感到受不了，但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逻辑来看，这种极端行为其实在前面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脉络可寻。
与知识界这种变幻的记忆相反，民间关于义和团以及相关事项的记忆则十分单一和持久。义和团之后，留在中国人记忆深处最强烈的刺激莫过于八国联军，不仅老北京张口闭口八国联军，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也习惯于将过去几乎所有的西方罪恶都算在八国联军头上。还是三年前，一次我在圆明园闲逛，偶然发现在许多石头上刻着“八国联军，血债血偿！”、“八国联军，还我圆明园！”和大量八国联军再配上国骂之类的“到此一游”式的东西，因为好奇，我又接连问了十几个游人，结果80%的人都认为圆明园是八国联军烧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绝非陌生的史实，不仅教科书上讲，宣传品上有，还有电影电视剧和小说专题反映（人们难道忘怀了刘晓庆的卖力表演？），竟然还会出现如此的张冠李戴，看来历史记忆的成见力量之大绝非我们这些书斋中人所能想像。参加过义和团的人，在庚子以后，虽然也有少数像《知堂回想录》里记录的为钱玄同做车夫的那个前义和团大师兄，认定“人家的菩萨灵”而入了天主教的，但是更多的人连类似的功利似的改变信仰也没做到，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们，依然相信类似义和团那种半巫术半宗教式的仪式的魅力，甚至相信如果义和团能够保持道德上的纯正，不抢不夺，就是可以刀枪不入。北洋军阀时期华北大地兴起的红枪会，玩的依旧是喝符念咒，刀枪不入的把戏，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们死在北洋军阀、日本人、国民党甚至解放军枪下的人，绝对要比义和团死在八国联军枪下的多得多。直到解放后，那些当年义和团兴盛之地的老人，依然用当年的话语，讲述当年的故事和神话，而且津津有味。其实，用不着把话拉得太远，就是在不久前，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兴起了一潮又一潮的气功热，从前的神话再一次改头换面，由于换得太粗糙，除了一个科学的面纱之外，竟然还是那副半巫半神的老面皮，类似曹福田、张德成（义和团首领）这样原本很边缘的小人物，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套两成自创加八成抄袭的功法，再加上一个或几个秀才的捧臭脚，就可以与上面的大人物相往还，再用这些大人物的题词（如果没有，用与大人物的合影也凑合）捞取更多的办班费、书费、“诊费”……我绝不是说这些新一代的大师们眼睛里只有钱，如果上头号召或者提倡的话，我敢肯定会涌出许许多多的气功师、气功军、气功集团，高张爱国主义大旗，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其实用不着血战，不是有宣称可以发功改变导弹轨迹吗？不是还有人可以以功力毁灭地球吗？那么改变战争进程或毁掉一两个我们看不顺眼的国家还不是小菜一碟。
跟西方科技叫板，最省力也最便捷的就是祭起东方神秘主义的法宝，不过这东西满足自己和同胞们的虚荣心还可以，真的交上手了顶不顶事可就是“神鬼之事难言之”了。不信，历史上有先例在，鸦片战争时清军大将杨芳在广州城上排列的马桶不济事，义和团鼓起肚子的刀枪不入也不管事，当年的活剧尽管愚昧，但基本还算是悲剧，因为多少还含有文化反抗中挣扎的虔诚，而今天再演，却只能是笑剧，让人笑不出来的笑剧。我看，咱们还是歇歇吧。
《叫魂》的多余话
孔飞力(Philip A.Kuhn)的《叫魂》，是一本很多人读过并且谈论过很多的书，似乎即使从节约笔墨和纸张的角度，我也没有必要再来说三道四。但是读书人的毛病就是不仅要读而且要说，有话要说的时候，不说就憋得难受。不然怎么当年一“引蛇出洞”，就引出了嘴巴发痒的几十万右派。在此我想要说的是由《叫魂》引发的一点漫无边际的联想，对这本书来说应该算是多余的话。
孔飞力这本书其实不过是讲了一个最平常的故事，1768年中国的浙江德清县发生一件妄图取人的毛发施法来蛊害人的事件，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借此把人的魂摄走（说到这里，觉得这本书的译名有点问题，还不如将Soul Stealers直译，叫“窃魂者”更适宜，因为过去中国人常将孩子因病昏睡或昏迷视为“丢魂”，而招魂的把戏通常就是在门外或者被认为丢魂的地点大声地叫，所以又被称为叫魂，这种现象，孔飞力的书中也曾提及，故而将Soul Stealers译成“叫魂”，似有造成混乱之嫌）。像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中国实在是平平常常，连老太太小孩都司空见惯。不过，这种把戏大多在背地里干，即使露了馅，也很少闹到衙门上去，实在不可开交打上官府，清朝的官虽然多数是缘八股爬上来的，但多数还是有常识的，断不会对此大惊小怪。这种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厌胜之术的巫术，已经由人类学家证实，不仅中国有，世界其他民族也有或者曾经有过，所以，并非只有中国人特别坏或者特别怪。然而，不知道怎么一来，类似的“妖术”事件在江南地区又冒出了几件，因而惹动了清朝乾隆皇帝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把它当作“政治事件”来追查，于是举国上下沸反盈天，最后发现什么事也没有，大家原来是在见鬼。
我由此想到的第一点，是说在这个故事里乾隆之所以大动干戈，本来是因为他老人家发生由剪毛发（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点辫梢）到剪辫子再到反满叛乱的一连串联想。在这里，显然辫子已经化为了某种政治符号，然而，这种符号自满人入关以来是有变化的。剃发本是中国北部若干少数民族的习俗，来自白山黑水的满族只是其中之一，当满人入关之前，他们头顶的毛发的绝大部分都是要剃掉的，入关之后，强迫汉人遵从满俗，将剃发作为顺服与否的标志，那个时候，满人在乎的是头顶的毛发剃了没有，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至于剩下的少许头发编成的小辫子倒在其次。但是到了乾隆中后期，在汉族文化同化力的潜移默化作用下，不分满汉，大家的头发越留越多，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就代替原来的秃顶成了臣服的象征。自以为聪明过人的乾隆并没有悟出这身体政治符号的改变其实是暗中着了汉人的道，反而变本加厉地关注着臣民头上一根根的辫子，甚至将之看作政治异动的晴雨表。所以，原本充其量是剪去少许辫梢的巫术恐慌，在“圣明”而又精力过剩的乾隆眼里，一下子就有了政治反叛的意义。当然，从乾隆之前与之后的叛乱事件来看，他的疑心倒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但是这次却只能证明，即使在长期的太平年景，一向自诩“圣明”和能力超群的他，其内心深处依然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敏感和虚弱。
我想到的第二点，是有关妖术之类的讹言传播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在中国，这种巫术性的事件（即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往往会经过一连串的讹言放大成为普遍的恐慌，中国下层社会总是不乏乐于制造和传播的好事者，不明白事的和过于明白事的都有。孔飞力所描述的巫术恐慌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时有发生，前年就在浙江省出现过一起所谓弹棉絮的人在棉絮中放东西祸人的事件，一时闹得城乡嚣然。不过，这种由于巫术鬼道引起的讹言恐慌，一般都有区域性，出了一定的方言区就逐渐消弭了，孔飞力所描述的“窃魂”巫术，在1768年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搅得举国上下从官到民鸡犬不宁。其原因在于当时事件有“上下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民众普遍地具有相信巫术可以福人祸人的心理而且相当的强固，一方面官方的严厉追查极大地拉动了讹言的流播，来自宫府的正式行为变成了蜚短流长的佐证，于是，“妖术”的恐慌就异乎寻常地弥漫开来了。在这场大恐慌中，皇帝、地方官和一般民众是各有怀抱，乾隆眼睛里看的是反叛的异动，地方官面临的是文不对题而且棘手的政务，老百姓则是怕不知从何而来的妖术害到自己。对于下层社会而言，蜚短流长的讹言和普遍的恐慌心理本身就是滋生事端的最好土壤，即使本来什么事情也没有的地方，也可能凭空生出事来，随着官府追查叛党的行动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偷剪人家辫子行妖术的案件冒了出来，所有陌生的外乡人，游丐、游方郎中、艺人特别是四处化缘的僧道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居心叵测的妖人。不言而喻，这些人几乎百分之一百都是被冤枉的，而冤案的造成，多数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想像的是由官府威逼的结果，而是先在乎头百姓眼里成了妖人，然后才有了官府的屈打成招。在乡村社会，凡是遇到危机，无论危机来自于天灾还是人祸，外来人往往会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即把他们视为危机的源头，尤其那些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职业的人，如游方的和尚与道士们嫌疑就更大。而那些真正以巫术为职业或者半职业的乡村巫婆神汉们，反倒被轻易放过，当然，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是本乡人，但也不排除危机还不够大，不足以让乡村社会抛出自身的边缘人的理由。
实际上到了后来的晚清时节，几十年不胫而走的关于基督教的讹言和绵延不绝的打教风波，其发生机理其实与1768年的妖术恐慌差不多。首先，如果没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导向，讹言不会传得如此之广，其中绝大部分关于基督教挖心剖肝、取睛炼银以及教士教民乱淫奇淫的讹言，是绅士们炮制出来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官方的默认。其次，老百姓的确存在着对外来人尤其是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外来人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见。我们已经看到了，在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中，连中国固有的游方僧道都大触霉头，更何况是那些蓝眼高鼻的洋人呢？至于洋教淫乱的讹言特别多，其实中国民间关于僧人的这方面传说就不少，而两者恰恰都与读书人有关，可以说，大多是读书人发挥他们的性想像力编派出来的，前者，我们只消看看湖南著名乡绅周汉的打教揭帖就可以，后者自有那些描绘和尚怎样在庙里藏女人（而且多是美女）的小说在，也许有人还会记得那个有名的嘲骂和尚的叠字谣：一个字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是优婆塞，四个字是色中饿鬼。越是崇尚禁欲的人，我们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越是爱编派他们的淫乱故事，自然，我们的下层百姓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特别善于将之发扬光大到离奇的地步。
当然，我们不怀疑下层社会的文化创造力，但是，下层文化毕竟存在着导向的问题，老百姓推许的人是绅士，向往的文化自然也是上流文化，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老百姓会将上层文化的观念演绎发挥得让人啼笑皆非，但几千年来整个文化的方向还是皇帝认可的儒家的。
其三，我认为孔飞力此书最精辟的论述之一就是指出了在这次妖术恐慌事件中，暴露了官僚体系与皇权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恰恰由于“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通俗一点说，就是皇帝与官僚体系，以及各级官僚之间，存在着对信息控制的争夺，谁控制的信息多一些，谁就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要“蒙骗上级”，一个要“了解下情”。
这种对信息控制的争夺，在前现代国度里是一种通病，并非属于中国特有的国情。由于没有大众传媒的存在，行政官员对于信息的控制成为可能，所以才会使得行政运作朝着这个方向走。在中国，虽然某些报刊史的专家为了祖国的荣誉，把京报和塘报也看作是报刊的前驱，但实际上那个东西跟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传统王朝里信息控制就总是好戏连台。作皇帝的总是没完没了地抱怨下面欺君罔上，他们最担心的也确实是臣子们的蒙骗，封锁消息，使得他们无法了解下面发生的真实情况。作臣子的则或多或少总是要瞒点什么，尽可能不让皇帝将自己治下发生的所有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历史只存在“猛人”和猛人的包围者，猛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冲破包围不可。皇帝的反包围术其实也相当丰富的，有监察系统和特务系统，清朝还有密折制度，有时甚至加上微服私访。皇帝身边的太监，常常是皇帝用来“突围”的“亲卫军”，所以无论大家怎样深恶痛绝，宦官之祸却总是躲不掉。
官僚对于皇帝的态度自然不可能都一个样子，不是所有的官都对皇帝藏着掖着，就像明清实行薄俸制，绝大多数官僚都会吃得肥肥的，至少不会受穷，但也确实有那么几个就吃那点干俸，甚至变卖了自家原有的家产来供养自己的“官身”的，但是对官僚体系整体而言，不控制信息是不可想像的。对皇帝的“欺”与“瞒”，并不只是要为自己贪赃枉法干坏事提供方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行政运转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是个地域差异过大的大国，偏偏要靠单一的行政网络来维系，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皇权意志是比较专断的，从中央到各个地方，无论差异多大，基本上唱的是一个调子，适度的信息遮蔽往往是保持行政弹性的需要。对于清朝来说，尤其有这种必要。清承明制，但清朝的疆域要比明朝大得多，由于少数民族统治，统治的复杂性也要高得多，虽然明清的皇帝都是国家元首兼行政首脑，但清朝的皇帝尤其像乾隆这样的，勤政的程度却要高得多。说事必躬亲似乎有点夸张，但确实恨不得底下的事儿事事都清楚，臣子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眼里。远在紫禁城，高高在上而且自以为聪明的皇帝事事都要指手画脚，可是如果有哪个呆子真的执行“最高指示”一丝一毫的不走样，那么十有八九是要砸锅的，砸了锅皇帝自然不会担责任，办事的臣子乌纱帽甚至脑袋却可能因此不保。更糟的是，敏感而自作聪明的皇帝还会捕风捉影地生出事端，派下些“政治任务”让人执行，就像此次妖术恐慌一样，由剪少许辫梢行巫术的芝麻大的小事，想像成反叛朝廷的燎原之火，从而三令五申地布置追查清剿，闹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地方官无不吃尽苦头，挨够了臭骂。当时如果事件的原发地浙江的地方官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没有控制住信息（想必那个时候其他地方也有同类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没有上达“天听”罢了），肯定不会有如许多的麻烦。
当然，官僚体系对信息的控制，谋私利的动机是免不了的，作弊的时候瞒的人当然是越多越好，对上面更是要瞒，瞒得越结实越好。而作皇帝的想要了解下情，最主要的是关心下属是否忠诚，是否在瞒着他搞阴谋，至于臣子们谋点“个人利益”，无论合法与否，只要不太过分，以至于激起民变，他一般是不会太在乎的，就是在乎也没有用，世上的事，无利谁肯起大早，惩罚的人太多了，谁来给他撑着江山社稷呢？要知道，中国的统治基础，与其说是老百姓，不如说是行政网络，只要“官儿们”还在给上头卖命，江山就完不了。
从表面上看，到了传统史学家所谓皇权专制鼎盛时期的明清之际，在信息控制的争夺战争中，官僚体系一方好像是处于弱势，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查行政运行的动态，甚至打探臣下隐私。其实不然，传统制度的特质决定了即使贵为皇帝，主要也只能依靠行政系统来监控行政系统，历史证明，几乎所有被派出负有监督地方职责的官员和机构，最后都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地方官或者机构，监督权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分肥权”，只要不涉及类似反叛之类的“原则”问题，皇权对信息的控制往往就要落空。而依靠宦官来获取信息，一来他们同样可以被同化或者收买，二来副作用太大。
官僚体系控制信息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仅可以隐瞒，还可以误导，最擅长的也许就是做假和演戏，刚刚从考场上出来的新官也许不谙此道，但是不要紧，他们有前辈的指点，更有专业的官场操作者--师爷来替他们操办一切，所有的上报文书和报表都依例做成官样文章，连犯人的口供都可以做得合规中矩，纵有天大的冤情，也难以看出蛛丝马迹，点滴破绽。瞒上不瞒下，也瞒不了下，所以对乡绅的“舆论”还是要有所关注，为政不得罪巨室，靠乡绅实行统治就成了地方官心口相传的当官“基本原则”。至于演戏是预备给皇帝本人看的，在一般情况下，皇帝总能看到他想看到的。总的来说，皇帝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可能性也并不太大，除非他全然的昏或者傻。当然，聪明人被蒙的时候也有，但往往是由于他自己先发了昏，特别热中于某种幻觉，宋真宗特好祥瑞，结果满天下都是祥瑞，几百岁的人和几千年的石头都出来为赵皇家捧场。在还不太久的过去的所谓“大跃进”年代，上头喜欢高指标，结果是吓人的“卫星”飞满了天。后来想要了解点真实情况，不得不把自己的秘书都打发下去了。
乾隆还算明智，没有把1768年这场恐慌闹下去。然而，从那以后，剪辫子的谣传就成了一种清朝的社会病，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冒出来。先是传白莲教干这种事，等洋人洋教公开登陆以后，洋教士们又成了伙同白莲教一起铰人辫子的罪魁。直到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剪辫子的谣传再一次大规模流行，罪魁依然是白莲教和洋教，义和团还因此杀了不少洋人和教民以及在北京抓了一堆不知是真是假的白莲教。民国了，皇帝不再坐龙廷，平头百姓不乐意剪辫子的还是太多太多，冯玉祥回忆说，他的士兵有的被强迫剪了辫子，竟然哭得死去活来，以为自己从此小命休矣。当辫子的有无作为政治符号的担忧不再存在时，巫术的恐慌却顽固地留了下来，也许还会留下去。官僚们对信息的控制争夺也在演下去。不过，我们似乎比古人乐观一点，毕竟已经有“焦点访谈”和“某某周末”了。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从来男人就离不开女人，连捉对厮杀的赳赳武夫也不例外。抡起膀子耍大刀的义和团拳民，无论是在传说的“神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按说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理应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干过，在村里的时候，于庄稼妞秋毫无犯；进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人和教民，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战绩”。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沾了女人，不惟法术失灵，而且还会遭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能规规矩矩的。不过，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但他们的死对头洋人和洋教却邪门的厉害，专门喜欢用另一种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于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红灯照”、“黑灯照”以及“沙锅照”。红灯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而沙锅照最神，由寡妇们组成，据说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情，在这方面，她们显然没有据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让敌人的大炮哑火（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阿长所述的太平天国事迹）。见于记载的跟战争有关的，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扇着扇子飞起来，一直飞到外国去到敌人后方捣乱，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与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不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黄莲圣母”（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她看成红灯照的首领，其实簇拥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组织的头，只能算是义和团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时人经常会看见一千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招摇过市，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排开仪仗--威风得紧，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裕禄见她都得诚惶诚恐地下跪。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的大炮上的螺丝拧下来，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为此她经常会向人们展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母出身却有些暖昧，据现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着神女生涯，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只能在船上混混。
当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越是卑贱者也许越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然而，义和团的拳民们将林黑儿捧上了天，并不是因为她的“苦大仇深”，而恰恰由于她的女性身份和低贱污秽的地位。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她的原始时代大概都有过女性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人们对于女性的生殖力量感到不解和迷惑，于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即使在进入长期的文明时期以后，依然存有这种心理的残留，一遇到危机就会以各种形式显露出来，想像洋人使用女性法术和自己拉起红灯照队伍，进而供起若干圣母，实际上是一种以神秘对神秘，“以毒攻毒”的战略，既然义和团认为洋人在每门大炮上配了一位裸体女人，那么他们自己拉出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林黑儿来抵敌，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义和团运动中闪亮登场的女人们，虽然风光了一阵，但并没有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那些将农民战争与妇女解放相联系的人们，如果想到了这一层，脸会不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