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到西藏不能感冒，枪击刀砍水淹火烧，什么灾难都有办法对付，唯独感冒，若控制不住，染上了肺水肿，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要人的命，那是绝症。
我偏偏在进藏之前患上了感冒，先扛着不肯妥协，临进藏的头一天，到底扛不住了，发起了高烧。成都的朋友们不让我进去，说那样太危险。我没听，想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危险呢？如有危险，高原上的人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他们怎么活？且比我们活得快乐健康？我不听。朋友拿我没办法，见我烧得满脸通红，躺在招待所里昏睡，成都军区的作家王曼玲就去医院里买了柴胡和头孢来，给我打了三针。不知是王曼玲的手艺好还是药好，到夜里的时候，烧还真退下去了。
第二天我和青年摄影家郭力张劲松一起飞进了西藏。落地两个小时后，我们从贡嘎机场到了拉萨，高原反应同时开始。下午去布达拉宫广场上的邮局发出了第一批明信片，转了一圈市区，回到西藏军区大院里，我又开始发烧。
晚上军区副参谋长崔毅以朋友的身份给我接风。因为是新结识的朋友，成都的老朋友们又有一连串的电话打过来，要崔毅别让我喝酒，崔毅果然杯下留情，只允许我吃烤羊油，喝青稞酒，白酒不让端杯。但后来军区里的几个首长听说崔毅有朋友来，都过来敬酒。军人喝酒是没有道理的，别说发烧这样小小不言的事，就是正喝着，一粒子弹打来，打你个胸膛上对穿对过，只要心脏还在跳动，人还没有倒下，你就别皱眉头，别找理由，先把杯子里的酒干掉再说。在座的一位朋友见我一杯杯地往下喝，对我说，你身体不好，表示一下就行了。我说，这种事能表示吗？我就用力和人撞杯，把酒干掉。这样丝毫不讲道理地喝下去，终于把高烧喝到了极致，而且还咳了起来。酒后到崔毅家吹牛，吹军人和男人的事，吹到半夜，崔毅见我气色不对，就揶揄说，要不明天把你送出去？我说，既然进来了，死也死在这里，出去的道理是没有的。崔毅就点头，意思是同意，当然，他的同意是既然进来了就别出去，不是同意我死在这里。崔毅说，这样，你也别在拉萨待了，明天就出发，先去林芝，林芝海拔平均只有3000米，植被又好，到那里保你舒服得要命。
当夜吃了一把花花绿绿的药，吃得人恶心，药吃过之后一点作用也没有，头依然疼得厉害，气依然急得厉害，觉是一分钟也没睡着，这样反倒好，人醒着便能爬起来，晕晕乎乎地去叫熟睡着的郭力和张劲松，以防他们俩头一天进来不适应，一觉睡过去了。这种事，在西藏不是没有发生过。
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去林芝。车从拉萨一出来天就开始下雨。拉（萨）林（芝）公路正在修，很多地方都开膛剖肚地刨开了，路况极糟糕，从拉萨到林芝500公里的路，修成了的不足100公里，其余的全是烂石路，颠得人不断地跳起来，磕碰得头疼。车过达孜、墨竹工卡，开始翻越海拔5300米的米拉山。雨在那个时候变了，变成了雪，先是星星点点，仍夹杂着雨，后来雨没了，雪渐渐地大了，干干净净的，从六月的天空中落下来，落出一个白色的天地。
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大片雪原，雪原从我们的脚下一直铺陈到远处的雪山脚下，蓝莹莹的，完全是一个圣洁的世界。风从山口过来，搅起一团团的雪花，看着急急切切的，一到雪原上，立刻就柔情万种地轻轻落下来，绒花似毛乎乎覆盖在先来的雪花上，那种轻盈，那种舒缓，仿佛连雪花落地时最后的喘息声都能听见。郭力和张劲松见了雪就喊，脏孩子见了清水似的。那是六月雪。我叫了司机停车让他们拍照。他们跳下车连滚带爬地扑进雪地里，咔嚓咔嚓一阵狂拍，我就在一旁给他们摄像，做这两个艺术宁馨儿忠实的工作摄像师。一个穿了长毡袍的牧人赶着一队牦牛从雪原的那一头走来，走进郭力和张劲松的镜头。牧人遥远地扯了嗓子喊了一声，像是打招呼，和我们或者是他的牛，又像是先前唱着的一支歌，忘了词，现在记起来了，又续上。我站在那里不动，看白色世界里那一点黑黑的牧人和那一线黑黑的牦牛，看他和它们从远处走近，再从近处走远。我就想，那支歌，它又断掉了。
拍完照，上车继续往前走，我感觉自己又开始发烧了。快到山顶的时候，雪越下越大，风也急了，风把雪片搅起来，一阵阵猛抽着往山顶上爬去的车。我感到冷极了，呼吸越来越困难，头昏昏沉沉的。有一阵，我失去了知觉。等我清醒过来时，听见谁在惊呼，邓老师的脸色不好！我咧开嘴笑了笑，说，没事。张劲松说，邓老师你得吃药。我摆摆手，觉得困极了，只想要睡过去，不愿人来打扰。但我知道我不能睡，我一睡过去可能就麻烦了。我就拼命去想一首我在林芝找到的藏族民间流浪艺人最喜欢的热巴弦子，一首名字叫做《我们往上来的时候》的歌。那首歌是这么唱的：我们往上来时/大雪迎面飘下/翻过重重高山/雪后阳光更温暖/当我离开家乡/心中无牵无挂/翻过重重高山/思念慈祥的老母亲/我们往上来时/雪花纷纷扬扬/……
我对自己说，兄弟，别睡。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看见太阳雪的。
知道西藏有太阳雪，知道西藏的太阳雪是个奇迹，却没想在这里见到了。也许我们离天近了，紧掩着的云层突然之间分开了，太阳从那里露了出来。太阳很柔和，没有针芒，白金球似的挂在天空上，不是我们平时见习惯了的那个太阳；雪在飞扬着，高处看不见，落近了，就像柳絮似的，远处无色，近处是白，再近了，就能看出粉红了。粉红的雪花忽急忽缓，上上下下，是舞者的样子，舞到情尽处，终于还是落了下来，有点像活过来了的桃瓣，有了灵魂，不光想做自然的舞者，还想学着人走路，没学像，但很兴奋，风一吹，蠢蠢欲动，想要回到天空中去再飘落一回似的，也不是我们见习惯了的那种雪。
车过米拉山口，从恒久的玛尼堆和五色经幡中穿过。张劲松想过一把开车的瘾，和司机张杰换了座位，郭力下车去给张劲松拍照留纪念。我靠在车窗边，着迷似的看太阳雪。有一捧粉红色的雪花被风吹过来，粘在车窗上，隔着窗玻璃安静地贴近我的鼻梁，像是看我，与我用另一种生命的语言说着悄悄话。我不知道它说些什么。我和它都没有声音。我们还没有发现那样的声音。也许我们是可以不用声音来沟通的？发出声音的是风，雪花是安静的，一簇簇的飘落下来，雪花后面接着雪花，没有尽头。抬头看，太阳在空中，在雪花之上，突然就觉得，那雪花是从太阳上飘落下来的。
心里一下子就涌出两句诗来：没有人在翻越米拉山时/不留下一颗心来/我把自己留下/做一块玛尼石/注视所有行者的足迹/……
晚上9点钟左右，我们的车摇摇晃晃到了林芝。林芝旅张副旅长开了车出来迎接我们，说旅首长们一直在等着我们吃饭，说以为我们到不了了。我那时喘过气来了。我说怎么到不了，只要在路上，抵达就是必然。我说问题是我们在路上，总是会有遭遇的。张副旅长不知道我说些什么，也不打算知道，上车调了头在前面带路。车进营区停下，下车后张副旅长领着我们直接往食堂走。我说我不能喝酒。张副旅长问为什么？我说我正发烧。张副旅长听了，立刻转头对一位中校说，通知卫生队长，叫他带人带药跑步前来，给邓作家挂水！卫生队长一会儿就带着两个卫生兵跑来了，带了青霉素和盐水。张副旅长见一切安排妥当了，转过头来一撸袖子笑嘻嘻对我说，怎么样，咱们喝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