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通说：“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侯慑于楚国的兵威，照办不误，派使者去向周天子进言了。这事尽管没有办成，但终究表明随国是顺从楚国的，楚国可以扬威于汉东了。所谓“观中国之政”，意即介入中原的政局。固然可以说这是大言，但它绝非虚张声势的空言，其中包含着熊通的真情实意。熊通“观中国之政”的雄图，不久就由他的子孙化为实践了。季梁是一位贤臣，对他，楚人可能比随人更加尊重。他的影响，在楚国或许比在随国更加深广。据《左传·桓公六年》所记，季梁的学说以民为神之主作中心：“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按照寻常的认识，神为民之主，逻辑上当然可以引申到民须忠于君而信于神。按照季梁的理论，民为神之主，逻辑上自然应该引申到君须忠于民而信于神。这个思想出现在春秋早期，虽誉之以石破天惊亦不为过。后来真正因季梁的理论而受益的，倒不是他的本国———随国，而恰是他的敌国———楚国。
季氏自称“周王孙”，有铜器铭文可证。随州季氏梁1979年出土铜戈两件，都有铭文。其一铭曰：“周王孙季怡孔藏元武之用戈。”
其二铭曰：“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如上所述，曾即随。季怡，可能是季梁的后人。季氏梁，可能是后人为纪念季梁而取的地名。
楚国扬威于汉东，使靠近楚国的几位诸侯寝不安席。谷伯和邓侯跑到泰山下面去，朝见鲁公。他们想靠鲁国来牵制楚国，用心可谓良苦。但他们对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却不甚了了，那就是远水难救近火。
公元前704年———熊通三十七年，随国通报楚国，说周天子拒绝提高楚君的名号。《史记·楚世家》记熊通闻讯大怒，说：
“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果然，他当即自立为楚武王了。显然，“武王”是熊通生前就有的尊号，死后则沿用为庙号。和先君熊渠一样，熊通也说过：“我蛮夷也！”当然，这也是为独行其是辩护所用的遁词。熊通称王，开诸侯僭号称王的先河。中原诸侯在国内虽偶尔称王，在国外则仍称本爵，而且没有生前就自选庙号的。熊通称王之后，周天子莫如之何，诸夏和群蛮也都莫如之何。
斗伯比认为这时的随有隙可乘，主张再次伐随，武王从其议。
这年夏天，武王邀请若干诸侯到沈鹿(在今湖北钟祥东)会盟，黄、随两国的国君缺席。黄国离沈鹿很远，尚属情有可原；随国离沈鹿不远，随侯拒不到会分明是藐视武王，而这正中武王下怀。武王一面派章去责备黄君，一面兴师伐随。那位受宠用事的少师主张速战速决，随侯以为可行，不顾季梁谏阻，引兵迎击楚师。楚师迂回到随都的东面，随师在速杞(在今湖北随州)与楚师遭遇。将战，季梁对随侯说，楚人尚左，楚王一定在主力左军，大王最好也随左军行动，去进攻楚师的右军，可不要同楚王碰上。季梁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少师说要王对王才相称。随侯又听从少师，坚持尚右的传统，仍随右军行动，命少师为戎右，下令进攻楚国的左军。冲锋之后，胜负立决。随师大败，随侯落荒而逃，他的戎车和车右少师一起被楚师俘获。武王接受斗伯比的意见，不灭掉随国，而让随侯在表示愿意悔改之后与武王会盟。从此，随国不敢再开罪于楚国了。三年以后，楚国在汉东又打了一场胜仗。那是在公元前701年———武王四十年，莫敖屈瑕奉命领兵东行，以期与贰、轸两国会盟。郧是贰、轸的邻国，以为楚与贰、轸会盟将不利于郧，便策动随、绞、州、蓼诸国联兵截击楚师。蓼()在今河南唐河南，随、绞、州的地望已见上文。随国没有响应，绞、州、蓼三国虽表示响应而尚按兵不动。郧师则急不可耐，已集结在郧郊的蒲骚了。对楚师来说，这样的局面是不难对付的，敌军又散又弱，可以逐个击破。
然而屈瑕缺乏主帅应有的素质，稍遇疑难便优柔寡断，将东渡汉水时收到上述情报，竟不知所措。副帅斗廉建议屈瑕顿兵郊郢(在今湖北钟祥西北或宜城东南)，以观随、绞、州、蓼的动静；斗廉自己则请求带领一支精兵奇袭郧师。屈瑕还是游移不定，打算卜问吉凶。斗廉认为没有卜问的必要，《左传·桓公十一年》记斗廉说：
“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斗廉异乎寻常的坚定，促使屈瑕打消了忧虑。斗廉统率的精兵兼程东行，夜袭蒲骚，一举击溃了郧师。郧人自食其狂妄的恶果，楚与贰、轸则得以在胜利的喜悦气氛中会盟不误。
速杞之役和蒲骚之役确立了楚国在汉东的霸主地位，此后汉东尽管还有一些反复，但大局已定了。
（第四节兼顾侧背
武王没有把侧背的安全置诸脑后，东征的胜利使他受到鼓舞，于是有胜利的西征和北征。
还在自立为武王的公元前704年，打败了随国之后，武王就曾移师西进，击败濮人，拓宽和加固了后方。
其明年，汉水上游的巴国派使者韩服到楚国来，请求楚国协助巴国与邓国通使修好。于是，楚使道朔陪同巴使韩服访问邓国。不料，刚走到邓国南部的鄾邑，还没有渡过汉水，就遭受暴徒袭击，两人都被杀死，礼币则被抢走。章奉武王命向邓国提出抗议，邓侯竟拒不接受。由此，楚、巴合兵伐邓，包围了鄾邑。这一仗，楚又是主谋，又是主力。邓侯命大夫养甥、聃甥率援军救鄾邑，迅速渡过汉水攻击楚巴联军。楚巴联军的主帅是那位后来因奇袭郧师而立下卓著战功的斗廉，这次伐邓围鄾只是小试身手。邓师中了斗廉的佯败诱敌之计，陷入楚巴联军重围，兵败如山倒。鄾邑的守军和居民见状，连夜逃散。
大约在鄾之役以后不久，楚师北渡汉水，击败鄀师。战俘中有一位名叫观丁父的，颇有韬略，武王任命他做“军率”。“军率”是高级将领，可以指挥一军。
公元前700年———武王四十一年，楚伐绞，问其与郧合谋袭楚之罪，主帅仍为屈瑕。此役情况明了，任务单纯，而且是以石击卵，屈瑕指挥自若，绞被迫为城下之盟。当时为城下之盟等于战败者向战胜者认罪，是战败者的奇耻和战胜者的殊荣。绞人为此而忍辱含垢，屈瑕则由此而趾高气扬了。
楚伐绞，是从东南往西北走。更在楚都东南的罗人企图乘机偷袭楚都，其大夫伯嘉受命到彭水(今南河)去侦察。伯嘉一而再、再而三地点算楚师渡彭水的人数，不禁忘形，被楚人发现了。伯嘉带回罗国的情报，大概是楚师主力没有全部出动，所以罗国按兵不动，以为就此无事了。可是，屈瑕没有忘记要惩罚如此胆大妄为的罗人。
其明年，楚伐罗，主帅还是屈瑕。年事已高的斗伯比为屈瑕送行，见屈瑕有骄矜之色，深为担忧，回丹阳后，请求武王增援屈瑕。
其实，这次楚伐罗是全军以出，无援兵可派了。武王听了斗伯比的话，不以为然，斗伯比也没有详说力争。武王回宫后还在想斗伯比那个近乎荒唐的建议，不知所为何来，于是告诉了夫人邓曼。邓曼明达事理，善解人意，她对武王说，大夫斗伯比所担心的，怕不是士卒寡不敌众吧？我想，他所担心的是莫敖轻敌致败哩！武王恍然大悟，派人去追告屈瑕。可是为时已晚，悲剧正等待着屈瑕。
屈瑕只能指挥单打一的战役，对涉及多方的战役和变化多端的战局则束手无策。这正像做代数题，他只能做一元一次方程式。而且，他有一个致命的性格弱点，即在逆境和貌似逆境的顺境中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多疑难断，在顺境和貌似顺境的逆境中则会同样不由自主地一意孤行。伐罗不像伐绞那么单纯，它是貌似顺境的逆境。
邓、卢、罗这条常山之蛇已伤而未僵，在楚国发兵后，它动弹起来了。屈瑕为了尽早攻克罗都，督催全军尽快渡过鄢水(今蛮河)，队列错乱也在所不惜，以致渡过鄢水之后不成队列了。行近罗都时，正面有罗师迎击，这是谁也不以为怪的；背面突然出现卢师偷袭，这却使屈瑕和他的将士都大惊失色了。楚师腹背受敌，迅即溃败。
屈瑕因退路被罗卢联军截断，不得已，率残部南逃。由于罗卢联军的追击，屈瑕一行狂奔不止，竟逃到了荒谷一带。屈瑕无面目见君王、父老，乃自缢；其他将领则自囚，以听罪。武王宣告臣民，这是寡人的过错。他宽宥了全体将士，但楚人的耻辱不是君王的宽宥所能洗刷的。
屈瑕的自缢开创了楚国统帅以死殉职、以死谢罪的先例，其人其事，于当时虽有过，于后世则不为无功。
伐罗之败给了楚国不止一个惨痛的教训：传统的用兵方针———近交远攻已经过时，要改弦更张了；传统的选官原则———任人唯亲有利亦有弊，要先贤而后亲才最好。
从文献资料来看，此后八年之中楚国没有兴师动众，表明其似乎很难补偿伐罗之役的损失。其实不然，伐罗之役，楚师虽则溃不成军，但其死伤未必惨重。此后八年之中，武王改变了只图远略、不恤近患的一贯作风，稳步推进，在巩固腹地的基础上开拓边疆，楚师攻灭了近在肘腋之间的罗国、卢国、鄢国以及较远的州国和蓼国，而且在灭州之役和灭蓼之役中任用的统帅是做过战俘的鄀人观丁父。
（第五节武王暮年的壮举
武王在位五十一年时，至少有七十岁了，自觉老境已到，而且病势渐重，然而壮心不减。这年，周天子召见随侯，指责他以楚子为楚王而事之。由此，随国对楚国的态度不免有些冷漠。武王以此为借口，又一次大举伐随。像往常打大仗那样，这次他仍然躬临战阵。楚人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车兵装备了戈矛合体的戟，工兵的装备和技术也改进了。即将为出征而斋戒、祭祀之时，武王觉得心律不齐，便告诉夫人邓曼。据《左传·庄公四年》所记，邓曼为之叹息，她坦然对武王说：大王的福寿怕是要到头了！只要将士没有损失，即使大王不幸在途中与世长辞，国家还算是有福的。③武王就这样出征了，为社稷而视死如归。到汉水东岸后不久，心疾猝发，他坐在一棵树下休息，当即去世。今钟祥东有木山，应即武王病故之处。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决定严密封锁武王去世的消息，率领全军继续前进，修整了道路，在溠水上架设了浮桥，在靠近随都的地方扎下了营垒。随人见状，以为楚师有久战之意和必胜之志，不胜惶恐，于是请求议和。屈重代表武王进入随都，与随侯会盟。会盟既毕，楚人才收兵回国。到汉水西岸后，才为武王发丧。
对英雄迟暮的武王来说，木之下比深宫之内是一个更好的瞑目之所。他的将领深悉他的心情，让他带着胜利踏上归程。如此壮烈，如此幸运，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有道伐无道是可以与“汤、武”媲美的正义事业。因此，穷兵黩武一类的贬词对武王是全然不适用的，这，只要看武王的政治遗产就可以明白了。
武王所留下的，有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文明的灿烂阳光，从江汉平原的西部照到了东部，从汉水的西边照到了东边。国与国相伐，部与部相攻，这样的人祸近乎绝迹了。铜矿的开采，铜器的铸造，都有蒸蒸日上之势。随国在楚国的卵翼下，正走向更为文明昌盛的未来。可见，武王的征服事业与所谓蛮夷的“乱华”和“猾夏”殊少相似之处。
武王所留下的，有一套粗具规模的国家机器。王的下面，有令尹总揽军民大政，有莫敖掌军，有县尹为一县之长。当然还有其他官职，只是文献没有一一记录下来。楚国真正的封邑或称赏邑，始于武王封公子瑕于屈。先前的楚国贵族只是以祖居之地为氏，不曾以封赏之地为氏。在这个国家里，徒兵和车兵各有所用，都是国家的爪牙。
武王所留下的，还有为北上中原而建立的两个前哨，左翼是鄀，右翼是蓼，相向窥伺着南襄夹道。下一步所要做的，就是打通南襄夹道和占领南阳盆地了。
在武王的遗产中，尤为珍贵的是发愤图强的锐志和标新立异的勇气。假如以为武王时楚人的发愤图强，只是一味地攻城夺地，杀人越货，那就错了。楚人的发愤图强，表现为继承和发扬先人筚路蓝缕的精神，创业兴国。武王和他的臣僚懂得恤民方能役民的道理，以及足食方能足兵的道理。先前出师不大顾及农忙、农闲，武王末年特意在农闲时出师，这是一大进步。在农闲时出师，即《左传·宣公十二年》
所谓“荆尸而举”。“荆尸”为楚历月名，相当于夏历正月，恰在农闲时，“荆尸而举”有“事时”即适时的优点，后世奉之为良规。这就做到了《国语·周语》所讲的“民之大事在农”，“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此外，假如以为武王时楚人的标新立异只是追求与众不同，那也是错的。楚人还像先前那样，歆慕中原的文明，能采用的就采用，能仿效的就仿效。但到武王时，他们开始边模仿、边创造了。武王的名言———“我自尊耳”，并非夜郎自大，而是自尊心和独创性的天然流露。
《史记》裴骃《集解》引《皇览》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鲖阳县葛陂乡城东北，民谓之‘楚王岑’。……”按，其地在今河南新蔡，春秋早期非楚境，不得有楚王冢，《皇览》虽言之凿凿而必误无疑。
《史记》张守节《正义》引《世本》曰：“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
按，此说也断不可信，其地在楚武王时非楚所有，也不可能有楚武王冢。楚武王葬地应在汉水之阴，墓上无封土，不得谓之冢。它究竟在何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偶然的考古发现了。
当楚人在南国崛起之时，那些留居北国的祝融残部都在沦落之中。
秃姓的舟人原在淮北，早已为西周所灭。妘姓的郐和鄢靠近郑国，西周末东周初为郑国所灭。己姓的苏和温已经合二为一，在周、郑、晋之间，春秋时代为狄人所灭。妘姓的路和偪阳靠近晋国，春秋时代都成了晋国的领地。曹姓的邹即邾靠近鲁国，相传为曹姓而实则为己姓的莒靠近齐国，只有他们两家活过了春秋时代，但也乏善可陈。楚人同他们像一群任意游走的鱼儿，已在历史的风涛中相忘于江湖了。
（第六节越汉水，出方城，入中原
武王死，子熊赀立，是为文王。
熊赀早年受过严格的教育，他的师傅是从申国请来的，史称“葆(保)申”。因武王在位长达五十一年，文王继位时已人到中年了。
文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于郢，也许这是武王的遗命而由文王付诸实施的。郢作地名，古义不详，今义为岗地或台地。
何以称“郢”，至今不可索解。当时的郢都故址在今宜城南部，东不过汉水，南不过蛮河。早在武王中期，楚国就占领了在它东南的郊郢，用做渡汉东征的基地。武王后期，击灭了罗、卢、鄢诸国，原为鄢地的郢就成为比丹阳更好的奠都之地了。文王迁都于郢，可谓水到渠成。此地是肥沃的冲积平原，而更加重要的是它处在南来北往、东来西往的枢纽上，南瞰江汉平原，北望南襄夹道，东临随枣走廊，西控荆雎山地，是江淮之间的要冲，汉水中游的重镇。
楚国以郢为首都，无论制驭蛮、越、巴、濮，还是抚绥汉阳诸国，乃至窥伺中原诸夏，都便于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