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phoenix，源于希腊语，也是一种神鸟。西方把中国的凤译为phoenix，相应地，中国把西方的phoenix译为凤。其实，彼此的神性是很不一样的。相传phoenix像鹰，但有火红色和金黄色的羽毛，每到500岁(也有说是1461岁或7006岁的)就自焚，而能从灰烬中再生。在phoenix身上，寄托着人们对永生的追求。至于天下是否安宁，则与phoenix无关，中国的凤多数不像鹰，没有以自焚求再生的神性，却能使天下安宁。在凤身上，寄托着人们对太平世界的向往。
（第四节祝融八姓———陆终六子
如上所述，传说时代楚人的先民生活在黄河下游，文化属于炎帝统系，始祖为祝融，曾因善于观象授时而对农业的发展做出令后人感念的贡献，有拜日、敬雷、崇火、尊凤、尚赤的风俗。我们现在可以从纷乱的史料中钩稽他们的史迹，冷静而平允，力求给予科学的说明。当初他们的头脑却常常是狂热而偏执的，他们的简单而朴素的生活笼罩在神秘乃至怪诞的气氛之中。然而，原始的理性必然采取神秘乃至怪诞的形式，知识即在其中，科学即在其中，文明的曙光即在其中。
普天之下，相信有雷神的民族多得难以数计，但把雷神视为亲己之神的民族为数无多，而把雷神奉为主神的民族更屈指可数，其余的民族都把雷神视为异己之神。无论中国、外国，除了个别的例外，雷神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确实，在雷声震撼大地、电光撕裂长空之时，了无惊恐之感的人是不多的。所谓个别的例外，主要是东方的楚人和西方的希腊人、罗马人。
就对雷神的信仰来说，希腊人有甚于罗马人，楚人则与希腊人相仿佛。罗马人的雷神丘比特是至尊的天神，兼为农神和战神，可是他同罗马人没有亲缘关系。希腊人的雷神宙斯也是全天至尊之神，而且同某些希腊人有亲缘关系。希腊的一些名门望族相信自己的先祖是宙斯与民女私通而出生的，引以为荣。楚人的雷神虽是全天次尊之神，位在日神炎帝之下，但他被楚人奉为家祭毋忘的始祖，就亲缘关系来说是整个民族至尊之神。
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是这个民族在自己早期的经历中形成的心理结构转化成为理想模式的投影。神的性格只要降到现实的水平上来，就是人的性格。历史告诉我们，尊崇雷神的民族———即楚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自己民族的青春时期，都有迅雷疾电般的性格，富于奋进的豪气、开拓的胆略和创造的激情。然而，在历史的熹微晨光中，这些民族都有艰厄困顿的经历。
以祝融为始祖的原始民族，据《国语·郑语》所记，曾有八姓。
这八姓是：
1.己姓，有昆吾、苏、顾、温、董；
2.董姓，有鬷夷、豢龙；
3.彭姓，有彭祖、豕韦、诸稽；
4.秃姓，有舟人；
5.妘姓，有邬、郐、路、偪阳；
6.曹姓，有邹、莒；
7.斟姓，无后；
8.芈姓，有荆。
按，这是一张混乱的名单，其中有错分误合之处。昆吾、苏、顾、温、董等，又是国，又是氏。国，最初只是部落联盟；氏，就是在部落联盟中有世选酋长的特殊资格的显贵氏族。己姓的苏、顾、温、董四国，据《国语》韦昭注：“皆昆吾之后别封者。”鬷夷和豢龙，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记晋太史蔡墨的说法，实为一氏，以地称之为鬷夷，以事称之为豢龙。这个董姓，实为己姓董氏，即韦昭注所云“己姓之别受氏为国者也”。豕韦和诸稽，韦昭注以为乃彭祖之后别封者。秃姓的舟人，韦昭注以为也是彭祖的别部。妘姓的正宗是郐，其别封者为邬、路、偪阳，这也是韦昭的意见。邹为曹姓，史无异辞。莒是否曹姓则尚有疑问，韦昭注以为是曹姓的别部。最末的荆，则是楚的别称。按韦昭的意见，原来只有五姓，即：
1.己姓；2.彭姓；3.妘姓；4.曹姓；5.芈姓。
《史记·楚世家》不说祝融有八姓，只说陆终有六子。这六子是：
1.昆吾；2.参胡；3.彭祖；4.会人；5.曹姓；6.季连，芈姓。按，昆吾、彭祖、曹姓、芈姓在祝融八姓中也有，会人应即祝融八姓的郐人。与《国语》韦昭注相比，《史记·楚世家》只多出一个参胡。司马贞《索隐》引宋忠曰：“参胡，国名，斟姓，无后。”
“参胡”之名独见于《史记·楚世家》，其兴废俱失考，应当存疑。
经梳理之后，祝融八姓和陆终六子的关系就显得醒豁了，原来他们是并世共存的一个族系的两张名单。《史记·楚世家》订正了《国语·郑语》的错误，但失之过简。《国语》韦昭注继承了《史记·楚世家》的长处，又补足了它的短处，功不可没。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可见，楚人承认，在祝融八姓或者陆终六子中，老大是昆吾。
《史记·楚世家》说，陆终六子是“坼剖而产”的。所谓“坼剖而产”，意即从母体或者父体上某个或者某些并非生殖器官的部位产出。当然，这是表明某些部落、某些氏族有亲缘关系的一种传说，并非实有其事。类似的传说，在其他某些民族中也有。如希腊人，他们以为宙斯虽是男性，也会坼剖而产。雅典人的保护神雅典娜，据说是在宙斯的头颅里发育成长的，由宙斯之子、司冶锻之神赫菲斯托斯用斧头把宙斯的头颅劈开，雅典娜才从中蹦了出来，刚出世就是一位戎装的女郎。为陆终生六子的，是他的夫人女嬇。《世本·帝系》记此事，文较疏略，只说女嬇是鬼方氏之妹，共生六子。《大戴礼记·帝系》亦记此事，而文较详明，说女嬇怀孕三年还生不下孩子来，剖开左胁，才生下了六胞胎。按，鬼方是西北民族，后世有隗姓戎人，隗通嬇，女嬇应即隗姓戎人之女。由此可知，陆终部落联盟是同鬼方部落联盟通婚而繁衍起来的。
《国语·郑语》说祝融八姓在夏代有昆吾为伯，在商代有大彭、豕韦为伯，到周代就没有侯伯了。“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其中不无疑点，因为西周还有苏国和温国，或许夏朝没有把它们灭掉，但也可能是在被夏朝灭掉之后由商朝重封的。总之，直到商末，祝融的后裔尚有己、彭、妘、曹、芈五姓共计不下十国。李学勤考证“祝融八姓的早期分布”，认为“可以说是环处中原”，其说不误。所谓“早期分布”，显然是经过了裂变和流徙的，因而呈星散之势。早在夏代，祝融部落联盟就已经瓦解了。他们在强国大族的卧榻之旁，虽尚能苟全，而势难鼾睡，分崩离析是他们无计规避的命运。
芈姓的季连②相传是陆终的幼子，所谓幼子，应是最后分裂出来的部落。季连生活的时代，或为夏代，或为商代，无从考定。“鬼方”始见于商代，而陆终与鬼方通婚，则季连在商代的可能性较大。
商代中期，约当武丁之时，国势极盛，四出征伐。荆人也是商朝征伐的对象，事见《竹书纪年》。“荆”和“楚”，作为族称，简单说来，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楚人都是荆人，然而荆人并不都是楚人。由此，商朝讨伐的荆人未必即楚人。散居在中原的小国受到大国的讨伐，力不能敌，除降服外，只有避走一策。避走的方向，则以南为宜。早在夏代，源于祝融的方国就有南迁的。如昆吾，据《左传·哀公十七年》所记最初在卫地，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所记后来在许地，其流徙方向是从东北到西南，但未出中原。商代，楚人的流徙方向与昆吾相似，大致也是从中原的东北方到中原的西南方。
“荆人”、“楚人”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生长着许多被称“荆”或者“楚”的灌木。商代作为族称的“荆”和“楚”，都在商朝的南境，大致为淮水迤南地区。《诗·商颂·殷武》写道：
“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这诗是周代的殷人遗民写下的，用以赞颂先祖武丁的业绩，其中有句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深)入其阻，裒荆之旅。”考古发现表明，武丁以后，即商代中期以后，殷人南进，不仅过了淮水，过了汉水，过了长江，而且过了洞庭湖，到了湖南的中部甚至南部以及江西的中部。
殷人为什么要向长江中游挺进呢？我们可以做多种猜测，但任何猜测都不如在长江中游发现的商代铜矿和商代铜器有说服力。铜在当时至关重要，值得我们把话头扯开，先绕到远处去，再回到近处来。中国已知最早的铜器，是在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中发现的，是黄铜片和黄铜管的残件，属于仰韶早期，约当公元前4675±135年。
到了仰韶晚期，在甘肃的马家窑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小刀。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上限比马家窑文化晚些，下限与马家窑文化出入不大，在其遗址中也发现了铜器。甘肃的齐家文化，上接马家窑文化，在其遗址中发现了多种铜器，有红铜的也有青铜的，有铅青铜也有锡青铜，有冷锻的也有范铸的。二里头文化有了更多铜制的容器、兵器、工具和杂器，铸造工艺有了明显的进步，时在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上述这些铜器，都是在黄河流域发现的。已知长江流域最早的人工冶炼铜见于湖北和安徽，相当于龙山时期。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说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较早地进入了铜器时代。然而，进入铜器时代较早的地方并不就是铜的蕴藏量较大的地方。黄河流域，尤其是中游和下游，都缺铜。
中国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大多分布在南方，这是因为南方在地质史上受喜马拉雅山和燕山两个造山运动的影响，火成岩活动特别强烈，大约在距今0.8亿~1.9亿年前发生了罕有其匹的花岗岩活动，以四川盆地和贵州高原为中心，向东南方和西南方持续增强，而出现了成矿带。中国的铜矿密集在长江南岸，锡矿和铅矿更在铜矿以南。铜器时代的战略资源，一是铜，二是锡，三是铅。奠都在中原的夏朝和商朝缺少有色金属资源，不得不到长江流域去找，后来的周朝当然也如此。铜器时代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尤其是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正是以铜为纽带联结起来的。
夏朝向南开拓，反映在传说中，就是禹征三苗。三苗战败了，可是夏人向南推进的距离不很远，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夏人到达了长江。
商朝在中期以后，以南进为重大国策，成效卓著。吸引殷人跋山涉水深入南方的，正是铜和锡、铅。1988年江西瑞昌铜岭发现的古铜矿，开采年代上限为商代中期。由瑞昌往西偏北方向走，是湖北的阳新和黄石，连成一线，也有古铜矿，已知开采年代上限为西周，而附近有不少商代的炼铜遗迹，估计以后也会找到商代的矿井和炼炉的。湖北黄陂盘龙城，有商代中期的城址。从江西新干一座相当于商代的“大墓”中，出土了制作精良的铜器多达400余件。
湖南也发现了不少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铜器，铸造水平不低于中原，造型和施纹则既有纯属中原风格的，也有富于江南特色的。在湖北和湖南出土的某些商代铜器上，有“”、“戈”等殷人的族徽。商朝为了打开通往长江中游的道路，非讨伐“居国南乡”的荆人不可。双方强弱悬殊，胜负立决。有些荆人被征服了，有些荆人被驱散了。这时的荆人，含有众多族系不同的部落，主体应是三苗的后裔。源于祝融的那些部落，凡留在黄河流域的，都不算荆人；凡迁到商朝的“南乡”的，就算荆人。楚人是南迁的祝融部落，既受到殷人文治的熏陶，也遭到殷人武功的打击。他们避开殷人锐利的兵锋，大约在商代晚期迁到了豫西南的丹水流域。
《史记·楚世家》说：“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所谓“或在中国，或在蛮夷”，意即有些部落留居中原，其余的部落流散到边地去了。总之，他们已经散裂了。南迁的祝融后裔主要就是楚人，他们离开历史的主流，战战兢兢地维护着自己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