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只有三种乐器———两种弦数不同的竖琴和一种双管芦管，可以为唱诗者伴奏，然而不能合奏。明乎此，就不难了解楚国在音乐领域内是何等超轶绝尘了。艺术愈抽象，楚人就愈擅长。他们拙于叙事诗，而巧于抒情诗；拙于毫不抽象的雕刻，而巧于全然抽象的音乐。
先秦的十二律名见《国语·周语》，当然是周十二律。楚自有其十二律名，与周十二律名只有一个姑洗是相同的。
先前，礼与乐“相须为用”，如《通志·乐略》所云：“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到了楚文化的鼎盛期，礼崩乐坏之势已无可挽回。乐舞所娱的对象，不再以神为主了，在贵族中是以人为主，在平民中是神与人共之。《招魂》和《大招》所描写的，即以人为主；《九歌》所描写的，则为神与人共之。进入战国中期之后，轻松活泼的鼓乐和管乐、弦乐日盛一日，使庄严典雅的钟磬为之黯然失色。
楚文化很有开放性和创造性，楚乐舞也这样。《招魂》和《大招》说到的“赵箫”、“郑舞”、“吴歈”、“蔡讴”和“代、秦、郑、卫”等，都是楚人引进的异族、异国的乐舞。同时楚人发展了描摹楚乡风情、显示南国风韵的乐舞，即《涉江》、《采菱》、《扬荷》 (《扬阿》)、《劳商》、《激楚》等等。《激楚》在楚国宫廷乐舞中的地位，犹如唐代梨园的《霓裳羽衣》。《招魂》云：“宫庭震惊，发《激楚》些。……《激楚》之结，独秀先些。”“宫庭震惊”的原因，或许是乐声大作，令人不禁心动神摇吧！“结”同“髻”，是舞女的发式。演出《激楚》的舞女，发式特别时髦。从楚乐舞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说越有开放性就越有创造性。
《文选》所录传为宋玉所作的《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虽说“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毕竟雅俗兼备，是以各尽其欢。
楚人的舞态，如《九歌》所描写的，有“偃蹇”、“连蜷”之美，有“翾飞兮翠曾”之妙，虽可意会而不易名状。1941年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彩绘漆奁一件，上有《小胥憩舞图》：“细腰舞女11人，莫不广袖长袍，或正在练功，或正在小憩。”湖北省歌舞团创作和演出的《编钟乐舞》，女演员多作“三道弯”身姿，模拟楚舞，可谓庶几近之。
（第七节屈原和宋玉
屈原，名平，后人多称其字，约生于公元前340年，约卒于公元前277年。屈氏在楚国曾是一个显赫的家族，春秋时代世选莫敖，战国时代渐趋衰微。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记，屈原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正统教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壮岁入仕，“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然而为佞臣所不容。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向怀王进谗，诬屈原贪怀王之功以为己有，怀王由此而疏远了屈原，乃至免其左徒之职。
秦大破楚于丹阳、蓝田之后，屈原受命使齐以修好。回郢都后，一再进谏，始则劝怀王杀张仪，继而劝怀王不入秦，怀王俱不从。顷襄王即位后，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掌公族子弟的教育。不久又受谗见斥。郢都沦陷以后，屈原流徙于江南，抱石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典范永垂。他爱国，也爱民。他爱自己所出生的乡国和自己所奉仕的君国，也爱号为九州之地的祖国。
他志洁行廉，抗“溷浊”之世，违“工巧”之俗。在古代爱国者之群中，屈原如木秀于林，至今为人们所崇敬。
屈原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丰碑长存。在博采南北民歌精华的基础上，他创立了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楚辞。在抒情领域内，屈原的作品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无来者。西汉末刘向编集屈原作品凡25篇，东汉初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屈原作品正是25篇。晚于班固的王逸作《楚辞章句》，所录屈原作品也是25篇。屈原的全部作品虽不止此数，但25篇之外的都失传了。25篇之中，《远游》、《卜居》、《渔父》，近人多疑为非屈原所作。25篇之外，还有《招魂》和《大招》可能为屈原所作。
大致无争议的屈原作品是：《离骚》、《九歌》(11篇)、《九章》(9篇)、《天问》。
《离骚》是屈原的主要作品，后人或简称之为《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心雕龙·辨骚》评《离骚》和其他楚辞作品，其结句云：“……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司马迁之所论，重在思想；刘勰之所论，重在艺术：合而观之，大致就表里兼得了。
对于屈原的学术，我们不妨称之为骚学。
楚国本来只有巫学，自从楚文化进入鼎盛期之后，巫学才开始分流：其因袭罔替者仍为巫学，其理性化者转为道学，其感性化者转为骚学。楚国的强盛加剧了大国与小国的矛盾，贵族与平民的矛盾，以及国人与野人的矛盾，某些处在中间地位的有识之士谋求解脱，这是巫学理性化而为道学的历史背景，时当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之际。楚国社会的兴旺以至烂熟引发了双重危机，内有痼疾的消磨，外有勍敌的凭陵，贵族中的有识之士谋求拯救而不得行其道，这是巫学感性化而为骚学的历史背景，时当战国中期与晚期之际。
道学是上文已介绍了的，骚学则是本节所要介绍的。
从禀赋和素养来看，屈原实在是一位大巫。《离骚》足以证明，屈原熟知神话，深钦神巫，善作神游。屈原与一般楚国大巫不同的是，他把郢中巫学和稷下道学糅合起来了。《离骚》有云：“耿吾既得此中正”，“溘埃风余上征”。王逸《楚辞章句》注曰：“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与化游。”“真人”，在《庄子》中等于“至人”。
《庄子·田子方》云：“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稷下道家的作品《管子·内业》以为心内精气饱满，“乃能穷天地，被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菑”。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便是“真人”、“至人”，其尤“真”尤“至”者为“圣人”。
《离骚》和《九歌》、《九章》是抒情诗歌无可逾越的高峰，后人虽欲效之而终不能及。这是因为后人的才情一概不如屈原吗？
不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两千多年来难以数计的骚人墨客的才情难道个个不如屈原？答案在于后人没有屈原那样的郢中巫学根底和稷下道学根底，虽欲效之，只能是效颦、学步，因而终不能及。
古往今来，对于屈原的特立独行，有褒有贬，年代愈晚则褒之者愈多而贬之者愈少。
西汉的扬雄不以屈原自杀为是，《汉书·扬雄传》说：“杨雄……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沉)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反离骚》有句云：
“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
东汉的班固比扬雄更进一步，在《<；离骚>；叙》中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8云：“余观渔父告屈原之语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又云：‘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淈其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此与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异？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偏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孟郊曰：“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孙邰云：‘道废固命也，何事葬江鱼？’皆贬之也。而张文潜独以谓：‘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渔父由来亦不仁。’”
南宋费衮《梁谿漫志》卷5“《通鉴》不载《离骚》”条云：“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之谊，盖不可以训也。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温公(司马光)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屈原沉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绮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把屈原贬得最低的，就是这《梁谿漫志》了。
今人则不然，对屈原大抵有褒无贬。司马迁对屈原的政见和政绩已有溢美失实之辞，今人则更有爱之唯恐不足而褒之唯恐不高的，甚至以为屈原是伟大的政治家和重要的思想家。至于这位政治家在楚国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这位思想家有哪些理论贡献，就谁也说不清楚了。
屈原是旷世奇才，但不是通才；屈原是绝代伟人，但不是完人。
凡第一流的诗人都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只是政治上的失意和思想上的造诣可能加大艺术上的创获。前人也明白这个道理，陆游作《读唐人愁诗戏作五首》，其三云：“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