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昭王南征的路线，《启卣》说：“王出兽(狩)南山，搜口山谷，至于上侯滰川。”大约是指昭王从丰镐出发东南行，过今蓝田后即入于山中行进，曾在山谷中狩猎，后来至于“滰川”，疑即今河南西南部的淅川，然后再南行而趋向汉水。古人有“春搜”(《左传》隐公五年)之说，因此，昭王十六年的南征可能是春天开始的。按照《中甗》的记载，昭王南征从今豫西南的淅川东南行到临近鄂境的“曾”，铭文说，“王令中先省南或(国)贯行，艺位在曾”。即令名中者为先行到曾。所谓“艺位”在《中鼎》里作“艺王位”。《广雅·释诂三》：
“艺，治也。”“艺位”即昭王准备临时住处。“曾”地在今河南新野。
此地出土过曾国铜器。《中甗》所载南行地名还有“汉中州”，盖已入于今鄂境，到达了汉水流域。昭王这次南征可能是在八月间返回的，《唯叔鼎》说“唯叔从王再征，唯归。惟八月，在皕位，诲作宝鬲鼎”，是为其证。返回以后，诸臣纷纷铸器纪念，如：
(1)过白(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过伯簋》)
(2)驭从王南征，伐楚荆，又(有)得，用作父戊宝尊彝。(《驭簋》)
(3)唯王南征，在□，王令生办事□公宗，小子生易(锡)金，首，用作簋宝尊彝。用对扬王休。(《小子生尊》)
(4)薡从王伐荆，俘，用作簋。(《薡簋》)从诸臣有“俘”、有“得”的情况看，昭王南征当不乏掳掠之事。
由于昭王第二次南征死于归途中，所以彝铭中不载此事。《古本纪年》说：
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昭王遇难之处，据考证在《水经注·沔水》提到的“左桑”，地在今湖北沔阳东北的汉水开阔之处。《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馀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返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于汉中。辛馀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此“梁”可能和《诗经·大明》“造舟为梁”相同，是并船水上作成的临时性的浮桥。由于气候恶劣(“天大曀”)，所以“梁”———浮桥崩坏，以至酿成灾祸。昭王之死，系偶然事故造成，并非楚人将其打败。春秋时，齐桓公伐楚，管仲曾以“昭王南征而不复”作为讨伐的理由之一，楚人回答，“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左传》僖公四年)，明确表示此事与楚无涉。这个回答应该是有根据的。昭王虽然死去，但是周王朝还是达到了向南方扩展的目的。
穆王时期，周王朝的对外扩展有了进一步发展。《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国语·齐语》：“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穆王的远游给人们留有深刻印象，所以春秋时人有以上那些说法。《古本纪年》说：“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虽然所说里程全不可信，但却反映了战国时人对穆王远游的看法。《天问》：“穆王巧挴②，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屈原老夫子对穆王巡游的目的已不甚了解。较早的材料表明，穆王并不只是为了饱览风光而远涉巡游的，其主要目的在于对诸方国部落的征服。
位于北方和西北方的犬戎本来宾服周王朝，据《国语·周语上》说，犬戎自其君大毕和伯士以来，一直“以其职来王”，实行“终王”之礼，朝见每一个新嗣位的周王。穆王对此不满，说：“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要犬戎多觐见贡献。穆王征犬戎，“获其五王”(《后汉书·西羌传》)，“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记·周本纪》)，并将戎迁至今甘肃平凉一带的大(太)原。
穆王最著名的巡游是《古本纪年》所说的“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此事经春秋战国间人敷衍为《穆天子传》。其中说：
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理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均平，吾顾见女。比及三年，将复尔野。”天子遂驱。
所记似小说家言，可信成分甚少，然而却流传广泛，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穆王西行有极深刻的印象。
在穆王时代，真正给周王朝造成一定威胁的是淮夷和徐方。穆王时器《录卣》说，“淮夷敢伐内国”，故穆王命名者率成周之师戍守于“古师”。另据《簋》记载，“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棫林，搏戎胡”，这里的“戎”即《鼎》之“淮戎”，就是淮夷，“棫林”和“胡”为地名，盖在今豫中地区。这次战斗除了杀敌100余、俘获114人之外，还缴获了盾、矛、戈、弓等许多兵器。名者由于“率虎臣御淮戎”(《鼎》)取得不小胜利，所以铸造一系列铜器以志纪念。这就是1975年发现于陕西扶风的伯诸器。讨伐淮夷的著名将领除了名者之外，彝铭记载的还有伯屖父，他曾经“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竞卣》)；另有伯雍父，他曾在“古师”
率军戍守(《甗》)。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礼记·檀弓下》记徐国大夫容居的话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这是否与《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记为一事，尚无法断定。《太平御览》卷三〇五引《古本纪年》有周穆王“伐纡，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比鼋为梁”的记载，“于”与“余”古音同，伐纡当即伐徐。《尚书·费誓》有鲁侯征徐戎之载，则徐戎或当与鲁相距不远，以后才逐渐迁至今江苏泗洪一带。从《古本纪年》的记载看，穆王时期周与徐方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争。就周王朝的发展而言，武王、周公是其初创时期；成、康、昭、穆是其巩固和向外扩展影响的时期；穆王以后的共、懿、孝、夷四王已将其注意力从对外征讨、巡游转向周王朝内部统治结构的巩固和贵族间等级秩序的稳定，这可以说是守成的时期。
从共王时期开始，关于册命情况的记载比以前大大增加，周王朝的册命日趋规范化、制度化。请看彝铭中所记载的几个较简单的例子：
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大室。师毛父即立，井白(伯)右。大史册命，易(锡)赤市。对扬王休，用作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师毛父簋》)惟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康宫。荣白(伯)内右康。王命：
“死司王家，命女幽黄、鋚革。”康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丕)显休，用乍朕文考厘白(伯)宝尊鼎，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康鼎》)唯八月初吉，王各于周庙，穆公又(右)盠立于中廷北乡，王册令尹易盠赤市、幽亢(黄)、攸勒。曰：“用司六师王行参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盠彝》)惟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邵宫，王乎士曶召克，王亲令克遹泾东至于京师。易(锡)克甸车马乘。克不敢坠，敷奠王令(命)。克敢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皇祖考白(伯)宝林钟，用匄屯嘏永令，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克钟》)
这四例依次为共、懿、孝、夷诸王时器。册命的主要内容：一是赏赐臣下，如赤市(红色祭服)、幽黄(黑色佩玉)、鋚革(马饰)、车马等。二是任命臣下职司或事务，如“司六师王行参有司”即管理六师中的司土、司马、司工等小官吏。又如“令克遹泾东至于京师”
即令名克者往泾水以东直至京师办理某项事务。三是命臣下对王室表示忠诚，如“死司王家”即献身于王室之事。以上四例都是周王对贵族大臣的册命。除此之外，还有贵族大臣对其家臣的册命，如懿王时的《卯簋》记载荣伯赏赐家臣名卯者以玉璋、彝器和田地的情况，并命卯“死司丰宫、丰人”，表示他们对周王室的忠诚。又如夷王时的《伯克壶》记载伯太师赏赐伯克“仆三十夫”的情况。所有这些彝铭的结尾都有受赐者“对扬王休”、“用作祖考宝尊彝”一类词句，既表示对周王的感恩戴德，又表示了对自己家庭的忠诚，凡此都说明共、懿、孝、夷时期宗法制度更加巩固和完善。还应当注意到，这个时期的频繁册令固然反映了周王与贵族大臣、贵族与家臣之间关系的密切，但也反映了下层势力的兴起以至上层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手段加以笼络。
这个时期的周王朝有继续向外扩张之势。《国语·周语上》记载，泾水流域的密国之君密康公由于不献美女于周，便被共王灭国。
共王时器《乖伯簋》载：“惟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
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见献帛。”这篇铭文不仅记载了微国之君朝见献帛之事，而且记载了共王向归国之君馈赠裘衣之事和表示友好的祝辞，以至使归国悦服于周。归国之君原先称王，在此铭中已改称为伯，是为臣服的一种表示。微、归盖在江汉一带，它们的臣服标志着周王朝在南方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古本纪年》有“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的说法，与此是吻合的。
周王朝自成、康至共、懿已有百年左右的平稳发展。懿王以后，王室内部矛盾开始趋于剧烈，王位继承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
《史记·周本纪》：“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为懿王之叔而能继统，其间原因，今已无可考。孝王死后，“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夷王之立由诸侯作俑，即表明王室内部斗争尖锐，需借助王室以外的力量来争夺王位。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夷王对诸侯礼数有加。诸侯晋谒时，夷王“下堂而见诸侯”(《礼记·郊特牲》)，事为后世礼学家所批评。可是在当时夷王还是颇有威信的。《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王子朝语：“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杜注：“愆，恶疾也。”望为祭名，指名山大川之祭，后来也将名山称为望。夷王染疾，诸侯皆遍祀其国山川，为之祈祷。夷王对诸侯恩威并用。相传齐哀公“荒淫田游”，纪侯告之于周，夷王遂“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古本纪年》)。大(太)原之戎不朝，夷王即“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古本纪年》)。夷王时器《虢季子白盘》载：
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不(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子白，献馘于王。
这次在洛河北岸伐猃狁的胜利是否与虢公“伐太原之戎”为一事，尚不能确定。夷王对虢季子白的战绩很满意，赐之以作为权力象征的钺，“用征蛮方”。夷王时器《多友鼎》载在一次战役中曾俘获猃狁战车127辆，斩杀205人，亦是战果辉煌。总之，共、懿、孝、夷时期，周王朝虽然稍有衰弱，但仍能号令和钳制诸侯，并取得不少对外战争的胜利，应是周王朝继续发展的一个阶段。
继夷王之后的厉王时期，周王朝政治开始衰败，终于酿成国人暴动，使周王朝几临灭顶之灾。周厉王的“暴虐侈傲”(《史记·周本纪》)固然是国人暴动的直接原因，但决定性的因素却在于新的社会势力的兴起。从共懿时期开始，社会上的中小贵族和平民的力量日益强大，这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就是古代文献中常提到的国人阶层。这个阶层迫切要求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上的一定权力。然而，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厉王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暴虐压制措施。
周厉王虽然声称自己“亡康昼夜，经雍先王”，像先王一样勤于政事，以此安抚“士献民”(《胡簋》)，但实际上却在损害许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据《国语·周语上》篇记载，厉王曾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周大夫芮良夫进谏说：
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
“专利”指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具体说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山川林木渔猎之利统归王室。早在懿王时期周王朝就曾派人管理林牧等事，厉王时更扩大了专管的范围。据彝铭载，名微者曾被厉王委派“籍司九陂”(《微鼎》)，郭沫若先生说“盖命管理川虞、泽虞之属”。“九”言其多，范围当不小。另有南宫柳被委派“司六师牧阳(场)”、“司羲夷阳(场)甸”(《南宫柳鼎》)。
周王朝的军队也占有许多土地山川，所以要派专人管理。厉王时器《人盘》载有虞、录(麓)、田等职官名，可见周王室和诸侯国都加强了对山川之利的控制。“专利”的另一项内容可能是加重对普通农民的剥削。《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语有“厉始革典”的话，此典与“安民”相关，应指赋役制度而言，春秋时鲁“季孙欲以田赋”，使人请教孔子，孔子的态度是“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左传》哀公十一年)。《国语·鲁语下》载此事，“周公之典”作“周公之籍”，籍指赋取民众力役的籍田制度。厉王所革之典当即规定赋役之法的“周公之典”，亦即改动历来行用的籍田之法。由于史载语焉不详，所以我们很难考索厉王革典的具体内容，据推测可能是在力役之外还向民众勒索粮食和财物，以至造成“下民胥怨，财力单竭”(《逸周书·芮良夫》)的后果。
厉王的“专利”引起国人强烈不满。在“民不堪命”而指斥厉王的暴虐时，“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当时，周王朝内部的有识之士，如芮良夫、召穆公、凡伯等，对局势忧心忡忡，《诗经》保存了他们抒发感慨的诗篇。其中说道：
天之方，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诗经·板》)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诗经·民劳》)这些诗句大意是，上天在疾怒，因为君臣威仪迷乱、民众呻吟叹息、死丧祸乱民穷财尽。民众劳苦忧戚，渴望能有喘息的机会。
大家都盼望周王朝能遏制暴虐权奸，不要使他们再制造灾难了。
据《逸周书·芮良夫》篇记载，芮良夫曾向厉王进谏，指斥那些操持国事的“执政、朋友、小子”，说他们“不图大难，偷生苟安，爵以贿成”，并指出“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厉王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规劝，使社会形势更加动荡，正如《诗经·桑柔》
所说，“维彼(指厉王)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也正如后来其子宣王所说，“弘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毛公鼎》)。
公元前842年，国人暴动，袭击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史记·周本纪》)，太子静匿召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被迫交出其子以代太子，才使太子幸免。这次暴动波及甚广，“乱生不夷，靡国不泯”，“自西徂东，靡所定处”(《诗经·桑柔》)。据宣王时器《》所载，参加暴动“逐厥君厥师”的有“邦人、正(政)人、师氏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荀子·成相》说“郭(虢)公长父之难，厉王流于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可见这是一次有广泛社会阶层参加的行动，是对厉王暴虐统治的致命打击。由于今晋境为周族发祥地，所以厉王选择汾河岸边的彘邑(今山西霍州)为居留地点，因此厉王又被称为“汾王”(《诗经·韩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