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万物规定出区分的界限以便人们区分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对人的上下尊卑身份地位进行分辨。在确定人们的身份地位时，最关键的也就是礼了；而礼制秩序中最关键的就是尊敬圣人和帝王。可圣王有上百个，我们该仿效哪一个呢？而这也正是我要说的：礼仪制度因年代久远而消失，音乐节奏因年代久远而失传，管理具体礼法的官吏也因年代久远而有所遗漏。因此说：想要观察圣王的事迹，就得具体观察我们所熟悉且能够考察清晰的人物，而这些人物正是后代的帝王。那些后代的帝王，就是现在治理天下的君主。不看后代圣王的治道而去称赞上古的圣王，打个比方说，这就如同离开自己的君主而去侍奉别国的君主。因此说：想要观察了解千年的往事，首先要仔细审察现在的现实；想知晓千千万万的事物，首先要弄明白眼前的一两件事物；要想懂得上古的社会情况，首先要审察现在周王朝的治国之道；要想明白周王朝的治国之道，首先要审察他们所尊敬的君子。因此说：“根据近的来知远，通过一事以知万，洞察隐微知明显。”说的即是这个道理。
［原文］
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间，犹可诬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上乎！
圣人何以不可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细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①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
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庸。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庸，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堰、檃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
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②，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诗》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谓也。
［注释］
①党：亲近的意思。②罢：通“疲”，疲弱无能。
［译文］
有些愚蠢的人说：“古今情况不同，所用来统治天下的道也是不同的。”众人被这种话迷惑而信任了它。那些众人，愚蠢而不能辩说，浅陋而不能测度。亲眼目睹的事，都能被欺瞒，况且是千载相传之事！这些妄人，在通常生活中，尚且要进行欺诈、蒙骗，更何况对于那些千载之上，人所不能见的事情？
然而圣人为何不能被欺骗呢？这是由于：圣人，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推测揣度古代的事物的人。因此，他们根据现代人的情况去推断古代人的情况，依据现代的人情去推测古代的人情，根据现代的某一类事物去推定古代同类的事物，根据流传至今的学说去推测古人的功业，依据事物的普遍规律去观察古代的一切，因为古今的情况是相同的。只要是同类而不互相背离的事物，那么尽管相隔很久，它们的基本性质还是相同的，因此圣人面对着邪说歪理也不会被惑乱，观察复杂的事物也不会感觉困惑，这是因为他能按照这种道理去权衡一切事物。除了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五位帝王以外，那个时代没有流传到后世的名人，并非那时没有贤能的人，而是因为时间太久了的原因；除了这五位帝王的政治措施以外，没有流传到后世的政治措施，并非别人就没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由于时间太久了的原因；夏禹、商汤虽然有流传到后世的政治措施，但不及周代的清晰，并非他们没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为时间太久了的原因。流传的东西时间一长，那么谈起来就简单了；近代的事情，谈起来才详细。简洁的，就只能列举它的大概；详细的，才能列举它的细节。愚蠢的人听到了那简洁的论述就不再去了解那详细的情况，听到了那详细的细节就不再去了解它的大概情况。因此礼仪制度就因为年代久远而消失了，音乐的节奏就由于年代久远而失传了。
凡是言论不符合古代圣王道德原则，不遵循礼义的，就称为“奸言”，尽管娓娓动听很有条理，君子也不听。仿效古代圣王，遵守礼义，亲近有知识的人，但不喜爱谈论圣王，不乐意谈论礼义，那就一定不是真诚的学士。因此，君子对于正确的言论，心里喜欢它，行动遵守它，乐意谈论它。因此，君子一定能言善辩。凡人没有不喜爱谈论自己所爱好的，而且君子更是这样。所以君子赠人一句善言，觉得比赠给人金石珠玉还珍贵；让人看到善言，比让人看到锦绣花纹还感觉美；把善言讲给别人听，感觉比让别人欣赏钟鼓琴瑟还快乐。所以，君子谈论永不厌倦。鄙陋的小人与此相反，他们只重视实际，而不顾及言谈文采，因此一辈子难免卑劣庸俗。因此《周易·坤卦》中说：“就像扎了口的袋子，既无归咎，也无赞美。”就说的是这种迂腐的儒生。
说话的困难，在于用最崇高的道理来劝告最卑劣的人，用最稳定的国家的治国道理来触及最动乱的国家的现实。这是不可能直接实现目的的。列举远古的事容易荒谬，列举近时的事又容易庸俗。善于言谈的人处于这种情况下，必定做到列举远古的事而不荒谬，列举近时的事而不庸俗，随着时代的变化，顺从世道的高下，或缓或急，或屈或伸，切实地像用堤坝限制水流、用檃栝限制弯木那样限制自己，几经曲折，然后达到所说的目的，但又不伤害别人。
因此君子端正自身用准绳，对待别人则进行引导。端正自己用准绳，所以足以成为天下的模范；对待别人用引导，因此能够宽容，依靠众人完成天下的大事。因此君子贤明而且能宽容德才劣等的人，聪明智慧而能宽容愚蠢的人，渊博而能容忍浅陋的人，纯正而能容忍不纯的人，这就是所说的容忍各种人的方法。《诗经·大雅·常武》说：“徐国的百姓已经归顺，这是天子的功绩。”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欣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夫是之谓为能贵其所贵。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此之谓也。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①，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
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②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注释］
①见端：注意事情的头绪。②偃却：同“偃蹇”，高耸，引申为出众。
［译文］
交谈的方法是：用严肃庄重的态度去接近别人，以正直诚恳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用坚强的意志去协助别人，用比喻的方法来使别人知晓事理，用分析的方法来让别人明白，热情、温和地指导别人，使自己所说的话显得宝贵、珍惜、重要、神妙。如果真能够如此，那么你所说的话往往不会令别人很难接受，尽管不去取悦别人，他人也会看重你的话。这样做就能使自己所珍爱的东西受到别人的重视。古书上说：“只有君子才能使自己所珍爱的东西受到别人的重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君子必定要辩说。人都喜欢谈说自己重视的东西，君子尤其这样。因此小人宣扬的是邪恶，君子宣扬的是仁爱。言论与仁爱不相关，那么他说话就比不上不说，善辩还比不上口齿笨拙；所言与仁爱有关，则以好说为上，以不好说为下。因此仁道之言的意义很重要。发自君主，用来指导人民的言语，就是政令；出自臣子，忠于君主的言论，即是谏救。因此君子对于仁的践行从不厌倦。必定是志之所好在此，行之所安在此，并以积极宣扬为乐。因此说君子必定是好辩说的。辩说小事，不如掌控好事情的头绪；掌控好事情的头绪，不如抓住根本。辩说小事能够精察，抓住头绪能够懂得，抓住了尊卑上下的根本就能获得辩说的根本意义。圣人、士君子所具有的作用全在于此。
有小人的辩说，有士君子的辩说，有圣人的辩说。不预先考虑，不尽早谋划，一出言就很适当，既富有文采又符合礼法，采取措施，灵活变化，都能随机应变，应付不穷，这即是圣人的辩说。事先就考虑了，尽早已谋划了，短时间的发言还值得一听，既具有文采又细致实在，既渊博又正直，这即是士君子的辩说。听他说话言辞夸张，不得要领，任用他办事既多诡诈又无效果；对上不能归顺英明的帝王，对下不能团结和谐百姓；但他讲话有分寸，或夸夸其谈，或唯唯诺诺，他们全部靠口才而自夸自傲，这就是奸人中的杰出者。圣明的帝王一继位，这种人是首先要被杀头的，然后就是惩戒盗贼。盗贼还有可能转变，但这种人是不会痛改前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