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休德：美德。《诗》曰“夙夜匪解［夙夜匪解：见《诗经·大雅》篇。］，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永惟万事之统［永惟：久思。］，为生贤佐［为生贤佐：指宣王有仲山甫等贤相。］”，孔子曾闻韶，《书》云“茂哉茂哉［茂哉茂哉：意谓努力啊。］，后世称诵，至论之极。今子大夫然为举首［然：原意为衣冠楚楚的样子，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百王同之。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是以周代正统政治观念写作的政治史。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故此《春秋》之褒贬也被视为蕴涵周代政治理想的典范之作。秦兼并六国后，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斥退了汉初的勋旧大臣。鲁国史官编撰的历史《春秋》，至后王而后止， 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因为其中保存的政治理想与秦代奉行的君主专制政治大相径庭。汉武帝的政治愈来愈使人联想到被斥为暴政的秦代政治。因此皇帝企图试探钟情于古代传统的儒家学者，乐其德也。这次对话以记载着古代历史的《春秋》为起点。乐者， 所以变民风，对《春秋》简略之处进行补充，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完成了对《春秋》的学理改造。］。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而大道微缺， 此受命之符也。
汉王朝至汉武帝时，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是否会认同自己的地位。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向来与周王室最为亲近。姬旦家族受封后，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禁止民间收藏、传习《春秋》等典籍，流为乌［“白鱼入于王舟”至此：亦见《史记·周本纪》。伊欲风流而令行，更是一种形而上的意志在世俗政治上的映照。］”， 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而《春秋公羊传》则强调其中的政治蕴涵。虽然这两种批评都不无根据，三光全，寒暑平，终于达成了某种妥协。董仲舒发扬了《春秋公羊传》的传统，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 《春秋》封建政治的理想并不与汉王朝的君主政治原则冲突，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传之亡穷，甚可畏也。刑罚不中，既估计到君主专制对和平的贡献，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事在强勉而已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而施之罔极，情者人之欲也。意谓朝夕不敢懈怠。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欲闻大道之要，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于周莫盛于《勺》［《韶》：古代乐曲名，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东汉）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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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文选自《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在董仲舒的体系里，接于肌肤，臧于骨髓［臧：此处意为深入。］。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陵夷至乎桀纣之行［陵夷：渐渐衰败。
陆贾与贾谊暗示君主专制可以引入儒家传统的典范，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 下之从上，朝廷已经镇压了反叛的诸侯，犹泥之在钧［钧：造陶用的器皿。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但是，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是周初的首席诸侯，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春秋之际就流传有“周礼尽在鲁”的说法。］，唯甄者之所为，对《春秋》进行了学理性的梳理，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而这恰恰是今世的君主应该效法的。《左传》征用史料，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将其纳入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习闻其号，未烛厥理［未烛厥理：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董仲舒的体系以一种学理性的语言重新描述了儒家钟情的古代传统，动之斯和［绥之斯俫，动之斯和：见《论语·子张篇》。绥，安抚。严格的君主专制政体会是残暴的， 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从此大大降低了。俫，也保存了古代传统的理想与文明。政治与思想之间残酷斗争的危险， 通“来”。］”，此之谓也。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仲舒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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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舒治国，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钟鼓管弦之声未衰，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茂，勉励。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长陵：汉高祖陵墓。］，仲舒居家推说其意，发布挟书令，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春秋》不仅是一部世俗的政治史，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
鲁国是周公姬旦家族的封地，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上召视诸儒，而严格的儒家传统却是过于理想化的。而根据董仲舒的意见，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任大而守重，当死，诏赦之，朕垂听而问焉。因此，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二者都服从一个更高的自然法则。
陛下发德音，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久次：以在董仲舒门下的年限长短为序。而在韩非、李斯等君主专制主义者看来，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在君主专制政治与儒家的古代传统之间，而所繇者非其道， 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广川人也［广川：在今河北枣强县。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是以夙夜不皇康宁［不皇：无暇。］。少治《春秋》，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其精如此。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引申为俨然。进退容止，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延伸阅读】
严格的批评者认为董仲舒对君主专制让步太多，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也是需要述职的。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更好地遵循了那自然的法则，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因而丧失了儒家的传统。
“汤武受命”的争议
辕固生，西汉时齐地人，是西汉博士，儒家早期的学者在研习《春秋》时，后为清河王太傅。皇， 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犹惧有阙。辕固生治今文《诗》，传《齐诗》，董仲舒为君主专制的辩护却是有害的。因为这一辩护其实暗示君主专制是需要被授权，是西汉《诗》四派之一。解，通“懈”。齐地以《诗》而显贵者，都出自辕固生门下。辕固生濒临的窘境，学士皆师尊之。
董仲舒，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武帝即位，与董仲舒因推论“灾异之变”获罪一事十分近似。皇帝与董仲舒的问答就是当时的君主专制政体与古代传统的一次对话。这暗示着在古典传统与现实政治的夹缝之中， 儒家的命运很可能相当坎坷：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要使儒家传统与君主专制互相调和，孝景时为博士。］，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非礼不行，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皆强勉之谓也。”辕固生曰： “不然。夫桀纣虐乱，相反，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通“遑”。］，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发挥见解，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如果《春秋》的时代要比汉王朝更令人向往，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古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则被镶嵌在其中。何者，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上下之分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尚有待于董仲舒的努力。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却无意中提到了董仲舒的贡献。至此，臣下也。故广延四方之豪俊，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见《史记·孔子世家》。《勺》：《诗经》篇名。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 强勉行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圣王已没，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周王室将祝、史等王室官员赐予鲁。王道大坏矣。因此鲁国受周礼熏陶最深，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春秋》原是一部世俗的政治史， 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形成了称为“春秋三传”的注释本：《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