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品鉴亦以入化为极诣，就有形之文字体味其无形之情愫，彼我互糅，悲喜与共，无差无失，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凸现传统文学批评方法论建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特别提出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
张伯伟更是明确表示：“我所理解的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就应该尽可能的将它返回到那个特定的时代，而是在思想重建中凸现其不朽的精神；其精神世界的建构具有强烈的现实诉求。相若而相通；所谓“以意逆志”，文化转型的背景中遭遇西学而生成的以意逆志命题现代诠释，首先开始的是在历史批判的价值立场上揭示其历史边界的诠释方式，随后也生成了现代视野中转换以意逆志命题意义空间的诠释主题。从中西文化冲击－反应关系模式的视野看，历史批判立场上的以意逆志命题边界限定显示了西学的冲击；传统认同观念中以意逆志命题意义转换显示着传统文化的反应。本章论说现代学术语境中建构以意逆志命题意义空间的诠释方法。
$第一节 以意逆志方法
以意逆志是某某样的方法，这种在种差与类属中形成的论断形式是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主要论说样式。这种论说形式显示了方法论建构是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一个共同取向。这种取向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域中主要是在历史批判的立场上展开的以意逆志诠释有所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入而与之俱化也。
从孟子方法到儒家方法再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文学批评方法论的不断扩展中，侧重从逻辑的角度论说以意逆志方法。
所谓方法论，《辞海》的解释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学说，也就是人们运用一定的世界观去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与传统依据孟子权威与论者经验为基础建构以意逆志方法不同，现代语境中方法意识的需求更盛，其方法论建构更具有自觉性，更显理论化与体系化。
一、儒家精神与以意逆志
在分析性学术话语建构的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首要问题就是以意逆志是什么？以意逆志命题是作为一个儒家精神的表现对象而存在于现代诠释视野之中的。
所谓的“文”指的是用字，“辞”指的是由字所组成的句，“志”指的是作诗者的动机及其指向，“意”是读者通过文辞的玩味，摆脱局部文句文字的拘限性，所把握到的由整体所酿出的气氛、感动、了解。
“‘以意逆志’……作为先秦儒学中最重要的阐释思想在后代中有广泛的影响。孟子所提出的方法，是含有普遍妥当性的，由此可以了解他对《诗》所下的功力之深。
自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为说诗的方法之后，以意逆志文学批评方法的论题逐渐凸现出来。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提出：“‘以意逆志’是要求读者、批评家不拘挛于诗的文饰，“以意逆志”遂成为一种运用范围最广、运用时间最久的文学批评方法，从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徐复观以思想史范式建构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由所得到的这种气氛、感动，以迎接出（逆）诗人作此诗之动机与指向，使读者由读诗所得之意，“追体认”到作者作诗时的志，这才真正读懂了，才可以说《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即从人心相通的共性出发去解《诗》释诗。”刘明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提出，归根结底，所希望加以探讨的不只是有关文学理论的问题。“孟子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方法”这样的论题，就是把经过后人提升而成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法则的以意逆志，认定为孟子命题的本有意义空间
说《诗》、说诗、解释是徐复观、张伯伟、周光庆对以意逆志命题所涉主题的不同认定。因此，徐复观、张伯伟、周光庆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中国古典解释学等不同论域中论说以意逆志，分别设定了其作为中国经学方法、中国文学批评方法、中国古典解释学方法的不同属性。但他们都是在思想史的研究方式中关注以意逆志命题的。思想史的对象设定与研究方法构成了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现代范式。
徐复观关注到“经学史应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经学的传承，一是经学在各个不同时代中所发现、所承认的意义。已有的经学史著作，有传承而无思想，等于有形骸而无血肉，已不足以窥见经学在历史中的意义”。所以，以思想史研究为主业的徐复观“在写《两汉思想史》的历程中，随时留意此一问题”。他1980年写成《先汉经学之形成》，在“孟子与经学”论题中归纳孟子说《诗》的态度而提出对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理解。徐复观强调：“孟子所提出的方法，是含有普遍妥当性的，由此可以了解他对《诗》所下的功力之深。”并整体上考察孟子的思想贡献，论说“站在经学发展史的立场看，孟子除发展了《诗》、《书》、《礼》的意义外，也不迷执于语言的表达方式，就研究对象而言，属于文学思想史的范围。”他认定古代文学批评方法是文学思想史的对象，主张使用思想史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因此，张伯伟对“以意逆志”的阐释从人心、人性入手，而不是一般地对“意”、“志”进行训诂考辨。其首先从思想内核的角度，对孟子提出的“仁”、“心”举例剖析，得出“仁”根源于“心”；然后将孟子对“心”的认识分为四层，即人皆有心、失却本心、求其放心和推扩此心；再在儒家修身治学、内省心性的基础上，自然导出孟子的治学方法是在“心”普遍存在的条件下求志和求仁义。这就自然要求“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论者以其所理解的儒家精神为基础，是因为其内篇三章，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与文学批评相关联的材料；它更是一门现代的学问，并有着逐渐清晰的逻辑；但在性质上以意逆志命题都是验证现代观念的传统材料。
张伯伟论说“以意逆志”法，既在历史背景中诠释孟子命题的思想内核，又在历史发展的动态中诠释其意义空间，更在中西比较中显示其民族特色。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同样在诠释学论题中、在思想史视野中论说以意逆志方法。
我们认为，“以意逆志”说既然是孟子在他那个时代本着他自己的学术思想创立起来的一种诗歌解释方法论，那么，我们今天要分析它的理论内涵，能够透过文、辞的表面意义，放回到孟子本有的学术思想体系，观照其诗学背景，参阅其人学理论，结合其本来语境，由表及里地发掘其丰富的意义。
从文学解释学的角度系统研究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考察其诗学背景，论列其理论基础，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较为深入地分析其理论内涵，充分地论证它在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的开创意义，即“以意逆志”说是中国第一个具有自觉理论意识和深厚理论内涵的心理解释方法论。在当时，它具有可贵的创造性；对后世，它具有深远的启示性。
不同论题中的以意逆志诠释共同呈现了思想史建构的共同路向，思想史范式是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方法前提。具体来说，思想史视野之中的以意逆志命题是作为儒家精神与思想的产物，呈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阐释学等学科论说之中。
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以儒家精神为其属性。早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初期，以意逆志作为儒家文学批评方法的论题已经提出。与这一时期顾颉刚、郭绍虞的论说相比，徐复观、张伯伟、周光庆等是在思想史视野中建构以意逆志方法，不仅是通过考察历史文献还原其作为历史陈迹所指向的历史现象，还更注重以重返历史语境建构其作为思想产物背后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的建构在论说形式上不是客观中立地分析其优缺点，用古今相通的情理，阐释以意逆志的方法内涵与价值意义。所以徐复观从经学史的立场考察孟子的思想贡献，强调“孟子所提出的方法，是含有普遍妥当性的，由此可以了解他对《诗》所下的功力之深”。张伯伟从大量文学艺术的实际批评中归纳出三种最能体现传统文学批评精神的方法，建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独特结构。他系统论说了“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以及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周光庆从文学解释学的角度系统研究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放回到孟子本有的学术思想体系，观照其诗学背景，参阅其人学理论，结合其本来语境，由表及里地发掘其丰富的意义”，全面论证它在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的开创意义。
儒家精神作为以意逆志命题的观念基础，这种论说关注的中心不是历史事件的事实还原，而是思想建构的精神复活。因此，徐复观强调孟子所提出的追体认的以意逆志方法，含有普遍妥当性；并以追体认、追体验的方法实现真正的文学欣赏与思想研究。张伯伟提出：“我写这篇博士论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方法，之所以要将它纳入文学思想史的范围，去探究作者志趣之真正所在。这可以说是坚守作品自身的‘本文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使“文学”、“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等观念合法化、术语普遍化。在‘以意逆志论’中，我抓住这一方法的人性论基础，并指出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坚持人文主义的原则，是希望人们能保持住只有人才具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使这颗心不被权力、名利所浸染，因而异化乃至非人化。”
以意逆志命题的现实有效性是建立在儒家精神的建构性基础上的。儒家精神是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观念起点。整体来看，思想史范式是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方法前提，儒家精神是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观念共识。因此，思想史方法建构以意逆志命题的儒家精神内涵，成为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新特色主题。这个主题落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与中国阐释学研究两个课题中，并涉及儒家文学批评方法、一般文学批评方法与儒家诠释方法、一般阐释方法等不同层面论题。
二、以意逆志文学批评方法
现代学术体系中生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凭借“文学”、“诗歌”、“作家”、“作者”、“意图”、“理解”等现代术语展开的诠释建构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以意逆志命题的学术范式。这种研究方式正是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概括王国维学术提到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以“近世文学之义界”、依据“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参照“远西自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以来，迄于今日已独立之学科”的“文学评论”，从陈中凡开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中国20世纪现代学术建构的产物。它是一门古代的学问，“附辞会义”类型中经典解释方法的以意逆志。邓新华论说“‘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在这系列论说之中，因为它是以受西方文化影响生成的现代学科体系中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结构方式去组织古代的材料。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语境中，整理传统文化的现代欲望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内在动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学术方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以意逆志命题的合法方式。“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在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生成的历史材料之间张力场中，形成了现代学者书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动力与资源。
虽然“孟子本意不在探讨文学阐释的规律，而只是将之作为理解《诗经》作品的一种方式，但经过后人不断探讨、总结，‘以意逆志’说已经上升为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的主要法则”。郭绍虞在1934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提出：“宋人解诗与汉儒异。以意逆志文学批评方法之观念与论题的形成、定型和西方文学理论的观念引进、中国现代之文学批评方法的论题建构紧密相关。
“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意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之语义又绝非古代汉语语境中‘文学’语义的自然演变。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意识完全是外来的，它指的是在前述的艺术学和语言学诸关系结构中对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的意识，西方文学理论史是这种意识的发生与发展史。十分显然，中国古代并没有这种意识，更谈不上有表现这一意识的理论。”包括“文学”在内的“作者”、“方法”等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现代概念成为研究以意逆志命题的知识前提。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范式中，从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直到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以意逆志命题内涵或有差异，徐复观、赖力行、张伯伟代表着其基本类型。，但其所用的方法，也仍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方法。”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了论说以意逆志的儒家文学批评方法。
从20世纪初至今，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都涉及以意逆志的孟子文学批评方法或儒家文学批评方法的论题。关注“从孔子的‘思无邪’说到删诗说到汉儒说诗，诗的义理由仁义一旨而涵括，从逻辑发展的理路层次上考察，孟子的诗论尤其是‘以意逆志’说也应是此中之一环”。在孔孟沿革、先秦儒家与汉代儒学说诗方法等论题中论说以意逆志命题。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从孟子儒家文学批评方法扩展到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论题。傅庚生1947年《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是建构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萌芽：
孟子首倡的“以意逆志”说，是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第一个具有自觉理论意识和深厚理论内涵的心理解释方法论。在当时，它显示出了可贵的创造性和开拓性；对后世，它显示了深远的启示性与奠基性，受到了历代学人的由衷推崇和继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