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显示了汉语意义空间建构的历史，其现代历史既有对话的现代性建构的历史必然，也有现代问题与传统思想隔绝的危机。在全球化语境下，论说“孟子所提出的‘以（读者之）意逆（经典作者之）志’的方法”。并强调其方法的巨大影响，汉语思想应该注意诠释本身的语言问题，注重激活以意逆志命题的语义空间，以拓展汉语思想意义可能性。
他首先解释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文、辞、志、意关键词，而不仅是一个后世立场上分析评判的材料。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具有一种力量，成为通向古典视野的通道。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首先，以意逆志命题被纳入诠释者视野，反映的现实需求；同时，以意逆志命题存在本身，导引着诠释者的走向。在宋代学术的向内转背景中，徐复观融合语义拓展、边界限定、逻辑建构等诠释方法，以意逆志命题的存在使得意私志公观念的生成得到支持。而意私志公观念又使得“逆”作为等待的语义得以生成。同样，赵岐、王国维等人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也显示了带着自己的问题诠释传统命题这种古代文论转化的历史经验。
汉语文化传统中存在着通过借用传统命题来表达现实需求。从孔子开始的述而不作的悠久历史起源，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学术体系之中。“在两千年的中国史上，各种典籍以五经为核心，各种学问以经学为核心，突出孟子方法的普遍妥当性，重要的思想无不以解经的方式提出，因而经学的形式几乎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简称为‘经学模式’应该是适宜的。”强调“中国人的‘兴’式思维方式，并广泛运用于其自身文学批评与思想史研究之中。”
汉代赵岐的“以学者之意逆诗人之志”的解孟之法，宋代朱熹的“以读者之意迎取圣人之志”的读书之法，再到现代徐复观的“追体验”方法、黄俊杰“以读者之意逆经典作者之志”的解经之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诠释有着不同的论题范畴与思想内涵。以意逆志诠释史中的以意逆志命题共同性在于，既是对孟子命题的思想内涵的阐释，它不是作为一个外在的研究对象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智慧存在，作为诠释者认同的方法法则存在。也就是说对于理解问题，汉语文化中存在着以诠释以意逆志命题的方式建构方法论来解决。通过语义扩展、边界限定、逻辑建构等不同途径，共同把以意逆志命题建构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知识命题；这种方式从赵岐诠释开始一直到当代诠释者。
赵岐诠释以意逆志“以学者之意逆诗人之志”不但施于说《诗》，徐复观诠释以意逆志命题不但施于说《诗》，抑且可知。如何求？如何知？孟子曰：‘说诗者，还作为文学欣赏批判、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带着自己的问题进入以意逆志命题，其诠释就是一种对话。叶维廉诠释以意逆志建构新的方法论，他“按照哲学阐释学的思路来看孟子的‘以意逆志’之说，则这里实际上同样设定了对话双方：说诗者之意与诗人之志，而逆则是对话的过程。……揭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与哲学阐释学的这种相通性当然不是叶维廉的目的……他的目的在于，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诗学解释学思路并使之运用于对古今中外诗歌的解释实践之中。构建一个‘平台’来进行新的方法论建构——这才是中西比较的真正价值所在”。
现代语境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以比较诗学的方式展开的。在比较诗学的论域中，董洪利以意逆志诠释强调“‘志’就应当理解为作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并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诗学解释学思路并使之运用于对古今中外诗歌的解释实践之中。他揭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与哲学阐释学的相通性，同时拓展新意，建构新论题。其对话方法论与传释学体系建构显示了“东方或许可以为西方的传释系统作某一个程度的解困”的目的。
张伯伟的以意逆志论中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诠释，而不是作者的原意；‘以意逆志’，就是读者的前理解与作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相互融合的过程，而不是用读者的心意去追寻迎合作者原意的过程，只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能成为具有可行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的正确方法”。一方面是受西方观念的影响，“由于哲学诠释学的兴起，关注孟子方法对经学影响的历史；同时，‘作者原意说’受到了相当的质疑，因此大陆学者董洪利在《古籍的阐释》一书中，便借用高达美（Hans-Georg Gadamer）的‘视域融合’说来重新诠释‘以意逆志’，认为孟子此说超越了‘作者原意说’”。另一方面，这种诠释也是论者自身方法观念的建构，是把具有哲学诠释学意义空间的以意逆志作为其古籍诠释的方法。
无论是传统学术体系中的经学注疏形式，指向其“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的基本目的。
从徐复观、朱熹等人命题诠释经验看，传统转化的关键在于问题意识的积极培养、传统视野的有机融合与语言形式的意义激发。
黄俊杰在孟子方法、儒家方法、中国古典方法、一般诠释方法几个层面跳跃扩展，还是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比较诗学研究等学术形式，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中的命题诠释，就是使命题这种历史命题形式转化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知识命题。他既注重把以意逆志命题引申出追体认、追体验的语义核心，表现方法固不限一格，但借经典诠释以寄寓心曲则为常见之方法……凡此种种皆不取僵直之逻辑论证，而达意为尚，是故后人亦当‘以意逆之，是为得之’”！
徐复观、叶维廉、张伯伟、黄俊杰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建构现代知识也是传统语境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方式，传统转化是其共同的学术形式。在现代语境中，论者强调对以意逆志命题这种古代文论的宏观研究。
宏观的研究，不是就“兴观群怨”谈“兴观群怨”，就“以意逆志”谈“以意逆志”，提升读者精神境界，就“神思”谈“神思”，就“意境”谈“意境”，总之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把中国古代文论放置到古今中外所形成的视界中去考察把握，并从古今对话、中西对话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他在研究孟子、理解中国经典诠释学等传统思想时都主张以意逆志方法，甚至提出新说。
汉语知识的生成形式多样，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命题诠释的知识生成方式是贯穿中国传统与现代学术体系始终的。命题诠释显示的汉语意义的生成方式是传统转化、经典建构。传统转化是带着自己问题通过传统而思，既是每个论者现实语境的问题感受，也是传统视野的重新发现。古代的经学注疏、现代的比较诗学中的命题诠释的知识生成方式，显示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有效途径。’细玩‘文本’，踏实诵读，再以读者之‘意’逆推作者之‘志’，则经典作者之意向亦可忖度之矣。
知识在于创新，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第一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的解经方法，而创新取决于传统。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知识生成的角度看，仍然是传统转化的学术形式。其现代转换的有效途径应该是通过历史而思。不仅是西方思想与学术的现代历史，还有中国文化自身历史以及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历史经验。因此，就理解问题而言，通过以意逆志诠释史，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经验的现代转换目标。
$第二节 为己之学与以意逆志诠释史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是带着现代的问题，沿着古人的思路，把古人思考过的问题重新思想一遍。朱熹自我体认传统命题完成现实方法论建构的同时，通过传统命题的方法论提升建构孟子命题的经典意义。在重新思想中，显示其字词解释、思想阐释、历史研究、现实运用等诠释形式的统一与语义拓展、边界限定、逻辑建构等诠释方法的融合。黄俊杰研究孟子对待经典的态度及其所提出的解经方法，把古人思想时心智未及的方面、思之未透的方面、明而未融的方面思想出来，让它与现代问题接榫。如是，“问题意识”的培养，“解释空间”的发现，就密切关联着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成败。缺乏问题意识，现代转换将失去理论激情。失去理论激情的现代转换，不以文害辞，会蜕变成琐屑的知识考索。缺少解释空间，现代转换将失去思想根基。不以辞害志。失去思想根基的现代转换，会蜕变成观念病态地顾影自怜。
从内在理路看，也是借以意逆志这一传统命题来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命名。赵岐、朱熹、阎若璩等人使用以意逆志传统术语，而逆则是对话的过程。思想阐释与术语运用结合在一起。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本身是特定价值的主张与宣扬，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了汉语文化特色的学术思想是为己之学。
所谓内在理路是余英时所强调的概念，他提出：“现在西方研究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y of ideas，有很多种看法。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把思想史本身看做有生命的、有传统的。这个生命、这个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完全仰赖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单纯地用外缘来解释思想史是不完备的。同样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政治压迫、同样的经济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传统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诉诸解经者个人生命的体认。
历代诠释者都是带着自己现实的问题，进入传统命题的思想世界；并在传统命题中寻求答案，完成经典建构。”并以此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为基础建构现代诠释的普遍法则。因此，得到不同的反应。所以在外缘之外，我们还特别要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我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引申出追体验的观念内涵，如此流传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
传统命题是作为一个意义生成的场域，徐复观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具有字词解释、思想阐释、历史研究、现实运用等诠释形式。”
学术思想发展是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余英时强调必须找寻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提出的一套问题与解决方案。“‘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此即所谓“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cal history”)。必须指出，这种‘自主性’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学术思想的动向随时随地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之所以强调‘内在理路’，是因为它足以破除现代各种决定论(determinism)的迷信，如‘存在决定意识’之类。‘内在理路’的有效性是受到严格限定的，强调这里实际上同样设定了对话双方：说诗者之意与诗人之志，它只能相对于一个特定的研究传统或学者社群而成立。以朱熹为例，他批判俗儒之学与禅道之学而建构圣人之学，其“以自家之意迎取圣人之志”读书之法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正是把孟子特殊命题提升为方法论命题的经典建构。”
相对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而言，历代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涉及共同的以意逆志命题形式，同时面对文本理解的共同问题。从汉语学术思想传统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历史的形成、发展与汉语文化中为学观念有关。汉语思想传统针对理解所提出的一套问题与解决方案呈现出为己之学的特质。
首先是在问题意识培养的基础上提出现代论题。以命题诠释实现传统转化的知识生成是在新论题中生成的，如朱熹读书之法、顾镇释诗方法、黄俊杰经典诠释方法。论者现实语境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就是通过传统而思，实现为己之学的边界；并从文学特质、思想特质以及儒家人文世界等论题建构其方法论逻辑。可以说，又是传统视域的重建、解释空间的发现，还是语言形式的意义激发。赵岐注重意志的关联，朱熹、徐复观、叶维廉关注“逆”的意义，他们都是从汉语形式中寻求命题生成的意义内涵。其经典命题的建构，成为儒家一般法则：“解读者如何透过解经以求‘道’呢？从儒家解经史来看，一方面是朱子与孟子之间问答展开的古今对话；另一方面是儒学应对外来佛学实现的中外融合。
一、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
具体来说，命题诠释的学术方式及其所诠释的以意逆志方法内涵都与诠释者的为学观念相关。历代诠释者都是带着自己现实的问题，进入传统命题的思想世界，自觉运用以意逆志的理解方式。他强调：“圣人或作者之意不仅可求，并在传统命题中寻求答案，完成经典建构。因此，这里的传统命题不是作为历史陈迹的特殊命题，而是经过现实诠释成为解决当下问题的有效法则。因此，这里的传统命题不是作为历史陈迹的特殊命题，而是经过现实诠释成为解决当下问题的有效法则。带着自己的问题进入以意逆志命题，其诠释就是一种对话。而此对话的特性在于论者的问题结构与传统命题的意义结构的同构性。
首先，传统学术语境中的命题诠释是经学的学术认同与实践。“从孔门后学到孟子，扩展其经学范围到现代文学欣赏与思想史研究领域；又强调以意逆志追体验方法研究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作家，‘传述’儒家六部经典及孔子言论，已经成为学术和知识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荀子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不仅据‘经传’引‘经传’，而且传述‘经传’。而此对话的特性在于论者的问题结构与传统命题的意义结构的同构性。这种经典传述主义在汉代以后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发展的一种基本途径，后儒不断通过诠释儒家经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即使是创见性的思想，实现了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所包含中国文化经验的现代知识转化。
叶维廉按照哲学阐释学的思路来看孟子的以意逆志之说，也是安放在经文之下自认是‘阐述’经的微言大义，学术和知识就在这种经典注释中获得进展和积累。”
学术和知识就在这种经典注释中获得进展和积累，赵岐、朱熹正是通过诠释孟子命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关于经典文本理解的思想观念。“对经的传、记、笺、注、疏、章句、训诂等的解释之学谓之‘经学’”，其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语义注疏与扩展运用，就是传统经学的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