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借孔子之口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所指的是《豳风·鸱鸮》、《大雅·烝民》两诗章句特有的价值内涵，也是为《诗》整体具有的意义高度。“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即使是指创作《诗》者知晓道，或是孔子理解的使用《诗》者知晓道，这也能够显示出孟子观念意识中处理《诗》具有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在于孟子以孔子为榜样，另一方面创作《诗》、使用《诗》与理解阐释《诗》在孟子的视野中是统一的，是相同性质的伦理活动在不同语境中的呈现。
“迹熄诗亡”命题标志着《诗》在孟子观念意识中的重要地位，“为《诗》知道”命题显示了“为《诗》”在其思想结构中的重大价值。孟子明确反对“为《诗》”之“固”：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针对高叟“为《诗》”，孟子两次强调其“固”，“重言固陋，伤高叟不达诗人之意也”(赵岐注)。赵岐释：“固，陋也。”朱熹注：“固，谓执滞不通也。为，犹治也。”张载《题解诗后》：“置心平易始通诗，逆志从容自解颐。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经师。”
比较孟子与高叟对《诗》的理解，二者的差异在于高叟读出怨，孟子读出怨和亲亲之仁。对于这种差异，现代论者称孟子反驳高叟之论、超越高叟之固在于其知人论世的方法；而事实上他们谁也没有呈现出对本事的理解。虽然后世确定作者、理解《小弁》多种背景，形成了多种说法，但都是后世以孟子之论为前提，去反寻历史痕迹而重建诗本事面貌。
《孟子·告子下》中孟子批评高叟指责《小弁》，完全是就《诗》谈《诗》，没有一字涉及具体的人和事。高叟是从伦常观念出发，斥《小弁》为“小人之诗”的。若以诗本事同宜臼或伯奇有关，他不会斥之为“小人”。《孟子》中这段关于《小弁》的话，证明了后世关于诗本事的种种说法在战国时代还没有。
可以说，孟子与高叟都是就《诗》论《诗》，都是从伦理道德的立场评价。“小人之诗”的论争，是因其处理《诗》的方式不同而从《诗》文本所获取的不同结果。在孟子视野中，高叟“为《诗》”之固，恰在固于《诗》文本之事与情，而不解《诗》之仁。而这个仁不是以历史背景还原的方式所获取的《诗》历史事件；也不是仅就《诗》论《诗》，从《诗》文本中得出来的事与情。孟子是超越《诗》文本的呈现怨之情、怨之事而去寻求其所显示人伦之理。从现存《小弁》之诗来看，高叟是就《诗》言《诗》获得《诗》之事，是一种主题归纳的把握方式。孟子就《诗》言《诗》获得《诗》之仁心，是一种伦理认同的把握方式。
孟子没有呈现历史本身背景，而是以设例的方式诠释、论说《诗》之仁。孟子所讲不是历史背景而是伦理故事：“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把《诗》放到伦理境况之中、道德问题之前来寻求《诗》的仁义，这是孟子处理《诗》的方法特色。
正是伦理认同的把握方式，使得孟子处理《诗》与高叟之“固”不同，也与咸丘蒙式的“信斯言”相对立。“信言”的方式就是从字面上把握《诗》，而忽视文辞整体表达的《诗》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其结果就是把《云汉》之诗理解为周没有后人了。所以，孟子主张：“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万章也针对“信斯言”提出了问询：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诗》言娶妻之礼，必告父母。在万章看来舜合信此诗之言，因此提出舜何为违礼不告而娶。在孟子看来，舜没有“信斯言”，而是从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的伦理处境中看待《诗》之言。这也显示了孟子所追求处理《诗》的伦理认同方式。
孟子在《小弁》、《凯风》等诗所获的亲亲、孝等仁义，与其说是《诗》文本固有的意义空间，不如说是孟子伦理认同使《诗》生发的价值内涵。伦理认同的方式就是把《诗》言及其表达的事与情，放在人伦道德境况中，获得对象世界的伦理性认同和皈依。因此，一方面，孟子以“迹熄诗亡”建构《诗》的伦理性实体，确定志的意义空间；另一方面，凭以意逆志追求对《诗》的伦理认同，选择以心求心的理解之路。
伦理认同的核心不是处理外在对象问题而是解决内在伦理危机，这种方式显示了孟子为学的内在特色。赵岐称孟子“治儒述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自称其长在“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养气”命题在后世理学与心学两种诠释方向中，共同凸现了孟子为学特色是立足自我修身养性的德性之学。孟子讲以意逆志与他倡言“知言养气”一样，意在于尽心知性，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从孟子思想整体来看，伦理认同把握《诗》的方式是孟子存心、养气观念的产物。具体来看，“颂《诗》”是修身主题中尚友方式的有机组成。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知人论世”命题指的是孟子提出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后世论者由此提取出“知人论世”一词，并形成了知人论世说《诗》方法的历史理解。但从孟子视点来看，孟子“知人论世”命题提出的不是“知人论世”说《诗》方式而应称为“尚友”方式。朱自清就提出其尚友论题：
至于“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并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是“尚友”的道理。
孟子在友的论题中提出“尚友”，一方面强调了以古人为友的善士之举，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以友的方式克服时空隔绝获得古人之善。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就是尚友方式。
“友”字最为关键，“友”字使历史成为今人对古人世界积极参与的场域，成为同道同心之人越代而进行对话的场域，而不是客观认识的对象。在此历史是一个当下的、有血有肉的生活世界。而这种古今之会，是今人通过其“想象”、通过其“精神”与古人“冥接”、对古人“冥识”所达到的，其动力来自于“好善求道之心”。若说宗教的冥契主义（mysticism）是接通天人或人神，则由孟子“知人论世”说及其历代解释者所发展出来的思想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冥契主义”（historical mysticism），这种历史的冥契主义旨在接通古今，而其精神动力不是来自信仰，而是来自道德实践。
友的方式使得孟子“颂《诗》”显示的处理《诗》方式，克服“信言”、“固事”方式的不足，超越文化时空的隔绝使《诗》得以实现其经典意义。“要把一种克服时空距离的、设身处地的、投入感情的‘理解’之精义挖掘出来并加以命名，‘友’或者至高绝妙的‘知音’一词的确是再恰当不过的隐喻。”其核心精神是伦理认同，是孟子克服文辞障碍、超越时空距离、实现《诗》的经典意义的根本方式。
由修身而导致的“知人论世”，和由治学而导致的“以意逆志”，如果推到极致，二者实际上是会通为一的。……所以，这两段话虽然是在不同的场合说出，但在孟子的思想结构中，彼此实密切相关，其内在精神与理路是贯通一致的。
“知人论世”命题与“以意逆志”命题的同构性在于实现《诗》伦理的尚友方式，统属于存心养气。与知人论世命题一样，以意逆志的以心求心显示了其精神交汇的尚友视野。
整体上看，孟子时代的《诗》学困境与时代观念是其提出以意逆志说诗的基础。正是面对信《诗》用《诗》与疑《诗》弃《诗》两极分化的历史语境，孟子把“为《诗》”放到“知道”的高度，反对“信斯言”与“固”的方式，而主张在“尚友”的视野中以“以意逆志”的方式实现《诗》的经典意义建构。“知人论世”命题的尚友与以意逆志命题的以心求心显示了精神交汇的把握方式，这正是孟子面临时空隔绝问题的一种应对。
孟子的这种应对是在人性至上的时代观念中生成的，即心言性立场是孟子伦理认同处理《诗》的观念基础。孟子与告子的辩论，反驳杨墨之论集中在人性概念上；但他们都认同是人性秉诸于天，是一切其他价值之所从出的最高价值。正是在这种人性观念上，孟子主张把握《诗》方式是“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其更强调返回《诗》本身，追求与人性相关的意、志，以寻找意义本源。
三、诗教传统中的以意逆志说《诗》
面对《诗》的价值转换与时空隔绝，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重建《诗》的经典意义世界。从外在历史因素来看，以意逆志说《诗》是孟子在其时代诗学背景与知识谱系中所作的一种应对。在现实多元价值立场中追求返回《诗》世界之理，在《诗》价值转换中选择经典重建，在事理分离中形成《诗》之志的形而上观念，在人性辩说观念中形成颂《诗》尚友的内在伦理认同。因此，孟子以意逆志说《诗》就是以《诗》内在之志为目标，用以心求心的方式实现《诗》的经典意义。可以说以意逆志说《诗》的孟子之说，是时代与个人交互作用的产物。
但在现实语境与知识谱系中，孟子之所以追求尚友目标、选择价值重建主题、形成内在伦理认同方式的个人选择，源于其孔圣之学的主题建构。也就是说，孟子是沿着孔圣之学的内在理路建构以意逆志说《诗》之学。
《诗》学问题在孔门儒学视野中是诗教问题。孔子总结西周、春秋用《诗》经验而提出的系列命题及其自身用《诗》实践典范，被后世归结为“诗教”。“诗教”一语出于《礼记·经解篇》：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这个以孔子名义所说的“《诗》教”是汉代儒家对孔子文艺思想的一种概括，显示了儒学视野中《诗》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特色。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为“《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若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这是就诗歌讽谏的特点来说的，体现了对作者写作态度的要求。同时，《礼记正义》又说：“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这是就诗歌的社会作用来说的，既需要运用温柔敦厚的原则，同时也必须以礼义进行规范。在现代视野中，诗教被理解为审美教育方法。但《中庸》“天命谓之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所显示的“教”之内涵，使得诗教在儒学视野中有着特定的内涵与意义。
所谓诗教是指以《诗》为教。其首先是以古贤先圣之《诗》为教化后世的标准，同时还是《诗》实现伦理教化为核心内容，最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命题显示诗教与修身成人相关联而指向孔门为学最高境界。正是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说《诗》，开启了儒家诗教内圣之学的意义空间。
孔子强调学习传统文化，其目的不仅是学习一种知识，更在于通过这种学习，成就完美的道德和人格，亦即实现生命的本质和意义。《诗》、《书》，固然是当时上流社会交往所必须的知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上古时代的优秀道德……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就是说《诗经》的全部精华，在于其作品思想的纯正性，学习《诗经》，目的就在于净化人的心灵，感发人之善心，使人得其性情之正。
孔子实施的以《诗》为教，其“思无邪”（《为政》）肯定整体价值，“兴观群怨”强调广泛用途，“兴于诗”、“人而不为《周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阳货》）显示修身成人意义。而孟子关注“说诗”、“为诗”、“颂诗”，其“迹熄诗亡”的王道重建和“知人论世”的尚友求善也正显示了孔门儒学以古为圣、以道德教化为主题、以修身为基础途径的特色。
“孟子之说《诗》与孔子许商赐可与言《诗》者一也。”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是在孔门儒学主题坚守的立场上，应对现实语境中《诗》价值转换与时空隔离，强调以伦理认同的方式重返《诗》的内在意义世界。
坚守孔门儒学的动力来源于孟子自觉强烈的孔圣身份认同。时代身份多样，使得孟子具有强烈的身份自觉意识。“乃所愿，则学孔子”、“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建构了孔圣的身份，并以孔子的继任自居。孔子将道义担负寄希望于士阶层，孔子之后，诸子纵横捭阖，道术大裂。孟子不得已起而廓清辞辟。他针对当时“士无定主”的情形，激励士人“道义担当”的精神；针对当时士人之依附权势，着眼于士人理想人格的重塑。
正是孟子“圣人，人伦之至也”的身份认同、“尚志”“仁义”的道义担当，“天下方务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因此，孔圣身份意识使其主张“为《诗》知道”，“颂诗尚友”，“说诗以意逆志”；同时，“为诗知道”、“颂诗尚友”、“说诗以意逆志”追求又是其圣人身份的实现途径。
孟子讲“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与他倡言“知言养气”一样，意在于尽心知性，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他主张以心性修养为本，充之以气，又实之以志，才能成为心灵的善与人格的美相统一的仁人志士和大丈夫。良知的发现，仁义的扩充，尚友古人的学问，都是为了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
孟子处理《诗》形成王道历史的伦理性建构与尚友求善的道德追求显示了孔门《诗》学经验的总结，而以心求心的以意逆志实现了儒学诗教的拓展。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既是诗教传统的产物，更是诗教传统的拓展。
孔门诗教担负着克服价值失落、超越时空隔离的重任，遭遇着道家的挑战。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在《庄子》中出现以老子之口，反对儒家把《诗》等六经作为道本身。虽然“庄孟互不言”，但在咸丘蒙等人论说中也显现的这种观念意识成为孟子坚持孔门诗教的巨大挑战。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解决其所面临的价值转换与时空隔绝的时代《诗》学问题，这是孔门诗教经验的总结，也是道家挑战的回应。更重要的是，价值的转换与时空的隔绝是以古为圣的孔门之学核心问题。与诸子所不同的是孔子更注重传统文化的资源，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自己不著书立说，而是从事整理经典的工作。孔子的学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带有回归三代的色彩。因此，孟子以意逆志说《诗》解决之路显示了孟子对孔门儒学主题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