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交通运输，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课题，很早就有人着手研究。仅以专著而论，1923年已经有王倬的《交通史》出版，但这本书和1928年印行的袁德宣《交通史略》一样，内容过于简单。1937年，白寿彝先生的《中国交通史》作为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出版，赅括扼要，不愧为这一领域大辂椎轮之作，交通史成为一个学科分支于是奠立。此后交通史的研究多向专题发展，有不少学者从事，但有分量的论著还不很多，若干重大问题悬而未决。
交通史一般被认为是经济史的组成部分，近年出版的各种书目都是这样分类的。实际上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牵涉的方面很广，不止与经济的种种内涵，如农业、工业、贸易、赋税等等息息相关，和国家政治组织、文化传播、民族关系、对外的交往，也无不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交通史的探讨会对整个历史文化研究起重要的推进作用。
中国的交通事业发轫甚早。《史记·夏本纪》载，夏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类似钉鞋的防跌用具），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种传说反映了远古时期交通的开辟。殷周时期，交通逐渐发达，舟车所至，范围已很广泛。到了汉代，全国的交通网基本齐备。过去，史念海先生撰有《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一文，原刊于《文史杂志》三卷一、二期，1991年又收入《河山集》四集。这篇论文开宗明义便说：“西汉建国，历年四百，瓜瓞绵延，无与伦比。其提封所及，东起辽海，西迄流沙，南逾五岭，北际朔漠，疆域之广，规模之宏，不惟为后世人士所乐道，抑且为吾民族活动之基础。此伟大之帝国所以能历久而不隳者，固赖其政治之优良与夫制度之精密，然其时交通之发达要亦其一因也。”文中还说明，“嬴秦传国虽仅二世，然其统一宇内则开两汉之先路，而典章制度又多为刘氏所遵循，故秦汉二代似若各为起讫，第一考其帝国之素质，固仍先后一贯而不可强事区分者也”。秦人兼并六国，完成中国的再统一后，对全境交通曾有许多建设和规划，汉代规模宏大的交通系统即沿之而形成，为后世交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秦汉交通史研究的重要性于是可见。可是，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在秦汉交通史方面一直没有较为详细系统的专著，实在是学术界的憾事。现在，这一缺憾已经由王子今同志的这部《秦汉交通史稿》补足了。
王子今同志现在中央党校任教。他原来出身于西北大学，如所周知，西大历史系夙以秦汉史研究著称。记得30年前，我随侯外庐先生去西大参加校庆，侯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西大校长，以老校长的身份返校，受到学校上上下下的欢迎。在历史系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我见到各位教授，如陈登原、冉昭德、马长寿、陈直、黄晖等先生。他们在学术上各有专精，然而都对秦汉史多有贡献。西大成为秦汉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洵非偶然。经过“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系老成凋谢。1980年我再到西大，上述几位之中仅存的陈直先生，刚好在约定与我重见的时候过世了，使我哀痛无已。堪称大幸的是，系中多年来培养了不少中青年学者，继承秦汉史研究的统绪，发扬光大，作出了大量新的成果。王子今同志正是其间的一人。
西大的秦汉史研究传统，以深入全面为特点，注意文献与考古结合，社会和思想并重。王子今同志在这样的训练背景下，就秦汉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分别深入探索，所撰论文多篇，不仅学风踏实，而且富有文采。秦汉史这片园地，本已为好多代学者开垦耕耘，要想别开生面，殊非易事，王子今同志却能独具只眼，选取秦汉交通史这个专题，广征博引，条分缕析，运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观点，又没有故意立异之处，确实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我认为，研究秦汉史的，研究中国交通史的，以及关心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所有读者，都能从这部著作获得裨益。特别是书内提出的不少问题和线索，会使读者有所启发，绝非仅仅罗列史实而已。承王子今同志命我写一小序，欣愉之余，谨志数言如上，望读者指正。
李学勤
1992年7月
于北京昌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