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车技术的普及与提高
秦汉民间运车数量的空前增长，突出体现了当时制车技术的普及程度。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时迁孔氏于南阳，后致富，“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周地有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听不至”。承相李斯为寿，“置酒于家”，“门廷车骑以千数”（《史记·李斯列传》）。到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往往有“轺车百乘，牛车千两”的富户，其经济实力可“比千乘之家”（《史记·货殖列传》）。上层阶级的社会活动，往往会集车马达千百数。陈豨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汉书·卢绾传》）。疏广还乡，送者车数百辆（《汉书·疏广传》）。剧孟母死，“客送丧车千余乘”（《汉书·爰盎传》）。楼护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汉书·游侠传·楼护》）。长安附近有时甚至有数以万计的车辆集结运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两迎之”（《汉书·食货志下》）。《史记·平准书》作“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汉书·汲黯传》亦作“汉发车二万乘”。《汉书·酷吏传·田延年》记述田延年贪污运费一案，说到为营建昭帝陵，“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雇用运载沙石的牛车达三万辆之多。此“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从字面看，似不排除以辆次合计的可能，然而《汉书· 酷吏传·田延年》中说到“车直千钱，延年上簿诈增僦直车二千”，以僦值之高，似不以次计。且河沙湿重，车载有限，使用三万辆牛车是可能的。车数为整数，也合于政府通过行政系统调派的一般情形。
《意林》引《风俗通义》：“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东汉初，窦融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后汉书·窦融传》）。汉灵帝时，张让执政，宾客求谒者“车恒数百千两”（《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后汉书·蔡邕传》记载，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书碑刻立正定经文，碑始立，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竟填塞街陌。范滂自京师南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后汉书·党锢列传·范滂》）。郭太返乡里，亦有京师衣冠诸儒车数千辆送至河上（《后汉书·郭太传》）。尽管传统史家历来轻视物质生产活动，往往总是以上层社会人物的言行作为记述重点，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种种现象想见当时交通运输“牛马车舆，填塞道路”（《后汉书·王符传》）、“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的繁荣景象。
东汉时期，车辆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普及。《隶释》卷一五《郑子真宅舍残碑》：“车舍一区万□□”，反映一般中产之家多已拥有乘车及专用的为停置、保养车辆而修造的建筑设施。当时有的官僚豪富家中甚至专有“造车匠”。《后汉书·应奉传》：“奉少聪明，自为童儿及长，凡所经履，莫不暗记。”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奉年二十时，尝诣彭城相袁贺，贺时出行闭门，造车匠于内开扇出半面视奉，奉即委去。后数十年于路见车匠，识而呼之。”山东嘉祥洪山汉画像石有以表现工匠制作车辆为题材的画面。参见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181。王褒《僮约》所谓“持斧入山，断裁辕”宋刊本“”作“椠”，此据《太平御览》卷五九八引文。，说明田庄中僮奴也要从事与制作车辆有关的劳作。
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六处农民居住址有五处发现残车具参见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载《考古学报》，1957（1）。，可见车辆也已普遍应用于一般农户的生产与生活中。江苏睢宁双沟出土的汉画像石，可见车辆用于农田运输。其他一些汉代画像也可以提供类似的资料。从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出土汉代画像表现收租场面的画面看，交纳租粮的农户有的也拥有载运谷米的运输车辆。参见安金槐、王与刚：《密县打虎亭汉代画象石墓和壁画墓》，载《文物》，1972（10）。《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颜斐为京兆太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也记述了民间运输车辆普及的程度。
《周礼·考工记》：“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续汉书·舆服志上》：“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推动交通运输业的进步，促进车辆制造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由于车辆的设计和制作可以较为及时地反映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可以较为集中地体现手工业部门各个行业的生产技能，因而不仅车辆制造业产品的数量可以作为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性能和质量，尤其可以提供较具体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