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并海道与主要海港的分布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五次出巡，其中四次巡行东方，均至于海滨，史籍往往还有明确的“并海”而行的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第二次出巡，登泰山后，曾“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二十九年第三次出巡，又“登之罘”，“旋，遂之琅邪”。三十二年第四次出巡，“之碣石”，“刻碣石门”，而所至滨海之地或亦不仅限于碣石。《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隄防。”于录碣石刻石内容之后，又说：“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卢生与韩、侯、石出海记为二事，显然非由一地启程。而所谓“坏城郭，决通隄防”以及“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当主要指燕长城和齐长城。因而可推定秦始皇此次也曾于燕齐间并海而行。三十七年第五次出巡，由会稽北上至平原津，绝大部分路段皆“并海”行：“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又由之罘“并海西至平原津”。秦二世巡行郡县，也曾行经“并海”路线，“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又“遂至辽东而还”（《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登泰山后，也曾“并海上，北至碣石”。《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前110），“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元封五年，由江淮“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显然，沿渤海、黄海海滨贯通南北的并海道，是秦汉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交通路线。由秦皇汉武出行路线的选择，可以知道这条道路具备可以通过帝王乘舆的规模。这一事实，正可以与西汉人贾山关于驰道的记述中所谓“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相印证。
并海道，东汉时又称作“傍海道”。《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将北征三郡乌丸”，“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乡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三国志·魏书·田畴传》记载，曹操击乌丸，“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田畴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并海、傍海意通。关中漕渠走向，《史记·河渠书》谓“并南山下”，《汉书·沟洫志》则作“旁南山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司马贞《索隐》：“并音白浪反。”《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前106），“北至琅邪，并海。……”颜师古注：“并读曰傍。傍，依也，音步浪反。”。无终其地在今天津蓟县，由无终东向，并海即可至辽东。其形势即《盐铁论·险固》所谓“燕塞碣石，绝邪谷，绕援辽”。史念海曾经指出：“东北诸郡濒海之处，地势平衍，修筑道路易于施工，故东出之途此为最便。始皇、二世以及武帝皆尝游于碣石，为东北渚郡之门户，且有驰道可达，自碣石循海东行，以至辽西、辽东二郡，再由辽东斜趋而东南行，渡水即抵朝鲜。武帝之时，左将军荀彘佐杨仆东征朝鲜，其出师之途即遵此路。”此后毌丘俭征高句骊，司马懿战公孙渊，亦由并海道东进。参见史念海：《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载《文史杂志》，3卷1、2期，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
《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秦始皇在滨海地区祷祠山川，“临照于海”、“昭临朝阳”，又至海上求仙人奇药。《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夏四月诏，自矜出巡盛举，有“辑江淮物，会大海气”语。颜师古注引郑氏曰：“会合海神之气，并祭之。”颜师古则解释为“集江淮之神，会大海之气”。秦汉时期并海道所受到的特殊重视，固然主要由于沿海文化区的存在对于统一帝国的统治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台刻石有“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语，秦二世元年（前209）亦以“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而“东行郡县”。是东巡海上有对沿海地区加强控制的意义。，另一重要原因则在于出身内地的帝王对于海上神秘世界的热烈向往。《汉书·地理志》记载各地设祠的县凡38个，其中沿海地区16县，占421%。
秦汉并海道的作用，与当时海上交通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
海上港口的兴起和发展，需要有一定的区域地理背景，其中包括港口与腹地间以及各港口之间陆路交通运输的联系。并海道的形成，为这些条件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均已出现初具规模的海港，北部中国的海港又由并海道南北贯通，形成海陆交通线大体并行的交通结构。
秦汉时期的重要海港及服务于海航的近海内河港有十数处，如：
碣石碣石在今河北秦皇岛一带，当时可能已经形成由若干港湾构成的港区。《史记·货殖列传》：“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汉书·地理志下》：“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盐铁论·险固》也说：“燕塞碣石。”碣石确实当燕地海陆交通之要冲。秦始皇、秦二世都曾巡幸碣石。《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至碣石，使燕人卢生入海求仙人。《史记·封禅书》则写道：“（秦始皇）游碣石，考入海方士。”裴骃《集解》：“服虔曰：‘疑诈，故考之。’瓒曰：‘考校其虚实也。’”当时碣石与“入海”行为有重要的关系。今河北秦皇岛和辽宁绥中沿海地区相继出土大量战国秦汉文物。北戴河古城村发现古城遗址，金山咀发现大型秦汉建筑遗址，其中面径40厘米的云纹贴贝圆瓦当为秦汉建筑中的罕见文物。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秦皇岛市文物管理处、北戴河区文物保管所：《金山咀秦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载《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绥中黑山头、石碑地两处秦汉建筑遗址中，还出土面径超过60厘米的以往仅见于秦始皇陵的巨型夔纹瓦当，同时发现的柱础石、花纹空心砖以及大量的云纹瓦当等遗物，也说明这些建筑基址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6（8）；《北戴河发掘出秦始皇父子行宫遗址》，载《人民日报》，19860925。这一东西连为一体的宫殿建筑群，可以推定是秦碣石宫遗址。《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上》记述，“尤敬鬼神之祀”的汉武帝也曾“北至碣石”。虽然碣石地区海港的早期历史与秦皇汉武以狂热的神仙崇拜为主要动机的巡行相联系，我们却不可产生碣石港只与祠祀活动有关的误解，而忽视其作为经济交往的重要通路和著名军港的作用。《禹贡》：“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苏秦说燕文侯，也说到燕“南有碣石、雁门之饶”（《战国策·燕策一》）。碣石很早就已成为沿海贡道襟喉和重要贸易口岸。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将北征，“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三国志·魏书·董昭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当时渤海北部海域，被曹军利用为转运军需物资的主要通道。曹操征乌桓还师，曾在碣石休整，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著名诗篇。诗中赞美碣石作为天然良港“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的形势。《水经注·濡水》引《三齐略记》说，“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海神为之竖柱”。后海神怒，柱崩，“众山之石皆倾注”《水经注·濡水》：“《三齐略记》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求与相见，神曰，我形丑，莫图我形，当与帝相见。乃入海四十里，见海神，左右莫动手，工人潜以脚画其状。神怒曰：帝负约，速去。始皇转马还，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画者溺死于海，众山之石皆倾注，今犹岌岌东趣，疑即是也。’”。海神助作石桥的传说，似乎暗示当时已经进行建造墩式码头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