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真义与焕发新义———略谈中华古文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中华古代文论的研究面临着新的问题。我一直认为，文论是历史的产物，单纯注释和考证以及纯粹的逻辑判断与推演，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单纯的注释和考证，当然是需要的，但只停留在解决材料的真实性问题，不能揭示整体理论的真义和价值；纯粹的逻辑判断与推演也需要，可只能得到表面的零碎的东西，而且有可能失去历史原貌，面对同一个古文论命题而各说各话，追寻不到本真的意义。研究古文论的目的，一方面是尽量还原真义，看我们的古人究竟说了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命题，做出了怎样的回答，这就不能不把理论放回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另一方面是要还原真义的基础上焕发新义，看古典的文论在今天还可以做出何种解释，还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对于建设现代的文学理论还有什么助益，这就不能不对理论进行必要的现代阐释。
一、获取真义———进入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
历史主义的方法在中华古文论的研究中不可缺失。以历史文化的眼光来关注研究的对象，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是古代文论研究中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我们不能把中华古文论孤立起来研究，因为它是更广阔的历史文化的产物。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暂时物”(马克思语)，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成长和衰落的。中华古文论作为一种理论，也是“历史的暂时物”，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
那么，我们研究古代文论的各种问题就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的关联”、“文化的关联”和“社会的关联”。恩格斯曾经称赞过黑格尔的“伟大的历史感”，认为“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在历史中有一种发展、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认为他“在现象论中，在美学中，在历史哲学中，到处贯穿着这种伟大的历史观，材料到处是历史地、即放在与一定的历史联系中来处理的”。恩格斯的观点表明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参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215~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历史优先”是研究古代文论的基本方法。只有把研究的问题放置于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才能充分揭示研究对象的真义。
“历史背景”与“历史文化语境”的区别。以前的文艺社会学批评，也提出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但这种“历史背景”的描述与我们提倡的“历史文化语境”考察是不同的。“历史背景”只是对象的朝代、时期、特定历史概况、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等的描述，往往没有与特定的研究对象“关联”起来考察，不明白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命题、概念和理论究竟是针对什么情况而发的，没有完全“放在与一定的历史联系中来处理”，而且只考虑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等“外部”的情境，这样也就很难揭示这些文论的真相与真义。真正的“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不但要掌握文论所产生的朝代、时期、时代、政治状况、经济生活等，更重要的是要进入到文论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充分揭示文论命题的提出与某个历史时代的联系，充分揭示是怎样的时代文化导致这些文论命题的产生，充分揭示文论作者的种种生活经历与这个时代文化的历史联系，充分揭示此文本与比文本的历史关联，这就进入到了文学、文论本身的“内部”情境。“语境”不同于“背景”，它既指大的历史文化“外部”背景，又指具体的历史文化氛围，更指导致某种文论产生与流行的个人的、文化的、时代的具体原因，特别重要的它与历史走势的“内部”规律性的联系。“历史关联性”是其核心，某种文论的产生与流行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必然指向某种文学发展或文论发展中的问题，并力图解决这些问题，把这些情况具体的真实地揭示出来，就具有了“历史的关联性”，就可以说进入了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
进入“历史文化语境”的困难之点。“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的确是不是容易的。困难不在细读文论文本所蕴涵的大致的意义，困难在于今人如何进入古人的历史文化语境？真的历史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史书文本和某些出土文物。文物诚然能够给我们一些直观的印象，提供我们去想象历史的现场，但也仅仅是想象而已。史书文本，例如《尚书》、《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国语》、《战国策》、包括了《史记》、《汉书》在内的“二十四史”，还有《资治通鉴》等，都出自史官之笔，这些史官并没有亲临历史现场，也没有与他所写的历史人物交往，更没有参与历史事件，对处在历史边沿的文论家的身世或根本没有着墨，即或着墨也寥寥数语，很难提供具体的情境，更难揭示文论与历史的必然联系……这些史书往往让人看不出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看得清楚的是不得不用虚构来拼凑出的完整故事，这怎样能让我们返回历史现场，获得历史真相，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呢？说到底，这些史书只是构建出来的一些文本而已，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人都可能做出不同的解释。还有，写史书的史官都是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的，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可能作出自己的评价，或美化，或丑化，很难取得一致的看法，那么我们作为读者究竟相信谁的评价更可靠呢？我们该相信谁呢？谁提供的“历史”更接近真实呢？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中华古代文论的时候，力图进入历史文化语境所遇到的困难。
进入“历史文化语境”的关键。既然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现场，获得本真的历史真实，那么我们要进入某个文论家提出某个文论命题的历史文化语境，就只能走建构历史文化语境这条路了。如何重建某个文论家或文论命题的历史文化语境呢？重建的关键在哪里呢？
“重建”的意思是根据历史的基本走势，大体框架，人物与事件的大体定位，甚至推倒有偏见的历史成案，将历史资料的砖瓦，进行重新的组合和构建，根据历史精神，整理出具有规律性的历史文化语境。这样一来，“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关键在于“发现”。应该看到，历史文本不可能完全达到历史真相的揭示。历史的真相是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原始状态。它是存在过的，是“有”，但人物与事件的状态，既千变万化，又稍纵即逝。它的原始性、复杂性、偶然性、暂时性等，常常是无法把握的。就是亲历现场的人，虽然亲睹亲闻，也很难完全把握。这样那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原始性、复杂性、偶然性、暂时性和混沌性，对于任何人来说，就可能从“有”转到“无”。所谓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就是要重新从“无”中发现“有”。
从原始性中发现现时性，从复杂性中发现一致性，从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从暂时性中发现规律性。所以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并不是拼凑陈旧的琐碎的历史故事和趣事，重要是发现历史发展或转型的规律，其中也包括大规律中的小规律。恩格斯谈到如何把握历史的时候说：“整个说来，在历史现象领域内同样也是偶然性支配着。不过凡表面上看去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其实这种偶然性本身始终是服从于内部的隐藏的规律的。全部问题就在发现这种规律。”（参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22页。）恩格斯对于历史的这种理解，正是我们所讲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核心。“历史文化语境”是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语)，发现历史的必然的联系。
联系到中华古文论研究，所谓进入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就是要在历史文化的联系中、在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中去理解文论家、文论文本、文论命题、文论范畴等。为什么中国古代时代的传统是“诗言志”？为什么孔子把《诗》的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其历史文化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会在汉代出现儒家最典型的文论《毛诗序》，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等观点？为什么到了曹丕那里则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为什么陆机的《文赋》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新思想？为什么在梁代的刘勰那里提出“神思”作为文学创作的理想？钟嵘的“以味论诗”有何历史文化根据？为什么到了唐代的杜甫，才提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新丽句比为邻”的思想？韩愈的“文以载道”是在怎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提出来的？为什么到了唐末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司空图提出诗歌的“景外之景，味外之味”的命题？……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都要放回到历史的联系中即“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那会就有可能获取中华古文论的真义。
二、焕发新义———现代阐释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中华古文论能不能为我们今天建设现代的文学理论所用的问题，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当然，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主要应依靠总结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活动的实践，但借鉴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焕发古文论的新义，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有人提倡研究文论应该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不必谈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研究的时候的确要尽可能保持客观，追求真实、真义。因为既然是文论研究当然要回归学术。但研究者把真实和真义揭示出来了，就可能进一步思考这研究的结果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新的现代文论有什么用的问题。所以“用”的问题也是中华古文论研究题中应有之义。1996年文论界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命题，属于“用”的问题，当时提出的问题的确有其意义，这一点是要充分肯定的。
既然要“用”，就面临一个现代阐释的问题。对此，我认为可以从浅层与深层来考察：
从浅层说，中华古文论的某些概念、范畴，经过较浅层次的解释，已成为现当代文论的构成部分，直接进入现代文论的体系。换言之，中国现当代的文论中，已经内在地包含了不少古文论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