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庄子其人其书，问题不像老子和《老子》书那样扑朔迷离，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庄子十分简略，只是讲：“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关于他的身世还在最后提到：“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战国之世，漆器工艺发达，我们在战国时代墓葬之中发掘出的漆器，至今色泽灿然历两千余年而未朽烂，而“蒙漆园吏”一职，只是管理漆园或兼管漆器制作的微末小吏，也许庄子一生最大的职务即此而已。
“蒙”指何地，争论直至今日而无定论，由于出生地有所争议，故有以为庄子是战国时宋人，又有谓其楚人，甚至说是齐人、鲁人的，今从宋人之说。亦有以庄子《寓言》中所出现的帝王年代来校订司马迁之《史记》者，殊不知寓言本托无考之说以寓深旨，并不能为史家提供年鉴。亦有以《寓言》指证于史实，以史实纠正《寓言》者，这都和《庄子》之旨相悖，颇有迂阔之学究气。今对庄子之生卒亦只能约略定为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之间，与孟子几乎是同时。
《史记》中对庄子的性格作如是讲：“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意思是他驰骋纵横其辞章(离词)，对儒、墨两家痛加攻击，当世的博学鸿儒谁也不能幸免，然而他汪洋恣肆，思如涌泉，意如飘风，不为文不足自快，当政的人，不会器重于他。接着司马迁讲了一则故事，因为史记不仅是一部了不起的“通古今之变，成千家之言”的史书，它还是一部瑰丽雄浑的文学巨著，所以他不排除口头文学的渗入。《史记》这样写道：“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这段记载不一定是真实的。在《庄子·列御寇》中有这样两段类似的故事：“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又《庄子·秋水》中载云：“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两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已死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显然，西汉之世，庄子之书广为流传，而不同抄本，各擅其长，司马迁正是作了综合汇萃的工作而入《史记》。然而，这些故事作为反映庄子的性格则既生动而又准确。
及至魏晋之世，玄学大兴，注《庄子》者蜂起，据《晋书·郭象传》称，注《庄子》者多达数十家。《汉书·艺文志》称，《庄子》五十二篇，盖指汉时通行之古本，其中包含有并非《庄子》书之《庄子后解》及《庄子略要》等三篇附录，故古本《庄子》实际是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中，有十分之三是“一曲之才，妄窜奇说”，略类《山海经》、占梦书，文词又浅鄙，大悖庄子之旨，宜为西晋郭象所痛删除之，世传之郭象注本三十三篇《庄子》，遂成定本，我们谈论庄子，主要依据此本。
《庄子》书中的《天下》篇，是一篇滔滔乎雄文，以极清醒而明辨的心智，论述春秋战国之世各学术流派的理论核心，以持平之见论其是非长短，具有十分精确而审慎的态度。而文章结构之优美清新、渊源脉络之条理分明，是《庄子》一书中的一篇提纲挈领的备要。显然，这篇文章不是庄子自著，而是出自庄子之徒中的高手，其中对庄子文风之评价近乎文论，十分精到。庄子之文以我之见，由于他才气纵横，汪洋恣肆，大有“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迷不知所向的气势，而其嘻笑怒骂，随兴之所至，古往今来之号称圣哲者，皆在他股掌之上。因之，读庄子之文，有其至难之处：他那种寓庄于谐的妙文，竟或使你如坠雾中，飘忽无常，妄知所遭，那是一座不可言说的迷宫。而味庄子之文，又有其至乐之境：它的任性挥洒，竟如欣赏大泼墨的文人画，水晕墨章，妙趣横生，它以自身的迷人魅力，震慑你的灵魂，使你于赞叹之余，无形之中，入庄子博大哲理的彀中。这是一种迷茫中的清醒，醉意中的陶熔，或者说是一种美的征服，就宛若我们看一座美奂的雕刻、一个丽质的美人，饮一杯山涧的清泉、盛宴的琼浆，久久不能忘怀那沁人心脾的精神上的享受。他欣赏老子之说，并且“闻其风而悦之”，但他绝非老子之徒。因为老子的博大，庄子有之；老子之精深，庄子忘之。庄子之玄妙，老子有之；庄子之谐谑，老子阙如。庄子他自信才华之横溢，不欲为古哲作过分的译，甚至他内心最深处对老子严肃的思辨，有所存疑，避而不谈。如宇宙本体的形成，老子有一套推演的逻辑，而庄子则大而化之，对那既然是莫测的宇宙，庄子在跨腾风云之际长怀永慕，在他那宏达超旷的胸襟中，发出浩然长歌般的赞叹，他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庄子·齐物论》)。他不愿陷入那永无休止的争辩之中，宇宙“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庄子·齐物论》)。宇宙有它的开始，那开始之前是什么？还有开始的开始，那这之前呢？还有那更早的开始。宇宙开始有了有，也有了无，那这之前呢？有未曾开始的有和无，这之前还有更早的“没有开始的没有开始”的有和无，这是一个无可穷极的一路推论下去的话题。如果如此清醒地去穷追深诘，那你还是站在宇宙之外，你太企图清晰，就近乎糊涂，而且是一种人间的小糊涂。只有庄子做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时候，那就难得糊涂了，那就到达了一个博大的混沌之境，最大的糊涂也就成了最大的清醒，大糊涂接近大慧智，接近宇宙本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庄子托一个无名字的人之口说他正愿与“造物者”做一个伴侣，骑着那浩莽渺冥天宇中的神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庄子·应帝王》)。那是绝对清静寂寥的、无始无终、无所依侍的地方(《庄子·在宥》：“处乎无响，行乎无方”)。就像太阳之运行，没有它的开始。而那儿的一切是无所区别的，“大同而无己”的，你会忘记了自己的存在。那儿最大的是“秋毫之末”，最小的是泰山；最长寿的是短命的殇子，而最短命的则是长寿的彭祖。因为当你还是有具体的形质的人时，只有用具体的数量来计算事物。而在那无区别的境界，不存在那可以用语言来言说的表象，也不存在可以心悟的实质，那一切人世衡量的标准还有什么意义？连你自己的存在都已忘记，那还有什么精推细算的比较？宇宙是无形的，当你和宇宙融而为一的时候，你的形骸又何在？“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庄子·秋水》)。无形的事物，不可以数量计，而无限大的事物，也非数字可以穷极。古人以“粗”字说明皮毛外相，以“精”字说明内在本质，在那鸿蒙的“无何有之乡”，“可以言论者”的“粗”和“可以致意者”的“精”，都没有存在的意义，无形的事物和无穷的宇宙是“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庄子·秋水》)的。
不仅事物没有表象与本质的区别，事物也没有是与非的区别，“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世上的一切大小、美丑、生死、是非、爱憎、忧喜都是相对而同一的，是同一而无差异的。那一件事物出于这一件事物，同样这一件事物出于那一件事物，刚生就是刚死，刚死就是刚生；认可它就是不认可它，不认可它就是认可它；对的缘于错，错的缘于对；这事物就是那事物，那事物就是这事物。从此方面观看，是一种是非，从彼方面看，又是一种是非，也就是说，是非是人为的而非宇宙的本然，是非的产生是由于人背离了浑一的宇宙，自己作为主体而产生的判断，自己倘作为审美主体，也就有了审美的对象的美和丑。前面提到“彼此”，庄子进一步陈明“彼此”的根本不存在，所以他说：“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难道有“彼此”吗？难道没有“彼此”吗？“彼此”是没有对立的啊，这才是大道的机枢，而这大道的机枢，宛若是圆体而中空的，你伫立于正中，便可以体悟周转贯通的大道。在圆环之正中，看四周是没有任何区别和是非之辨的，这是庄子在解释他的宇宙观时所发明的词—“道枢”。有了“道枢”，你就可以如郭象《庄子注》所云：“无是无非，故能应夫是非；是非无穷，故应亦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