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 ，富察氏的第五代通过担任侍卫而获得高升。他们是明仁、明瑞、明亮、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和福长安。他们使富察氏的荣耀达到了最高峰。傅恒的儿子福康安和福长安都担任着内廷和中央政府的高级官职。福康安是因其在第二次金川之役 (1773—1776)中的军事行动而引起皇上注意的 ，在18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先后担任过数省总督。他作为行政官员的名声并不佳，但被公认为 “清军中最能干的将领之一 ”，协助平定了甘肃 (1784年)、台湾 (1787年)和西南 (1795—1796)的反叛。福康安统率清军成功地击退了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 (1792年)。他是非爱新觉罗氏而荣获亲王衔的唯一一个满族人。
由于侍卫 ，特别是那些内廷侍卫 ，是在皇帝的亲自监督之下 ，所以能够得到迅速提升和丰厚赏赐。在皇帝看来 ，侍卫是能够在行政官僚体系中体现皇帝意志的另一条途径 ，这增加了帝王统治的弹性。从八旗精英的角度来看 ，进入侍卫行列可获得高升的机会。
爱新觉罗氏的衰落
在18世纪末和 19世纪 ，因宗室人数的不断增长而造成的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迫使帝王限制王公的数量和俸禄。1848年实施一项新规定 ：通过恩封获得并传承三代的最低爵位不再续传 ，通过功封获得并传承五代的最低爵位不再续传。清政府还成功地削减了王公的俸禄 ，只支付原定数额的 50%—60%。无爵位的爱新觉罗的薪俸也降低了 ，1740年只有原定数额的 81%。1762年至 1853年，婚丧津贴被 “暂停 ”。1671年实际支付给无爵位的宗室男性的津贴 (每年 36两银子 )远低于定额。1740年，每人所得平均低于定额 6两银子 ，同年 ，有爵位的宗室中只有极少部分人得到了 78%的银子和 70.4%的口粮。
到清亡前 ，即使是最有特权的亲王和郡王 ，也只能得到他们额定年薪的 50%和额定口粮的约 70%。有少数王公继续承蒙皇恩得到赏赐 (在实践中被称为 “加衔 ”或 “赏衔 ”)，清廷由此把荣誉头衔加封于可世袭的爵位上。在康熙和雍正朝 ，人死后追衔的事例很多 ，为的是提高死者葬礼的规格。然而在同治和光绪朝 ，这些恩赏 (可以增加俸禄 )只赐予了数位亲王。
经济上的区别待遇可能是觉罗的后代比宗室的后代妃子少、人口增长率低 (平均每年 1.1%比1.5%)的原因。到19世纪末 ，每个爱新觉罗 (包括觉罗和宗室 )只有 1个妻子 ，与 17世纪末的平均多于 5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近的一项人口统计研究指出，爵位低的宗室贵族中有杀女婴的现象 ，1700—1840年，爱新觉罗氏生下的所有女婴中估计约有 10%是 “杀婴的牺牲品 ”，18世纪末杀女婴的实例更多。
在18世纪 ，贫穷已成为无爵位宗室的一个问题。1724年巴明多神甫写道 ：有必要提醒你注意你业已形成的关于中国王公贵族的看法：如果你把他们与欧洲的王公贵族相提并论 ，你就会误导自己 ……我所说的王公贵族非常接近他们的本源 ；他们只传了五代 ；他们的数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快速增加 ，据估计已超过 2000人……这么多的人 ……尤其是那些 ……被剥夺了爵位和职业的人 ，不可能过与他们的出身相符的生活 ；正是这一点使同一血脉的王公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宗人府的档案中包括许多人的请愿书 ，如1811年无爵位的宗室永泽的上书。他寡居的母亲只靠他一个人赡养 ，所以他报告说他等不及年底再领年薪和口粮了。宫廷被许多酗酒闹事和吵吵嚷嚷的宗室所困扰 ：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 ，有个男子三番五次被他寡居的母亲告到宫廷 ，说管不了他贪恋杯中物。最后 ，这个人被判处在母亲活着时受圈禁之刑 (他是独生子)。另一案例是 ，皇帝本人要求调查一个在京城的汉人聚居区用污言秽语辱骂一位妇女的宗室。宗室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位黑帮头目。
混混 (北京方言称混儿 )是 “游手好闲之徒 ”，是在内城混事的旗人恶棍。关于他们的生平和他们打架斗殴的逸闻在整个清代广泛流传。有一个例子是阿里玛 ，他的种种违法乱纪行为最终引起了顺治皇帝的关注 ，被降旨处死了。阿里玛很不情愿地接受了皇帝的判决 ，但拒绝到宣武门外受刑 ，因为在那里行刑可被汉人看到。最后他是在内城被处死的。
宗室中的黑帮首领是小崇 ，从19世纪 60年代直至光绪朝中叶死去为止 ，他一直统领着一个大帮派。当以邓家第五虎为首的另一个帮派侵入小崇的地盘后 ，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邓家第五虎籍隶内务府的一个旗 ，他是同样残暴的 5个兄弟 (分别为大虎、二虎等 )中最小的 “虎”。到19世纪末 ，原来解决帮派之间争端的办法 ———首领一对一单打独斗 ，已被双方在地安门外的群殴所代替。他们在该处分别聚集于两个饭馆中 ，以棍棒为武器。每方各派数人上前辱骂对方 ，然后是互相争吵。在一次对峙中 ，小崇挑战邓家第五虎 ，结果在冲突中被杀死了。邓家第五虎被逮捕 ，不久因打死百姓而被处死。
此类事件促使朝廷采取行动把害群之马驱逐出京城。雍正朝和乾隆朝的努力是半心半意的 ，嘉庆皇帝最终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虽然颙琰拒绝接受 1808年的一份奏折中提出的把无爵位的宗室迁到盛京的建议 ，但此类家庭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持续恶化促使他改变了想法。
1812年8月，嘉庆皇帝谕命盛京将军和宁着手筹建住宅并筹措津贴以备提供给家道中落的宗室。即使到了此时 ，分配给宗室的住宅还集中在一个封闭的区域 ，如同在北京一样 ，有卫兵检查进出大门的人。预备分配给宗室的住宅的大小也很有指导意义 ：与王公的府邸不同 ，这些住宅大小适中 ，有正房 3间，厢房 4间，中间是庭院。
宫廷打算把没有财产、游手好闲和作奸犯科的宗室迁出去。清廷首先以在正常年薪之外加发津贴的办法 (十五岁以上的宗室每年加发 2两银子 ，二十岁和二十岁以上的加发 3两银子 )诱使自愿迁居 ，并承诺给每个离京的家庭 360亩地的地租 (等于每年 21两银子)。并不令人惊奇的是 ，许多宗室更喜欢京城的悠闲自得的生活 ：当宗人府试图迫使拥有小康生活的果敏迁居时 ，他自杀了。经过一年的努力 ，宗人府的官员挑选了 70个家庭 ，派卫队护送至盛京。每个家庭都收到了迁居津贴 15两银子 ，还有马车装家具什物。第三批是 1815年迁出的 ，其中包括被逮捕的宗室 ：对于他们 ，宗人府的官员说只给一半迁居津贴 ，其他什么都不给。
作奸犯科的爱新觉罗的量刑都被减轻了 (谋叛者除外)。乞丐首领成方原判流放新疆 ，但被皇帝赦免了 ，因为他的母亲是爱新觉罗氏 ，她年迈体衰但举止得体 ，给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迁居者中也有爱新觉罗罪犯 ，如宗室德克吉泰 ，他因 1823年的一宗诈骗罪而被送到吉林监禁。1831年获释后 ，德克吉泰被允许居住在盛京 ，但1852年他悄悄离开了该城。虽然抓捕他的努力在前期失败了 ，但他最终在北京被抓获。
在许多人的合力推动下 ，鸦片销售于 19世纪在中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皇室贵族也在其列。清廷试图严惩瘾君子。此前宗室将吸食鸦片的刑罚由死刑改为流放吉林 ，罪犯在吉林将被监禁两年 ，挨30大板。①1907—1909年对宗室和觉罗的判刑资料表明 ，他们犯有各种各样的罪行 ，从杀人、伤人到诈骗、盗窃 ，无所不有。
许多爱新觉罗氏的经济情况持续恶化 ，这从反应他们清末的职业和收入情况的资料中可以看到。1959年北京所做的满族人口调查包括三家觉罗后裔。一家在清朝存在的最后一年仍靠年薪 (共10两银子 )维持生计。最好的一家是依靠祖父 1911年以前的官俸生活的。辛亥革命以后 ，这家人卖掉了不动产 ，靠所得款项生活 ，而另外两家则沦为小贩、苦力和工匠。驻于北京的满洲正黄旗的年薪表显示 ，664名觉罗每月领 1.4两银子 ，13名宗室后人及 53名较受宠的宗室每月领 2.1两银子。
人数不多的贵族集团
王公只占努尔哈赤及其兄弟的子孙后代 ———他们构成宗室———的极少一部分。清朝覆亡之前共有 177名宗室拥有王公头衔，只占当时在世的宗室男性的约 1%，所有爱新觉罗男性 (包括觉罗在内 ，参阅表一 )的约 0.6%。占有前六级爵位的王公 ，享有 “八分 ”，在皇室贵族中的比例不到 25%。高等级贵族和低等级贵族的特点大不相同。与比例达 27%的低等级贵族相比 ，享有 “八分 ”的王公没有一个是通过考试获得爵位的。享有 “八分 ”的王公中有 41%的人拥有永远传承爵位之权 (低等级的贵族中只有 4%的人拥有此项权利)。 1907年高等级王公的核心部分是拥有永久世袭权的精英 ，而其他贵族则大多呈衰落之势。
皇帝的子嗣建立拥有永久世袭爵位权利的家族的能力是各不相同的 (参阅表二)。前两代的所占比例较高 ，是乾隆皇帝授予征服英雄 “世袭罔替 ”特权的结果 ，这项特权没有授予福临的兄弟。胤禛同辈的王公经历了长久的严酷斗争 (参阅第三章 )：如果乾隆皇帝没有指派自己的一个兄弟和两个儿子接续绝嗣王公的香火的话，他们的贵族比例会更低。
总数不包括皇帝、早夭的皇子和过继给其他家族的皇子 ，后者以其他家族继承人的身份计数。这样一来 ，王公几乎都是前三代征服者英雄的传人 ：他们占有第一等亲王衔中的 8席和拥有永久世袭权的低等级贵族的全部。甚至到了王朝覆亡前夕 (参阅表三 )，前两代的子孙后代仍然占有全部王公爵位的 38%，考虑到爵位每传一代都要递减等级 ———这是导致早期王公的后代家道中落的原因 ，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这是一个很小的皇室贵族团体。通过不留情面地削减可以世袭的王公贵族的数量 ，清政府成功地减轻了财政负担。在许多朝代，依靠皇俸皇粮生活的皇亲国戚消耗了大量国帑。正如前文指出的 ，清朝统治者发放给宗室和觉罗的薪俸是大不一样的。只有前者有可能得到王公衔 ，它意味着各种特权和高官厚禄 ；而且不是每个皇子都能得到王公衔。
1660年在册的宗室男性只有 419人，到1915年，这个小团体扩大到 16454人。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 ，三年以后 ，津贴制度全部废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明朝灭亡时清朝只有 10位亲王 ，而明朝有 30位亲王 (原来共有 50个亲王 )，更明显的是 ，1644年清朝只有两位第二等王公 ，而明朝拥有此爵位的共有 220人。在明朝的 8级爵位体系中拥有低等级的人 “成千上万 ”。在这个群体的下层是大批无爵位的爱新觉罗 ，这与明朝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明朝皇帝的每个男性后代 ……理论上都能得到爵位和相应的薪俸 ”。
到1915年，爱新觉罗氏估计有 73418人，而 1644年前后明朝皇族的估计数字 ，低者超过 8万人 (只比清朝宗室稍微多一点)，多者达到 20万之众。1740年和 1742年的数字表明 ，发放薪俸的支出不到户部库银的 1%，到 19世纪中叶这个数字可能上升为全部税收的 125%，这与明朝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1615年发放给皇族(.) 的薪俸是每年所收田赋的 143%。
对于局外人来说 ，贵族身份意味着出身压倒了功勋。把满洲王公与明朝王公加以比较 ，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更多地是以功勋为标准授予宗室永久性的经济特权和地位的。通过限定王公贵族的人数 ，皇帝构建了一个容易控制的小规模贵族集团。清廷让宗室和八旗贵族担任要职以进一步加强皇室的利益。作为征服精英的核心 ，贵族是清王朝相互制衡的复杂行政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