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葛亮的一生中，最为出彩的，就是“三顾茅庐”时的“隆中对”。在后世的评价中，“隆中对”被认为是诸葛亮的天才之作，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战略。那么，这个计划究竟是对是错，其实施情况又如何呢？
战略构想与局势分布
刘备在投靠刘表一筹莫展的时候，发现了诸葛亮，于是诸葛亮与刘备进行了一场事关此后“三足”鼎立的谈话，这就是《隆中对》。
当时，刘备问诸葛亮，现在曹操占据了北方，天下也被军阀割据，自己身无立锥之地，又如何能够实现志愿，统一天下，恢复汉室山河呢？
诸葛亮回答道：“自董卓篡权以来，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占据几个州郡的数不胜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名声小，兵力少，但是曹操能够战胜袁绍，由弱小变为强大，不仅是时机好，而且也是谋划得当。现在曹操已拥有百万大军，挟制皇帝来号令诸侯，这的确不能与他较量。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附，有才能的人被他重用，至于孙权这方面，可以以他为外援，而不可谋取他。荆州的北面控制汉、沔二水，一直到南海的物资都能得到，东面连接吴郡和会稽郡，西边连通巴、蜀二郡，这是兵家必争的地方，但是他的主人刘表不能守住，这地方大概是老天用来资助将军的，将军难道没有占领的意思吗？益州有险要的关塞，有广阔肥沃的土地，是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饶、地势险峻的地方，汉高祖就是凭着这个地方而成就帝王业绩的。益州牧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在北面占据汉中，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但他不知道爱惜人民。有智谋才能的人都想得到贤明的君主。将军您既然是汉朝皇帝的后代，威信和义气闻名于天下，且求贤若渴，如果占据了荆州、益州，凭借两州险要的地势，西面和各族和好，南面安抚各族，对外跟孙权结成联盟，对内改善国家政治。天下形势如果发生了变化，就派一名上等的将军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南阳、洛阳进军，将军您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出击秦川，老百姓谁敢不用竹篮盛着饭食，用壶装着酒来欢迎您呢？如果真的做到这样，那么汉朝的政权就可以复兴了。”
但是，作为政治家与战略家，诸葛亮为刘备策划之时，刘的底牌实在可怜得很，他必须站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战略的可行性，就其先据荆襄渐窥巴蜀之计来看，实为唯一的图存之策。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他比同代的谋士们高出一筹，周瑜、鲁肃均与之不谋而合。
“隆中对”并没有实现，为此众论纷纷，或论刘或论关或直斥诸葛亮无能，而当时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与各方力量的消长变化，才是“隆中对”半途而废的真正原因。
早在“隆中对”出现之前，刘表就把州治从江陵迁到了同属南郡的襄阳，其目的也与孔明不谋而合，只是刘表其人有谋而缺少决断罢了，加之东面尚有宿敌终难成事。但刘表北窥中原西图益州的野心却是昭然若揭的，这一谋划很可能出自蒯越、蔡瑁等人。
不管怎样，年纪轻轻的诸葛亮的目光还是可称犀利的。这一策划有三大关键：一是全据荆益，二是东和孙权，三是待天下有变。然而这毕竟只是理想中的方案，能否真正实现它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首先说全据荆益。赤壁之战后，从荆州的襄阳到江夏一带的实际情况看来，曹操也并非一无所得。而其他部分孙刘皆有所取，特别是重镇南郡为孙权所据，“隆中对”一开始实行就走了样，虽然史书语焉不详，但后来刘备“借”到了南郡却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地四战之势不可久，如果不是刘璋糊涂，刘备、诸葛亮仍是一筹莫展。
比及刘备入川，在法正的辅翼之下夺取汉中，终于第一次亲自战胜了曹操，使自己总算有了足以安枕的地方，这时他的目光又投向了上庸。
依汉制，上庸诸县本属汉中郡，但残汉以来，大姓盘踞凭险自保，朝廷州郡皆不可制。虽然刘备遣将派兵，还是没能真正控制这里，申氏兄弟虽然竖了白旗，但其岩阻犹保、部曲仍在，反而让刘备丧失了动武的借口，只好吞下这颗“生果”。
孟达人上庸以督三郡并不是简单的派遣，孟达在蜀中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无论文武两途，他的影响皆不可小视，把他派出去，一是把他从政治中心边缘化，再就是借助其名望和部曲钳制申氏，这对孟达而言未必不是好事，因为他的手中从此有了一张好牌。
刘备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又派去了刘封，最终关羽之败使这一微妙的局面发生了一场动荡，究其原因，就是孟达根本不想看到关羽的成功，这么一来，他手中的牌就大大失色了，同时作为拥有决策权的刘封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决不敢坐视不管，这已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上庸三郡人魏，对魏而言也是一枚“生果”，除了政治上有文章可做以外，基本上一无所获，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是后来的司马懿抓住机会来了个一劳永逸。
上庸的丢失使荆益的通道就只剩下了三峡。而此前，刘备两次调兵使关羽只能收缩兵力，致使孙吴割走半壁江山，关羽已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所以他极其渴望打通与上庸的通道，但由于襄阳特殊的战略地位，最终引发了吴魏两大集团并力谋羽的局面。到此，“隆中对”早已是没有丝毫实现的可能了。
其次，“隆中对”的又一关键，“东和孙权”才是“隆中对”真正的软肋！以仲谋之雄又怎会去做曹刘争雄天下的附庸？周瑜、鲁肃、甘宁之辈早就盯着荆州，而且他们的胃口比诸葛亮还大，他们是要“竟长江所极”以窥天下！就当时天下以及孙权的本钱而言，他们的战略构想是要先南后北的！这一战略的可行性犹在“隆中对”之上。
孙刘之盟及大势所趋，日后相互厮杀也是在所难免，无论是指责孔明、刘备，还是痛骂关羽都是书生腐儒之见。前有刘备人川孙权乘虚夺地，后也就必然有图谋关羽的动作，孙权无论如何都不会容忍卧榻之旁蹲着一头猛虎的，在他的眼里，三郡的关羽比诸全盛时的刘表还要可怕，更何况此人的军队正在日渐强大。
“隆中对”在此处的失策就是没能认真地考虑拿什么去东和孙权，在曹操大兵压境之时，免不了信誓旦旦，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必然会在利益分配上发生矛盾，这就看谁能抓住机会了。
从关羽的角度讲，局促于南郡诸地，不图振作，两面受压，败也必然。但是他的力量增长越快，孙权就越不能容忍，关羽的错不是怎样对待孙权的求婚，而是对通盘战略的考虑时显不足。
第三，“隆中对”的重要条件在上述两条实现之后是“天下有变”。由于上述两条的流产，即使是“天下有变”，这“隆中对”也早成了空文。
诸葛亮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对刘备东征所持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此时蜀汉需要的是战略调整，刘备应当及时地逐步修复与孙权的关系，只可惜刘备的赌徒心态与关羽被杀的巨大阴影使这些统统都成了泡沫，而诸葛亮在决策圈中的影响力尚不及当初的庞统、法正，所以在此处不应对他太过苛求。
有人说诸葛亮用兵不及刘备，刘备徒拥猛将而不能立足实非良帅，而庞统这一点我实不敢苟同，法正人幕则西川汉中尽人股掌。而诸葛亮连年动众威凌上国，又岂是刘备可以相提并论的！
诸葛亮此后的数出汉中，实为不得已而为之，蜀之僻，不自振作实难自存，其治军之能一时无二，也是生前身后为众人所称道的。
但就此将诸葛亮过于夸大也是盲目的，这无非是素来的偏刘心理在作怪！特别是史上一些书生以诸葛亮连年耀武而司马懿不交一兵引为亮强懿弱的佐证更是偏颇。兵者诡道，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才是用兵之道，司马懿以魏之国力在西部用兵只守不攻，不仅敛锋避敌，同时东南未靖，蜀无乱政，战机未显，而蜀军远来利在速战，避其锐而堕其军使其空耗国力，明明是上策，却被无知鼠辈说成怯战，诚属可笑。观司马氏征辽东破上庸，何曾怯战？只是对手不同，方法各异而已。特别是破孟达一战，司马懿借机削夺申氏，使魏之政令从此宣于汉中之东，可以说是功在曹氏。而反观诸葛亮只为恶达之为人，兼惧其在蜀中的潜在影响，故露军机，诚属不智。即使孟达首鼠两端，但此三郡系蜀魏之缓冲，归则为藩篱，否则为唇齿，无论如何都是蜀无损而魏有不安。这一回合，诸葛亮则纯属失策。
至于数出祁山，其实首次是最好的时机，魏延的建议虽说太险，但成功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以蜀之力，想要切割曹魏非用奇不可，但诸葛亮乃小心谨慎之人，断不敢用此。有趣的是他第二次举兵却想到了直下关中，看来魏延的观点在他心里不无影响，但曹真早已将关中的防务重新部署，对诸葛亮的行动更是早有预料。所以说陈寿的评价还是公允的。
“隆中对”算不算预见
有的人认为诸葛亮的预见不算什么，其理由是：“诸葛亮住在豫州和荆州之间，交通方便，消息灵通，又和一些名士交往，因而对形势有了正确的分析，不算什么预见。”（刘知渐《诸葛亮形象的真实性问题》）
我认为诸葛亮的雄才大略集中体现在“隆中对”上。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诸葛亮的高瞻远瞩，他未出茅庐先知天下三分，身居乡野却能为刘备提出这样一条英明的政治路线，对刘备筹划恢复汉室、建立蜀汉、统一天下有着重大实践意义。大家一定会奇怪，在古代，当时交通、通信都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诸葛亮为何对形势如此清晰，对时局的发展预见得那样准确？
有句话叫“风恬浪静中，见人生之真境；味淡声稀处，识心体之本然”，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宁静平淡的安定环境下，才能发现人生的真正境界；一个人在粗茶淡饭的生活中，才能体会到人性的真实面目。诸葛亮也是如此，他在写给其儿子的一封信中解答了上段的这个问题：“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炼性。”
当时的襄阳，地理位置上是后来三国接壤之处，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合点，是一些有才之士、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诸葛亮时常与徐庶等好友在一起，其见识却在他们之上。当然这个预见肯定和住在豫州和荆州之间，交通方便，消息灵通有关。因为任何的预见都是根据客观情况分析归纳的结果。
又有人提出当时有预见的还有吴国的鲁肃、魏国的程昱，诸葛亮不算什么预见。
刘备三顾茅庐是在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诸葛亮的隆中对正是在这一年提出的，即赤壁大战的前一年。而鲁肃和程昱都是在建安十三年，也就是曹操南征的时候提出的，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只是时间上有差池。诸葛亮早了一年，可以算预见。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蜀国的兴起实赖执行“隆中对”战略方针。
军事部署是否主次失当
苏辙认为“诸葛亮促使刘备弃天下而人巴蜀，则非地也”。认为蜀地成不了气候。王夫之认为“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洛，失轻重矣”。他觉得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上对奇正的处置也不妥当。
我认为“隆中对”的战略基本是正确的，把主力放在益州。益州有山川之险（阴平、剑阁等地，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处）。进可以为依据，退可以做屏障，只要善于运筹、善于治国，完全可以成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地。诸葛亮让刘备占据荆益，先从薄弱处击破，也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情况的，事实也如此，即使在赤壁大战结束后刘备都不能和曹操相匹敌，只有向西发展。这点“隆中对”分析得很透彻。
主力放在益州还是荆州，从理论上讲似乎应放在荆州，因为荆州是用武之地，进攻宛、洛的战略要地，但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从地理位置看，赤壁大战后荆州被瓜分，刘备占有公安、江陵、夷陵，但都是狭长地带，其两面受敌——北部和东部被曹、孙包围，西部是高山险峡，将之与西蜀隔绝，如军事上遭到挫折，很难得到后援，且没有回旋的余地。《九州春秋》记载：“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三国志·法正传》也有相关记载：“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
如果把主力放在荆州，蜀国就得建都于此，在两面受敌之地建都是很危险的，荆州易攻难守啊！刘备也没有忽视荆州的重要性，两次为其与吴国火拼：一次是公元215年，孙权派吕蒙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亲自率领5万军队与吴国争夺荆州三郡，后来曹操夺取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才与东吴讲和罢兵。关羽被害，刘备倾全国之师讨伐吴国，结果也大败，颓废形势不可挽回，建都荆州将会有灭顶之灾，关羽的失败虽然是由于他的骄傲轻敌，但也从侧面反应了荆州这样三国交界的敏感地区，重在交合，若采取军事行动，很容易遭受双方的夹击。前期刘备正确执行了其战略部署，从西蜀下手，建立蜀汉，蜀汉一时达到鼎盛，后来虽然遭受荆州被袭击、夷陵惨败，原因很多，却不能归咎于隆中对，反而要怪罪关羽（联合吴国灭魏）、刘备（联合吴国灭魏、建都益州，待机而动）违背了“隆中对”的决策部署。
所以诸葛亮在“隆中对”提出以出秦川为主突方向，以向宛、洛为钳制方向的军事战略部署，是对当时天下大势深思熟虑后确定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绝非机械照搬刘邦当年路线。正如王睿所言：“孔明创蜀，决沈机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
“隆中对”战略布局的得失
《古文辞类纂》中收有北宋兵法学者苏洵《权书·项籍》一文，此文评述项羽用兵百战百胜，但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不能把战略重点放在咸阳以制天下，虽胜犹败，最终导致垓下之亡；并由此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苏洵认为，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难以进取天下，是战略上的失策。
毛泽东读此评点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从评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赞同苏洵对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批评，而且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
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这也是毛泽东惯用的策略。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失街亭、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评书中说，京戏中唱，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执法严明。毛泽东则不然，他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败，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调度失略。张邰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邰展开决战，战胜张邰。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
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因此，毛泽东评点时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
“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最初寻找立足点、建立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隆中对”在战略策划上存有内在的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造成蜀汉政权短命。以中国兵法理论分析，“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战略思想失策。“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略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尉缭子》还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先战而后求胜”，把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旋涡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在争战中寻求胜利，这是隆中对在战略思想上的失策。
二是战略选择不利。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指出：“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强调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敌我强弱形势，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利用地形地利条件作出正确的决策，远途作战后续不接难以取胜，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难守就不要争取。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诸葛亮从益州兴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
三是战略措施不力。战争是以综合实力相竞技的事情，综合实力强的必定战胜综合实力弱的。“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因此，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为使弱势变为相对的强势，要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分散，我方兵力相对集中，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分散之敌。隆中对指出，天下有变则一路出秦川，一路走宛、洛，分路合击，并取天下。出秦川是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路，走宛城、洛阳是袭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成算。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刘备得孔明，促使其避实击虚占据天下一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里有“隆中对”的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使然。
可以看出，“隆中对”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兵法思想的渊源，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策划，诸葛亮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诚可谓“隆中对”有对无策，诸葛亮有孔无明。它较同时代郭嘉进言曹操的十胜论相差甚远。
对于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当时的人就已经有所认识。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曾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时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把刘备集团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隆中对”上，一语中的，道前人所未道，独步古今。我们批评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误，并不是否定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而是以此探讨治乱兴亡中的道理。
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的人生境遇有直接关系。诸葛亮读书不求甚解，未出茅庐即受到刘备的礼遇和器重，少年得志，独上高楼，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磨难，没有对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融会贯通，把握精髓。他告诉刘备走上刘邦、刘秀的老路就能复兴汉室、取得天下过于保守了。
中国兵法思想层面多、意境深，不同层面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的表述是矛盾的，但整体是一致的。只有在人生曲折磨难中日积月累，才能领悟到中国兵法思想的意境和精髓。
从“隆中对”的战略构想来看，其确定的目标并非三国割据，而是要一统天下，这个战略意图是以失败告终。
“隆中对”中主要的战术思维是避强击虚，为古今战略家共识。诸葛亮主张实力弱小的刘备不要与北方强敌曹操争锋，亦不可向江东地头蛇孙吴三代盘踞的老巢发展，体现了真知灼见。不过诸葛亮为刘备谋划的三步走的战略方针却考虑不周，第一步夺取荆州的选择便违反了避强击虚的原则。荆襄九郡位于国内腹心地带，又地处江汉平原且河流交错，以骑兵为核心的曹军和以水军为主力的东吴都势在必争，陆战不如曹、水战不如孙的刘备集团在此与强手角逐显然处于弱势。赤壁之战后，刘备利用曹、孙矛盾，以政治联姻和“暂借”方式控制了荆州中心，而北部襄樊由曹军占领，江夏（今武汉）被迫让给东吴，—个荆州实际也是三分。其后刘备向四川发展时，也需留下关羽率重兵留守。
诸葛亮在隆中建议先取荆州为家，其次攻占四川，“一旦天下有变”再从荆襄和四川分兵两路以钳形攻势北伐。这一战略计划的致命缺陷，又使兵力本来不足的刘备犯了两线作战之兵家大忌。加上古代蜀道之难如上青天，与荆州千里之遥救援不易。留守的关羽在曹、孙之间两面受敌，失败势在必然。刘备反攻荆州又遭夷陵大败，蜀汉从此走向衰落。
诸葛亮的“隆中对”主要是建议刘备先取荆州后取益州，可是无论是荆州也好，还是益州也好，这两块大州分别都有缺陷的地方，更何况诸葛亮要将这两大州兼并起来归一国统治，缺陷就更大了，是很不利的。有利就有弊，两大州的利在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弊！
荆州：一、易攻难守，要稳守住此地就必须要花费大量的兵力，这对于在战乱时期无时无刻需要大量地调动军队是很不利的；二、荆州自古以来可算是兵家必争之地，要稳守住此地在精神、思想压力上是极重的，诸葛亮的“隆中对”可算得上是在理想状态下而策划出来的，他要刘备将整个荆州占为已有，这有可能吗？！不可能的，自从赤壁之战后曹孙刘三家争荆州的事就不断地发生，直到东吴大将吕蒙偷袭荆州成功后，才算得上真正稳定下来。
益州：一、易守难攻，要稳守住此地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是要从此地调动大军出去攻打其他国家就很困难了；二、在后方的军队与前方的军队联系方面也是极困难的，前方出了问题，后方要补上比起在其他州可说得上是困难多了。
按照诸葛亮的“隆中对”计策，蜀汉的国家领土应该是荆州与益州兼并的，如果真的是照这样的话，那蜀汉在守住国家领土这方面就要花费大量的兵力了，这对于要统一中原是很不利的，要统一就得发兵讨伐其他两国，但是如果在守的方面就已经要花费大量的兵力在那里，这样哪里有多余的力量来讨伐其他两国呢；还有要将这两大州联系在一起比起与其他州联系在一起是难得多了，将荆州与益州兼并起来，荆州对于益州来说，可说得上是一大负担，荆州一旦有急事发生，要从益州支援，益州地形极其险峻，一时间要大量军队从益州出兵，简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比如荆州遭到战事上的严重损害，兵力不足，要从益州调动军队出来，益州的军队就必需要沿长江而下，麻烦极大，进军速度极慢。
荆州之所以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是因为此地差不多刚好是中原的中心地带，加上此地在地形阻碍上是极少的，要从此地发兵出去攻打其他国家，是极其容易的。
所以，要将荆、益两大州联系起来是极其困难的，所谓鱼和熊掌两者不可皆得，两州也是这样，两州中只可以要一州。要荆州，就要迫于无奈像刘表那样死守不思进取；要益州，比起要荆州好点，益州出了名易守，虽然在调动大军方面是有点儿困难，但是总好过整天将大部分精力和兵力放在守的方面吧，只要养精蓄锐，再一步步地调动大军前进，这样比起要在荆州发展好多了！
“隆中对”战略一开始就隐藏着致命的设计缺陷，那就是要将荆、益两大州兼并起来归一国统治，荆州对于益州来说，可算是负担；益州对荆州来说，有没有都是一样的，荆州一旦出事，益州就算要出兵相救，根本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
从今天的科学战略研究方法来看，根据当时的实力对比、地理条件以及兵力分布情况，穿越时空隧道，占有充分资料后再到“隆中”为刘备谋划，应该认为发展方向的最优化选择是汉中盆地。此处距新野不远，统治汉中的张鲁实行“五斗米教”，剥夺平民财产统归教产并取消货币，生病靠念咒而不吃药，简直与邪教无异，所部战斗力极弱。刘备率军翻巴山东部进夺汉中不难，在此落脚后南可取西川，北可收陇西分散无主的各部，从而能控制向西南、西北发展的战略枢纽。可叹诸葛亮计不出此，估计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信息流通渠道不畅所致。
战略上的失误，是无法用战役的胜利来弥补的。诸葛亮刚出茅庐时，曹操正集结主力南下争荆州，势必同孙权集团火并，此时刘备正可乘机西进汉中，可惜这一难得机遇未被抓住。公元219年，在“隆中对”12年后刘备攻取了汉中，曹军却在七八年前已占关中、西凉，向这一方向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已经错过。若是刘备先行控制西北边郡和广大草场，就可以建立一支能在陆战中击败曹军的强大骑兵，统一天下的目标便可能实现。
纵观中国古代分裂割据的战史，有一基本规律——凡南北分裂者北强南弱，凡东西分裂则西强东弱。其基本原因，便是东部和南部地区养马困难，缺乏骑兵便难取得陆战优势。后来诸葛亮北伐中原时不敢派魏延直袭关中平原取长安，而屡出祁山，便因所部多属西南步兵，想以山地战和长弩优势弥补骑兵劣势。不过此刻魏蜀实力相差悬殊，纵然诸葛丞相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发挥到极致，也无法改变这个千古智者是一个失败英雄的史实。“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最终也无法挽回“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遗憾。
“隆中对”执行中的修订问题
“隆中对”是诸葛亮在“面试”时赢得“首席谋士”一职的“终极武器”，后来也成为刘备扩张势力范围，乃至治理蜀汉的蓝图。然而只谈“三分”不谈“统一”的保守策略，对蜀汉的发展，究竟是幸也不幸？
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古隆中（今湖北襄阳西）一所茅屋内，47岁的刘备恭恭敬敬地听着27岁的诸葛亮口若悬河地大谈纵横天下之术。
“隆中对”，拿现在的话说，主要是教刘备抢地盘的方法：先取荆州，后取益州；曹操呢，您动不得；孙权呢，可与之联合。这是“三分”的战略方针。
有人说这“隆中对”靠不住，因为刘备与诸葛亮初次会面时，正面临着曹操十几万大军南下的威胁，处于岌岌可危的险境之中。令人费解的是，“隆中对”对燃眉之急的现实问题只字不提，相反却夸夸其谈，坐而论道，大言“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彷佛曹操正在坐等挨打。蜀汉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修史习惯的，刘备见诸葛亮时也不会安排现场记录，所谓“隆中对”很可能是后人附会《出师表》中的“三顾茅庐”之说加工杜撰而成。曹魏的史书《魏略》甚至否认了刘备“三顾茅庐”之说，认为是诸葛亮自己“登门自荐”的。这实在有点儿戳诸葛亮“壁脚”的味道，不必认真理会。
“隆中对”不管是不是诸葛亮当时原话实录，但其思想却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一席谈话记录已成为千百年来的传诵之文，诸葛亮更是被人视为圣哲，所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然而，只要经过详细考察，就可以发现蜀汉江山成也“隆中对”，败也“隆中对”。
说“隆中对”有误，当年毛泽东已有此论。他老人家以为：“隆中对”主张两分兵力（荆州、益州两处），削弱了蜀汉本已不足的战斗实力。这个说法比较具有启发性，不过这两分兵力恐怕也最多只能说“有利有弊”，因为集中兵力如果只是困守一隅，还不如两分兵力成掎角之势，进退有据。
先说蜀汉“成也‘隆中对”’。建安十二年时的“隆中对”当然是明智、正确的。那时刘备要地盘没地盘，要人也只“十来个兵七八条枪”，老是东躲西藏，寄人篱下。如能似诸葛先生说的那样，占据荆益，割据一方，自是十分满足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也不能要求诸葛亮一手翻天，一口吞象。
然而诸葛亮平生自比管仲、乐毅，须知管、乐仅能保齐、燕而已，原非统一中兴人物，所以诸葛亮也只把自己定位在“三分之才”上，并无一统之志。后人说他明智，说他谨慎，其中是不是也有气馁的成分呢？
隆中一对，已将曹、孙称为“不敌”，只欺荆州刘表、益州刘璋两个与刘备同宗的暗弱不能守之徒，始敢称兵。到后来，据荆、益山川之险而不能尽地利，有关、张虎熊之将而不能尽人和，剩下“三分已定”等一派诿咎于天的话头，聊供后人掩饰。所以说败也“隆中对”了！
刘备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后，如醍醐灌顶，佩服得不得了。在“隆中对”的指导下，他也变得万分谨慎了。当年他走马依刘表，还知道劝刘表趁曹操北征，引兵袭许；官渡之战前夕，他在袁绍的阵营里，也还敢亲自引兵到曹操的后方去捣乱。自得诸葛亮，深信不可与操争锋之言，赤壁之后（赤壁之战是被逼上绝路，没有办法），遂再也不去与曹操正面争锋。当年游说刘表是“人家的江山不肉痛”，如今却更安乐于三分霸业的前景了。身有荆州，志反馁矣！光棍最能革命，因为无牵无挂，一无所有，而成功反而使人患得患失。
所以，赤壁之战后，本应孙、刘合兵，乘胜北伐，然而刘备却与周郎相争荆州一席之地，使曹操得以恢复元气，并且还为自己埋下了荆州的祸根。再后来，川中既定，恰巧曹魏南阳发生守将侯音的叛乱。侯音派人与关羽修好，结果关羽兵出襄樊，水淹七军，吓得曹操都准备迁都避其锋芒了。而刘备此刻却忙着做他的汉中王，不发一师援助接应，致使关羽孤军深入，终致丢了荆州，还败走麦城。刘备徒丧一位好兄弟、好帮手。
刘备、诸葛亮为什么在前期不热衷于统一呢？因为那时节汉献帝尚在位，即使灭得了曹操，打着“兴复汉室”旗号的刘备又能拿献帝怎样？所以君臣心照不宣，三分足矣！我始终认为，三国时代的军阀中没有一个汉室的忠臣，也不可能有忠臣，因为汉室早已成了一块招牌，名存实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后来的事情更证明了这一点。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魏文帝，在洛阳登基。刘备明知献帝未死，却早早替人家发了丧。恐怕他的潜意识里早就盼望着献帝死了，只是一定要借别人之手。第二年，他自己也急不可待地在成都称帝，从此再不问汉王朝的合法皇帝汉献帝在哪里。
至于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口口声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那实在是没办法，以攻为守，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目的还是想保三分天下。统一大业的时机早就失去了！
陈寿在《三国志》里评诸葛亮，只说他一句“将略非其所长”。这也是古史官不肯尽言的长处，只叫后世之人从此六字中想当日情形，长思而得之。所谓“史官”，皆擅长“春秋笔法”。
每项政策都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按既定方针办，那就叫做墨守成规。
有人说“隆中对”其实还没实施就已经宣告破产，因为“兼有荆益这个前提，在刘表死后就已经很难实现了”。说得准啊，刘表在世时的荆州，幅员辽阔，民生安定；刘表一死，战火纷飞，曹刘孙各霸一方，此荆州已经不是彼荆州了。
《隆中对》的原文如下：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段对白产生于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南下之前，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天下玄机。因为对刘备来说，他一世英雄，但和曹操、袁绍、刘表的被奉为上宾相比，他无论怎么努力，都只有寄人篱下，或者四处流浪的份儿。
是诸葛亮给他指明了道路，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政治斗争中最重大的问题，同时诸葛亮也给刘备规划了执行程序，即先荆州后益州，这也和刘备当时客居荆州的情况相吻合。
这个计划操作起来难度也许很大，但至少给了刘备一点儿希望。在刘备的心里，也许觉得自己和曹操相比有点儿差距，但比之于刘表或者刘璋这两个不思进取的家伙，肯定要高明那么一点点。
“隆中对”的主旨是和当时的形势相吻合的，但世事变化无常，仅仅几个月之后，曹操就南下了，刘表就死了，刘琮就投降了，刘备就被打败了，荆州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部分落入曹操之手，这就产生了实际和“隆中对”不相符合的情况，于是，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首先是怎么样重新夺取荆州的问题。
依靠刘备自己，肯定是不可能的，于是诸葛亮果断出访东吴，所谓“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请东吴出兵是要付出代价的，后来曹操确实退出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但刘备原来屯兵的江夏不声不响地就被孙权吞了下去，荆州的中心地区江陵也被周瑜占领，虽然后来借了回来，但给东吴留下了今后出兵的口实。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计划再完美，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得失之间，总算占领了荆州南四郡，加上借来的江陵，半个荆州总比没有强。
这便是“隆中对”执行过程中的第一次大调整。
第二步是占领益州，“隆中对”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但执行起来难度极大。
第一条，周瑜邀请刘备共同图蜀，怎么办？不答应得罪东吴，答应了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主簿殷观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赞其人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轻动”，意思就是你想攻打西川吗？我精神上支持你，甚至可以给你点路费，但我不能和你一起去，我才弄到四个郡的地盘，土匪还多呢。放着身边一只猛虎，东吴怎么敢把主力投入到遥远的西川去，于是计划不了了之，还得留给刘备去打。
第二条，刘备有机会攻打西川了，又开始患得患失，害怕打不下来，这时庞统、法正出来，又帮他分析形势，说目前这个荆州不是以前那个荆州，守在这里就是等死，去西川还是有机会的，这样刘备才有了西川之行。
第三条，进入西川，又发现取西川有非常大的难度，刘备想打退堂鼓，是庞统给他分析上中下三计。计谋可行，然后才有了战争的开始。
第四条，战事胶着中，曹操又威胁攻击张鲁，如果曹操到了汉中而刘备还没攻下西川，曹操多半会浑水摸鱼，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少也会派一两员大将，和刘璋夹击刘备。情况紧急，所以刘备又不得不动用荆州的预备人马，将诸葛亮和张飞都调入西川。相信刘备对把荆州交到关羽手中单独看管不怎么放心，不是不放心他的忠诚，是不放心他的为人，但夺取西川的重要性压倒了对关羽的怀疑，于是西川占领了，荆州也留下了隐患。
占领了西川，跨阻荆益的战略目标算是基本实现了，但是同时，荆州东南三郡被孙权偷袭，张鲁被曹操消灭；北方，曹操的战略前方直接和益州接壤了；东方，本来就局促的荆州更加缩水，不得已之下，只好与孙权议和，牺牲东方的部分土地以换取边境安宁，集中全力保住西川。
保护西川和北进中原，这两种策略都必须攻打汉中。又是法正给刘备分析了形势，使得刘备倾全力夺取了汉中。
为夺汉中，还有两个小插曲。一是张鲁被曹操攻击时南走大巴山，刘备曾派人迎接，目的不外是想将来能够利用张鲁的影响去汉中搞破坏，可惜没有成功。另一个是汉中战事激烈的时候，杨洪献策“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战争打到这个程度，岂是当年一番“隆中对”所能预见的。
夺取汉中后，“隆中对”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梦想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可这时关羽突击襄樊，荆州的防守露出破绽，导致荆州失守，关羽授首，而后又导致东征失败，刘备羞死，其间还有张飞被部将杀死，悲剧是接踵而来，“隆中对”的梦也基本就破灭了。
“隆中对”对刘备事业的指导作用，是给刘备指明了每一步的方向，不是教导刘备每一步怎么走，回顾一下“隆中对”的执行情况，可知一个伟大的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由于时势的不断变化，计划总是在不断修正中，当这些修正计划符合了新的形势的时候，事业就能够取得相应的进步。
后期关羽和刘备的相继失败，恰恰是没有按照“隆中对”的要求去做，而不是“隆中对”指导原则的错误。
最后，即便是刘备失败后，诸葛亮的一系列动作，仍然可以认为是“隆中对”的延续，只不过这时候“隆中对”已经被修订得面目全非了——至少没办法两路北伐了。连汉朝被更换这个天下最大的变动都没把握住，“天下有变”这个大前提也就不存在了。蜀汉之国，在一系列的征战中，已经不是诸葛亮所说的那个“民殷国富”的蜀国了。
而在“隆中对”的一再修改过程中，有两个起到关键作用的人。
第一，关羽。据诸葛亮出山前的“隆中对”中所订的计划，要刘备一统天下，必须先占有荆州，作为发展的根据地，再攻占西川一带，到时分兵两路夹击，一路从荆州，一路从西川，可以说是当时统一天下的好的可行性方案，而且当时的天下是北方已被曹操统一，江东被孙权占有，而刘备还没根据地，眼下可以图取的就只有荆州刘表和西川刘璋、东川张鲁的地盘了。最终诸葛亮帮助刘备把这些地方都占领了，可以说已经打下了他统一天下的基础。但非常可惜的是这种良好的基础被关羽毁灭了，由于关羽不用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大意失荆州。荆州一失，刘备的地盘失去了大约一小半，最重要的是没有了荆州，诸葛亮两路夹击的战略无法实行，能进攻中原的路只有一条，而且蜀道艰难，魏国只要用一位良将多放些兵固守就行了，后来诸葛亮多次北伐都失败，就是因为司马懿用固守战略，任你诸葛亮再多计谋，也飞不过去。所以关羽大意失荆州是蜀汉不能统一天下的最大因素。
第二，刘备。一个将帅能否成就大业，和他所辅助的最高决策者个人是有很大关系的，在三国时期的决策者中（曹操、刘备、孙权），刘备可以说是在文韬武略方面最差的。根据诸葛亮的战略，要先占有荆州，诸葛亮等人多次出计叫他占有，但他都没有采用，结果被曹操占有了，诸葛亮是很艰难地从曹操手里夺下荆州的；这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和机会，对统一天下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后来攻占西川，情况也差不多，刘备没有采用手下人的计谋，妇人之仁，结果一个和诸葛亮齐名的副军师战死了，死了不少兵，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当刘备占有西川和荆州时，已经用了很多时间，这时另外两个对手也发展起来了。经过多年的经营，这两国的人民对兴复汉朝已经没兴趣了，老百姓有了饭吃，才不管他是不是刘姓当权呢，可以说这就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政治基础。
刘备给诸葛亮统一天下计划的毁灭性破坏是，关羽死后，刘备自己东征，结果失败而回，给诸葛亮留下的烂摊子是这样的：蜀国的精兵已经不多了。外部环境是两个国家虎视眈眈，蜀国南部少数民族骚乱，南方几个郡还叛乱了；内部是人心慌乱，刘禅这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当了皇帝。这种情况别说一统天下，能保住本国都很难了。幸好诸葛亮文韬武略，外交上把东吴稳定了，北方也挡住了，国内也发展了，并且通过南征平定了南方的叛乱，少数民族也臣服了。但是这段时间魏国和东吴也发展壮大了，这就使得统一天下更难了。
另外还有些因素（比如刘禅的无能）也使得当时蜀国要统一天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纵观历史，能统一天下的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个王朝已经失去了民心，有人起义，天下大乱。这时一个人物能救民于水火，得了民心，加上良臣勇将的辅助从而统一天下；第二种情况是天下分为几国，当其中一国衰弱或当权者无能时，另有强大的一国趁机消灭它统一中国。汉高祖刘邦时，是前一种情况，当时天下被各个大大小小的王国分割，刘邦在一群英雄的帮助下统一了中国。汉光武帝统一天下时，是因为王莽无道，人心思汉，而当时的绿林、赤眉起义军只是一时代表了人们的不满，并没有得到人心，所以汉光武帝能兴复汉室。而刘备的情况却没这么好，东汉末年当权者无道，汉朝刘氏政权已失去人心。刘备个人虽然比较得人心，但对于兴复汉室已没多大作用。而且蜀汉是个小国，魏国和东吴都比较强，这就使得刘备既没有上述第一种情况的优势，也没有第二种情况的优势。最后晋国结束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实现了统一，即属于第二种情况。
所以说诸葛亮没能一统天下，并不是他没有萧何的治国之能，也不是他没有韩信的用兵之策，而是刘备、关羽他们毁灭了本来就很小的一统天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