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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的多。汪君对于这书校读的细心，费的工夫之多，这都是我深知道并且深佩服的；我想这都是读者容易看的出的，不用我细说了。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的序里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水浒》）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圣叹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时代是“选家”最风行的时代；我们读吕用晦的文集，还可想见当时的时文大选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参看《儒林外史》）。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这部新本《水浒》的好处就在把文法的结构与章法的分段来代替那八股选家的机械的批评。即如第五回瓦官寺一段：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
金圣叹批道：“写突如其来，只用二笔，两边声势都有。”
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
圣叹批道：“其语未毕。”
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
圣叹批道：“四字气忿如见。”
说在先敝寺……
圣叹批道：“说字与上‘听小僧’本是接着成句，智深自气忿忿在一边夹着‘你说你说’耳。章法奇绝，从古未有。”
现在用新标点符号写出来便成：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说：在先敝寺……”
这样点读，便成一片整段的文章，我们不用加什么恭维施耐庵的评语，读者自然懂得一切忿怒的声口和插入的气话；自然觉得这是很能摹神的叙事；并且觉得这是叙事应有的句法，并不是施耐庵有意要作“章法奇绝，从古未有”的文章。
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
圣叹生在明朝末年，正当“清议”与“威权”争胜的时代，东南士气正盛，虽受了许多摧残，终不曾到降服的地步。圣叹后来为了主持清议以至于杀身，他自然是一个赞成清议派的人。故他序《水浒》第一回道：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横求之四海，竖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则当尊之，荣之，长跽事之，——必欲骂之，打之，至于杀之，因逼去之，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
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矣。
这一段大概不能算是穿凿附会。《水浒传》的著者著书自然有点用意，正如楔子一回中说的，“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着些什么？”他开篇先写一个人人厌恶不肯收留的高俅，从高俅写到王进，再写到史进，再写到一百八人，他著书的意思自然很明白。金圣叹说他要写“乱自上生”，大概是很不错的。圣叹说，“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这一句话很可代表明末清议的精神。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说：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
这种精神是十七世纪的一种特色，黄梨洲与金圣叹都是这种清议运动的代表，故都有这种议论。
但是金圣叹《水浒》评的大毛病也正在这个“史”字上。中国人心里的“史”总脱不了《春秋》笔法“寓褒贬，别善恶”的流毒。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他以为《水浒传》对于宋江，处处用《春秋》笔法责备他。如第二十一回，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逃难出门，临行时“拜辞了父亲，只见宋太公洒泪不已，又分付道，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这本是随便写父子离别，并无深意。金圣叹却说：
无人处却写太公洒泪，有人处便写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笔写成。普天下读书人慎勿谓《水浒》无皮里阳秋也。
下文宋江弟兄“分付大小庄客，早晚殷勤伏侍太公，休教饮食有缺”。这也是无深意的叙述。圣叹偏要说：
人亦有言，“养儿防老”。写宋江分付庄客伏侍太公，亦皮里阳秋之笔也。
这种穿凿的议论实在是文学的障碍。《水浒传》写宋江，并没有责备的意思。看他在三十五回写宋江冒险回家奔丧，在四十一回写宋江再冒险回家搬取老父，何必又在这里用曲笔写宋江的不孝呢？
又如五十三回写宋江破高唐州后，“先传下将令，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这是照例的刻板文章，有何深意？圣叹偏要说：
如此言，所谓仁义之师也。今强盗而忽用仁义之师，是强盗之权术也。强盗之权术而又书之者，所以深叹当时之官军反不能然也。彼三家村学究不知作史笔法，而遽因此等语过许强盗真有仁义，不亦怪哉？
这种无中生有的主观见解，真正冤枉煞古人！圣叹常骂三家村学究不懂得“作史笔法”，却不知圣叹正为懂得作史笔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气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
这部新本的《水浒》把圣叹的总评和夹评一齐删去，使读书的人直接去看《水浒传》，不必去看金圣叹脑子里悬想出来的《水浒》的“作史笔法”；使读书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浒》的文学，不必去管十七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横云断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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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赞成金圣叹的《水浒》评，我既主张让读书的人自己直接去研究《水浒传》的文字，我现在又拿什么话来做《水浒传》的新序呢？
我最恨中国史家说的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啮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因为我不幸有点历史癖，故我无论研究什么东西，总喜欢研究他的历史。因为我又不幸有点考据癖，故我常常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现在我有了这个机会替《水浒传》做一篇新序，我的两种老毛病——历史癖与考据癖——不知不觉的又发作了。
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简单一句话，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我先说这句武断的话丢在这里，以下的两万字便是这一句话的说明和引证。
我且先说元朝以前的《水浒》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历1121）的本纪说：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海州〕，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在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留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我们看宋末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自序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我们看这段话，可见（1）南宋民间有一种“宋江故事”流行于“街谈巷语”之中；（2）宋元之际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传写”这种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见黜”；（3）那种故事一定是一种“英雄传奇”，故龚圣与“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
这种故事的发生与流传久远，决非无因。大概有几种原因：（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种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浒传》的远祖。我们看《宣和遗事》，便可看见一部缩影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记梁山泊好汉的事，共分六段：
（1）杨志、李进义（后来作卢俊义）、林冲、王雄（后来作杨雄）、 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个押送“花石纲”的制使，结义为兄弟。后来杨志在颍州阻雪，缺少旅费，将一口宝刀出卖，遇着一个恶少，口角厮争。杨志杀了那人判决配卫州军城。路上被李进义、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2）北京留守梁师宝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十万贯的金珠珍宝上京，为蔡太师上寿，路上被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药醉倒，抢去生日礼物。
（3） “生辰纲”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的字样，追究到晁盖等八人。幸得郸城县押司宋江报信与晁盖等，使他们连夜逃走。这八人连结了杨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为寇。
（4）晁盖感激宋江的恩义，使刘唐带金钗去酬谢他。宋江把金钗交给娼妓阎婆惜收了，不料被阎婆惜得知来历，那妇人本与吴伟往来，现在更不避宋江。宋江怒起，杀了他们，题反诗在壁上，出门跑了。
（5）官兵来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庙里。官兵退后，香案上一声响亮，忽有一本天书，上写着三十六人姓名。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见二十人之外，有杜丁、张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江又带了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时晁盖已死，吴加亮与李进义为首领。宋江带了天书上山，吴加亮等遂共推宋江为首领。此外还有公孙胜、张顺、武松、呼延绰、鲁智深、史进、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员（宋江为帅，不在天书内）。
（6）宋江等既满三十六人之数，“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安。后有张叔夜“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宣和遗事》一书，近人因书里的“惇”字缺笔作“悙”字，故定为宋时的刻本。这种考据法用在那“俗文讹字弥望皆是”的民间刻本上去，自然不很适用，不能算是充分的证据。但书中记宋徽宗、钦宗二帝被虏后的事，记载的非常详细，显然是种族之痛最深时的产物。书中采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笔记和小说，采的诗也没有刘后村以后的诗。故我们可以断定《宣和遗事》记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时代民间通行的小说。
周密（宋末人，元武宗时还在）的《癸辛杂识》载有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三十六人的姓名，大致与《宣和遗事》相同，只有吴加亮改作吴用，李进义改作卢俊义，阮进改为阮小二，李海改为李俊，王雄改为杨雄：这都与《水浒传》更接近了。此外周密记的，少了公孙胜、林冲、张岑、杜千四人，换上宋江、解珍、解宝、张横四人（《宣和遗事》有张横，又写作李横，但不在天书三十六人之数），也更与《水浒》接近了。
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全无事实，只在那些“绰号”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没有考据材料的价值。但他那篇自序却极有价值。序的上半——引见上文——可以证明宋元之际有李嵩、高如等人“传写”梁山泊故事，可见当时除《宣和遗事》之外一定还有许多更详细的水浒故事。序的下半很称赞宋江，说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又说：
盗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
这明明是说“奸人政客不如强盗”了！再看他那些赞的口气，都有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如九文龙史进赞：“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如小李广花荣赞：“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这都是当时宋遗民的故国之思的表现。又看周密的跋语：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后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能辨之。
这是老实希望当时的草泽英雄出来推翻异族政府的话。这便是元朝“水浒故事”所以非常发达的原因。后来长江南北各处的群雄起兵，不上二十年，遂把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强横的民族的帝国打破，遂恢复汉族的中国。这里面虽有许多原因，但我们读了龚圣与、周密的议论，可以知道水浒故事的发达与传播也许是汉族光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