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章实斋年谱》的错误
胡适给姚敬存的一封信
竞存先生：
谢谢你的指教。
《章实斋年谱》是我在二十多年前试作的。印行之后，我才见刘翰怡先生刻的《章氏遗书》，其中有《庚辛之间亡友传》。那时我就想修正这部年谱。后来一位青年学者姚名达先生把新出的材料加进我的原书，就成了你看见的章实斋年谱。那是用胡适、姚名达两人的姓名出版的（民国十一年的原版只用我一人的姓名）。
我读了你的信，就翻开我的原书，才知道你指出的错误都是姚名达先生修改此书时偶然不小心的错误。我的原谱只有乾隆三年与乾隆七年。中间乾隆四年至六年的记载都是姚君补加的。
乾隆三年之下，“大约旋即回绍兴”一句是姚君加的。又万经、全祖望两人的年岁也是姚君加的。万经生于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到乾隆三年（1738）是八十岁，到乾隆六年（1741）他死时应该是八十三岁。
钱大昕生于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1728年2月16日），这是根据王昶作的墓志。乾隆三年钱氏十一岁，是不错的。
赵翼生于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727年12月4日），故他比钱大昕只大两个半月。钱氏作《廿二史札记》序，说他比赵氏小二岁，似是误记，也许“二岁”是“二月”的误写。你推算赵翼生在雍正四年，是错了一年。姚名达先生大概把雍正五年看错作乾隆五年，故错了十三年。
关于赵翼的生年月日，孙星衍的墓志没有记载。全集附录有《瓯北年谱》，说他生于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与《瓯北诗集》卷四四及卷四八所记生日相合。故钱大昕序中说他小两岁，必是错误。此序不曾收在《潜研堂文集》里，故我们没有别本校订这一个“岁”字了。
你读书如此细心，一定还可以校出姚名达先生和我两人更多的错误。姚君现在已作了古人，我要特别谢谢你。
胡适 卅七，五，卅一
（原载于1948年6月12日上海《申报》）丁文江的传记
引 言
丁文江先生死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五日。他死后，《独立评论》给他出了一本纪念专刊（《独立》一八八期，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出版），收了十八篇纪念文字。以后还有几位朋友写了纪念文字寄给我们，从二月到七月，又收了九篇（《独立》一八九期，一九三期，一九六期，二○八期，二一一期）。这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里有不少传记资料。可惜傅斯年先生已宣布的三个题目，——《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丁文江与苏联之试验》、《我在长沙所见》——都没有写出来。于今傅先生也成了古人了！
傅先生在他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里，曾说：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适之先生将来为他作一部传记。他若不作，我就要有点自告奋勇的意思。
我自己在《丁在君这个人》一篇文字里，也曾说，“孟真和我都有将来作丁在君传记的野心。”我又说：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误会的是他在民国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长文里，叙述他在淞沪总办任内的功绩，立论最公平（适按，孟真在第二篇长文《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里，论述这段故事更详细，见《独立》一八九期）。他那个时期的文电，现在都还保存在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将来作他传记的人必定可以有详细而公道的记载给世人看。
二十年很快的过去了。当时有作在君传记的野心的两个朋友，于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孟真说的不错：“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决心要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要写这篇《丁文江的传记》。
在这二十年中，传记材料很难收拾。例如上文说的关于民国十五年的文电，至今我没有见到。收藏那箱文件的好朋友居然写了一篇《丁文江传记初稿》，在五年前寄给我。可惜他始终没有利用那箱里的任何文电。他自己说：“文江之死已逾十四年，我已老得不成样子，若再蹉跎，不免辜负死友了。”这篇传稿是他追忆的一点纪录，也成了我的材料的一部分。
此外，我的材料只限我在海外能收集的在君遗著，和那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遗著也很不完全，例如在君在《努力周报》上写的文字，在天津《庸报》上写的文字，我在海外都看不到。因为材料太不完全，所以我只能写一篇简略的传记。
一 家世和幼年生活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三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三月二十日，当西历1887年4月13日），他在《努力周报》发表文字，常用“宗淹”的笔名，那当然是表示他崇敬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他的父亲吉庵先生，是泰兴县的一个绅士。母亲单夫人，生了四个儿子，文江是第二子。大哥文涛，三弟文潮，四弟文渊。他还有不同母的弟弟三人，文澜、文浩、文治。
文涛先生有《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说：
亡弟于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识字。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五年，毕四子书五经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师奇其资性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愿闻子志”。弟即应声曰“还读我书”。师大击节，叹为宿慧。
在君的天资过人，他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故五岁入蒙馆就可以读书。这种经验，崔东壁（述）曾在他的《考信附录》里说的很清楚：
自述解语后，〔先君〕即教之识字。遇门联扁额之属，必指示之；或携至药肆，即令识药题。……字义浅显者，即略为诠释。……以故，述授书时，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亦颇略解其义，不以诵读为苦。
崔东壁的自叙最可以给文涛先生这一段记载作注解，使我们相信“五岁就傅，寓目成诵”不是奇事，只是一个天才儿童早年先认识了许多字，后来拿着书本子，就觉得“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所以能“寓目成诵”了。
文涛先生又说：
弟就傅后，于塾中课业外，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六七岁后，即阅《纲鉴易知录》；续读《四史》、《资治通鉴》诸书，旁及宋明儒语录学案。……于古人最推崇陆宣公（贽）史督师（可法）。又得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夷待访录》，王船山《读通鉴论》，爱好之，早夜讽诵不辍。……时取士犹用八股文，塾师以此为教，亡弟亦学为之。……于古文，始尝推许韩昌黎，既而……乐诵大苏纵横论辨之文。年十一，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
我详引这两段追记的话，因为在君十六岁已离家出国，他在日本时已能作政治文章，他读中国经史书，他作中国文、中国诗，都是在那十一二年中打的根柢。那根柢起于他母亲单夫人的教他识字，成于他自己在私塾时期的博览自修。
单夫人是一位很贤明的慈母。文涛先生说：
先严……诸事旁午，鲜有暇晷，涛兄弟以养以教，壹以委之先慈。先慈于涛兄弟爱护周至，而起居动止，肃然一准以法：衣服有制，饮食有节，作息有定程，一钱之费，必使无妄耗。事能亲为者，毋役僮仆。即不能，偶役僮仆，亦不得有疾言厉色。
在君一生的许多好习惯，据他大哥说，是他母亲的家教“植其基”的。
二 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
泰兴县旧属于南通州，是江北的一个小县，丁文涛先生说那是一个“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做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是最危险的事。王荆公有《伤仲永》一篇短文，指出那个神童方仲永陷在一个不良的环境里，没有做学问的机会，结果是到了二十岁时竟是“泯然众人矣”。文涛先生说他们泰兴人“远涉数百里，已非习见，遑论异国！”丁在君能从那个狭窄的地方跑出来，十五六岁就到了日本，十八岁就到了英国，大胆的走到大世界的新学术的大路上去——这个大转变，这个大解放，都是因为他在十五岁时候，忽然遇着一位恩师——湖南攸县的龙研仙先生。
文涛先生这样记载这一件奇缘：
弟年十三，出就学院试。时盖“戊戌政变”后之翌年也。会攸水龙公璋以通人宰邑政，兴黉舍，倡新学。闻弟有异材远志，语先严挈弟入署，将面试之。弟……入谒，〔龙公〕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弟文多所阐发，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而赴日本留学之议乃自此始。
我细读此段，不能不指出一两个疑问。第一，在君出去“就学院试”，那是童生考秀才的考试。文涛先生没有说在君曾否取中秀才。照那时代的惯例，幼童应考，往往得到学院“提堂”的优待，在君已能作文字，他被取作秀才，似无可疑。海外无可稽考，只好等待丁文渊先生去考定了。第二，在君应学院考试在他十三岁时（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但他初见知县龙璋先生，似乎在两年之后，在他十五岁时（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因为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和朱经农先生去游南岳衡山，凭吊龙研仙先生的纪念碑，曾有诗两首，其一首说：
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
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
文涛先生此文里用了一个“会”字，就好像龙知县面试在君的事也在在君十三岁时了。我们似当依据在君自己的诗句——只可惜在君的诗，我们没有看见原稿，只靠朱经农“记忆所及写出来的”本子。但“十五”两字，依平仄看来，似乎不错。
我们因此推想，这位龙研仙先生（他是攸县名士龙汝霖的儿子，龙润霖的侄子。龙汝霖就是光绪五年在长沙翻刻《宋元学案》的学者。在《宋元学案》的后序里，他曾提到他的“儿子璋”。）收了在君在他门下，必定还指导他去研读那个“戊戌维新”时代的“新学”。文涛先生记载的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公的书都不像是那个“风气锢塞”的泰兴私塾里的读物，可能都是他的恩师龙公指示他去阅读的。内地的私塾先生教人读《纲鉴易知录》，或乾隆《御批通鉴辑览》，那是可能的。在君幼年读《资治通鉴》，又读《四史》（《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我猜想也是龙公的指示。他读宋明诸儒语录及学案，大概也是龙公指导的，他读的《宋元学案》大概是龙家新刻的长沙本。
龙研仙先生对在君一生的最大造就，是他劝丁家父兄把在君送到日本去求学。这是泰兴县破天荒的事，所以文涛先生说：“戚友多疑阻，先严不免为所动。”龙公不但用“父母官”和“恩师”的力量来劝导，还替在君设法，托湖南的胡子靖先生带他到日本去。这样的出力，才打破了家庭的阻力，才使丁老先生“举债以成其行”。
这位湖南新教育家的恩惠，是在君终身不忘的。在他死之前一个月——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他站在衡山上烈光亭的龙研仙先生纪念碑前，他还向朱经农说起当年如何遇见龙研仙先生，面试《通西南夷论》，如何劝他研究科学，并托胡子靖先生带他出洋。他说，他若不遇见龙先生，他一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能够那样早出洋留学。（朱经农先生的纪录，见《独立评论》一八八期。）
三 他在日本一年多——计划往英国留学
在君跟胡子靖先生到日本留学，大概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那时他十六岁。他在日本住了一年半左右，从他十六岁到他十八岁，从光绪二十八年的下半年，到三十年（甲辰，1904）的三月。
他在日本的生活，只有李祖鸿（毅士）先生和汤中（爱理）先生的追忆（《独立评论》第二○八期，第二一一期），可惜都不详细。汤中先生说：
当时在君只有十八岁，和我同住在神田区的一个下宿屋，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一九○四年的前后，出了好几种杂志，……如……浙江留学生之有 《浙江潮》，江苏留学生之有《江苏》。……《江苏》杂志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惕生（永建）先生，第二次是汪衮甫（荣宝）先生，后来就轮到在君担任。
在君的文章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排满革命）。可惜在君在《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现在都散失了，我搜访了多时，一篇也没有找到。……
在君住在下宿屋，同我天天见面，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兴（原文误作“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少“他的奇怪的眼光，他那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而已。
在君在日本一年半，虽然认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虽然参加了当时东京留学界“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但没有进什么正式学校。不久，日俄战争发生了——1904年2月8日夜东乡大将袭击旅顺口——大家更无心读书了。在那个时期，和李祖鸿兄弟同住的庄文亚先生常常接到吴稚晖（敬恒）先生从苏格兰的蔼丁堡（Edinburgh）寄来的信，信上常说，“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也常说苏格兰生活的便宜，常劝人去留学。据吴先生的估计，中国留学生到那里留学，一年只要有五六百元就够用了。
李祖鸿先生说：
在君受了这种引诱，便动了到英国去留学的意思。……庄文亚君也在这时候起意要到英国，他和在君一旦遇见，彼此一谈，志同道合。……在君搬到我们那里来住了，他们时常商谈出洋事，自然也冲动了我去英国的念头。……后来是在君出主意，由他先资助我路费，且同我出去，到上船以后，再报告家中，商量以后的学费。
李先生继续说：
我们三人决定出洋以后，预备了大约一两个月的英语。在君的英语是一点根基都没有，比庄文亚和我都差。然而到我们出发的时候，一切买船票等等交涉，都是他出头了。……
我们离开东京是在光绪三十年，时间大概是春夏之交（汤中先生说是“三月某日”。）我们那时所谓经济的准备，说来也甚可笑。在君的家中答应给他一千元左右，交他带去。至于以后的接济，却毫无把握。庄文亚家的资助不过四五百元，以后却再无法想了。那时正值我家把我和我弟祖植半年的学费三百元寄到，我们就向家兄祖虞商量，先把此款归我带去。总算起来，统共不过一千七八百元。
依我们当时的计算，日本邮船价廉，……我们到英国时至少还可以有好几百元的余款。不料那时适因日俄战争，日本船不能乘，于是改乘德国船，三等舱位的船价每人三百元左右。……我们在上海又须得耽搁一阵，因为丁、庄二君的家款都约定在上海交付。……到我们〔在上海〕上船赴英国的时候，我们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多个金镑！
三个青年人身边只有十几个金镑，就大胆的上了船，开始他们万里求学的冒险旅程了！
四 海上的救星
这三个大胆的青年，一路上“仍是花钱游玩，并不着急”。有一天，在君在船上听人说，蔼丁堡距离伦敦还很远，每人火车费要多少钱。他们估计手里的钱已不够买车票去会见吴稚晖先生了。他们这时候才着急起来了。
他们船上头等舱里有位姓方的福建客人，常常找他们三个人谈话。船到了新加坡，方先生约他们一同上岸去看林文庆先生。林文庆先生请他们吃饭，谈起康有为先生现住槟榔屿，船经过时，他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