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则史料出自长洲《彭氏宗谱》，是彭定求父子两代在分家时对妻子奁田的处置方式，此个案在本书第三章第一节讨论嫁妆与分家的关系时有过论述：
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６６岁的彭定求为诸子分家，五子中，授长房、次房各２００亩，“长孙承重”，另授７０亩，庶出三子各授１２０亩。他解释分配不均的原因说“按律文载，田产嫡庶均分，因先室内李安人向有奁田五十亩在内”，长次二房并非无故多分。２０ 年后，彭定求次子彭正乾亦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家，他分给两个儿子每人三百亩，另有五十四亩土地为“儿母自置，凭渠分拨”，彭正乾不做分配。①（参见《彭氏宗谱》卷一一） 中国传统社会一向强调“诸子均分”，即以夫妻加子女的核心家庭和一对夫妇加父母子女的主干家庭为主，清代的法律规定：“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嫡子与庶子在分家时拥有同等的权利。如果家长在分家时不公平，按照分家中没有公平分析的银两数字进行惩罚，“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①（马建石、杨育尚：《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八，４１８页）。除法律外，宗族也有责任保证族内家庭分家的公平性，在分家的过程中，往往邀请族中尊长进行监督、公证，财产要以抓阄的形式选定，都是为了保证在分家过程中的公平，即“均分”，父母不能由于偏爱某个儿子而多分给他财产。做过翰林院侍讲的彭定求深谙此理，因此在分家文书中详细说明其分家“不均”的缘由。从彭定求的分家和他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庶出之子是无权参与嫡妻奁产分割的。也就是说，分家时所“均分”的，并非一个家庭所有的财产，妇女的嫁妆奁产并不与夫家财产一体参与分割，而是单列出来进行分配。其中的生活用品，自然供新婚夫妇婚后使用，那么其他的物品，如田庄土地、金银等，由妇女带到夫家后，是与夫家财产混同在一起，还是另外存放、为妇女个人占有？这个问题在清代的法律与各地的族规中都没有很明确的规定，我们可以根据史料所提供的线索进行分析。这种分配方式的前提是妇女的奁产与夫家财产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否则在分家时很容易引起纠纷。彭定求分家时，嫡妻李氏已经去世，但其奁产并未因此而界限模糊、混同在夫家财产内，仍然保持着独立性，最终分配给李氏的嫡生子。彭定求之子彭正乾分家时，没有面临嫡庶问题，但是其妻自置有五十四亩土地。清代女性自身一般没有经济来源，尽管清代社会以小规模家庭为主流，如果用丈夫的钱购买土地则不能称为“自置”了，因此彭妻只可能是用自己的奁资置买了土地。对于这份田产，彭正乾认为自己没有权利作出分配，听任妻子处置。这再一次证明，女性的奁产是独立于夫家财产之外，不参与分家的。
第二则史料为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四川巴县一纸嫁妻文约，如下：
情因先年凭媒产娶周姓之女为妻。过门七载，与身不睦不噫。周氏幼失教育，不尽坤造，数凭岳父理处，随身择户另嫁，不得从中异言阻滞。故身遵命，再三请谢宗文为媒说合，嫁与邻近石贵禄足下为妻。得受水礼布尺，凭媒亲收，至原日周姓嫁奁概交石姓。自嫁之后，明周不得藉故另生枝叶。①（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４９０ 页）
文约中，马明周由于妻子周氏“不尽坤造”，二人感情不和，在征得岳父同意的前提下，托媒将妻子嫁与石贵禄为妻。嫁妻文约中规定，马明周得到石贵禄的“水礼布尺”，而将成婚时妻子周氏的嫁妆全部转交石姓。“卖妻”情形于清代所在多有，但一般只发生在社会中下层家庭，男子出于夫妻感情不和等原因（有关因贫卖妻的论述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想与妻子离异，如果采取“休妻”的形式，或者家庭中还有未分家的兄弟，则离异之后无力再娶，只得采取“卖妻”的途径，将妻子嫁卖于他人，用卖妻所得续娶。在这一个案中，马明周显然不属于富户，但其妻周氏“过门七载”，嫁妆却没有被花费掉，仍能够从夫家拿出来，完整地移交给下一任丈夫，可见这份嫁妆在婚后没有与马家财产混合一处，而是独立存放的。马名周无权支配嫁妆，且将妻子嫁卖他姓的同时，也必须将嫁妆和盘托出。
第三则史料亦为离婚契约，如下：
立离缘字人陈九五，前年曾娶过李四之女为妻，名唤阿叶，今年二十三岁。当日凭媒面议，聘金二百大元正，交收足讫。兹因违逆翁姑，时闻交谪之声，更复不能安贫，常出怨尤之念，律以妇人四德，实有可出之条，虽欲忍以安之，奈生成若性，留亦无益。故不得已再托冰人，向外家李四重议废亲，聘金愿折其半，妆奁则听其取去，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联合家庭）只在小范围内存在，凡吾家所有之物，虽丝毫毋得干犯。此系父母之命，抑亦与吾缘绝，即日收回聘金，彼妇听媒率去，任凭别嫁，一出千休，情根永断。口恐无凭，即立离缘字一纸，付执为炤。即日，九五同媒亲收过字内聘金银壹百大元正足讫，炤。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 日
代书人 张金生
为媒人 黄水池
知见人 陈火木
立离缘字人 陈九五
这是一份道光年间的离婚书，当事人陈九五用聘金二百元娶妻李氏，婚后由于夫妇不和，陈九五在争得岳父家同意的前提下决定“出妻”。由于离异系由陈九五提出，他甘愿损失聘金的一半，只要求追回一百元，而李氏的嫁妆则全盘退回，听其别嫁。离婚书中特别说明，“凡吾家所有之物，虽丝毫毋得干犯”，即李氏在拿回自己嫁妆的同时，不得攫取陈家的物品，这说明李氏陪嫁物品与陈家物品有着明晰的界限，嫁妆并没有在婚后与夫家物品混合一处，而是单独存放的，陈九五在损失聘金的同时，却不能占有李氏的任何陪嫁物品。
按照清代法律的规定，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妇女不能从夫家带走自己的嫁妆，未出嫁的姊妹等，即在丈夫亡故之后改嫁，“其改嫁者，附加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①（马建石、杨育尚：《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八，４０９页）。这样的规定旨在防止妇女改嫁，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对于其他情况下妇女对自己嫁妆的权利，政府并不干涉。
（第一节 独立存放的“私财” ）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嫁妆的种类很多，包括衣服首饰、家具器皿、土地田庄、房屋店铺、奴婢、牛马、金银等。当然，也有妇女在离异时主动把嫁妆留在夫家，如以下的“弃妇词”中所反映的情况：
坠地为妇女，百般多苦辛；早知难白首，不如不嫁人。
翻我嫁时箧，泪下沾衣巾；此行异归宁，何颜见双亲！
…………
镜奁遗新欢，愿汝拂尘积！自知貌丑人，荆布已足适；
绮罗遗新欢，愿汝裁宽窄！挂帆从此逝，逢君更何年？
忘心古井水，终不受人怜。情天何用补，恨海不须填；
截发爇心香，皈依大士前。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栎社沿革志略》，８９页）
这位妇女由于被丈夫休弃，万念俱灰，将妆奁留给后来人（丈夫的继配），自己皈依佛门。但是，这样的做法也是出于妇女自己的选择，是她们对自己嫁妆支配的一种体现。
下则史料是道光年间于敏中之女、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之妻于氏的遗嘱，于氏在遗嘱中说：
所有我养赡各庄，但是新婚夫妇很可能与公婆生活在一起，进粮食共入约有千金，滋阳厂一年约有五百金，洸河屯约有京钱五百千，将此两处并东菜园给媳妇毕氏。吴寺、泉头、石井三处，是汝外祖与我治的私产三处，一年不过有京钱四五百千，三处着给孙媳方氏掌管，以作房内使用。②（转引自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１６０页。）
于敏中为乾隆时名臣，官至户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其女可以说出身显赫之家；而于氏的婆家曲阜孔氏，又是历代王朝倍加尊崇、优待的特殊家族，于孔联姻无疑是当时一大盛事。在这场隆重的婚礼中，于敏中斥巨资为女儿置办嫁妆，作为她嫁入孔府的经济后盾。与晚清名臣曾国藩只以二百两银子为其女备办嫁妆相比③（参见《曾国藩全集·家书》，７８７页），于氏的嫁妆可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从于氏的遗嘱中可以看出，在孔府这个传统礼法道德体现最为集中的家族中，于氏的嫁妆并没有混入孔家的资产之内，仍保持独立存放，并且在临终前由她指定给自己信任的孙媳掌管，表明孔家承认妇女对嫁妆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妇女的嫁妆在婚后并不与夫家财产混同在一起，而是独立存放、单独核算的，夫家无权支配妇女的嫁妆或将其收为家庭共有，离异时妇女有权将嫁妆带走，妇女死后嫁妆要按照其生前意愿来处置。这足以说明，妇女拥有对自己嫁妆的独立占有权，这为她们自由支配嫁妆，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在于，并利用嫁妆树立和巩固其在夫家的地位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妇女独立占有和支配自己的嫁妆，并不意味着夫家成员绝对不能使用妇女的嫁妆，只是要动用嫁妆时必须首先征得妇女本人的同意。清人龚炜在《巢林笔谈》中记述了两件有关嫁妆的事例：第一件事情是，龚炜的妻子由姑母王夫人养育成人，“夫人爱之甚”，将田产五十亩作为龚妻的奁田送给龚炜夫妇。王夫人去世后，“嗣君不类，从博徒游，不三年赀尽”。龚炜怜悯王夫人之子贫困，想将田产归还，但他无权对妻子的嫁妆做出决定，去征求妻子的意见，龚妻“欣然从之”。第二件事情是，龚炜的祖姑丈名朱仪九，其父欠有数百两银子的债务，仪九与弟昆发将这些债务分担，致使两个年轻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朱仪九的岳丈对女儿说：“了此方可做家，能弃首饰勿吝乎？”仪九妻回答：“唯命。”于是变卖嫁妆，偿还债务。昆发也与妻子李氏商量，“李氏奁资数倍于祖姑（仪九妻），靳固不与”。在用嫁妆偿还夫家债务的问题上，妯娌两人态度截然不同，一个欣然同意，一个坚决不允，结果是仪九妻用嫁妆还清债务而家业兴旺，昆发妻不舍嫁妆而家道渐衰。①（参见龚炜著：《巢林笔谈》，２３、３９页） 这里，龚炜显然站在维护夫家利益的立场上，用赞赏的语气描述了自己的妻子和仪九妻听从夫家支配嫁妆的行为，但是对于昆发妻的拒绝拿出嫁妆亦无可谴责，嫁妆是女方家庭馈赠给女儿女婿的礼物，只用家道衰落来暗示昆发妻此行为的恶果。从这两件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拥有对自己嫁妆的决定权，夫家不可在未得妇女同意的前提下支配其嫁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多数家庭承认妇女对于自己嫁妆的所有权，仍有一些妇女的嫁妆被夫家侵吞，甚至抢夺。如清人袁枚之妹袁机，嫁高氏子，丈夫“躁戾佻荡，游狭邪，倾其奁具；不足，抶之，且灼以火”①（《清史稿》卷五百九，《列女》，１４０８９页）；蒲松龄也在《云翠仙》中也描写了梁有才因赌博而偷盗妻子嫁妆，导致其妻“惟严守箱奁，如防寇”②（蒲松龄：《聊斋志异》，３４２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这些侵吞妻子嫁妆的男子多被作为反面典型来描述，非知礼者所为。是与夫家财产混同在一起，还是独立存放、为妇女个人占有？嫁妆对妇女婚后的生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正是本章所要讨论的内容。另一方面，为防止妇女的嫁妆被侵吞，许多女方家庭对陪送的嫁妆作出一系列的限制性规定，以保证嫁妆不被夫家任意侵吞、挥霍、变卖，保持嫁妆的独立性。这些限制集中体现在嫁妆中的奁田上（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妇女的嫁妆通常被称为“私财”，这种说法至迟在汉代就已出现。东汉陈留人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居共爨，李充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新妇所带来的嫁妆奁产，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③（《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２６８４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这里的“私财”，即李充妻的嫁妆。因为在兄弟共财的模式下，一切家庭财产都为大家庭所共有，兄弟不能各自保留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妇女的嫁妆奁产可以不混同在公共财产之内，因此称之为“私财”。“私财”的说法一直延续到近代。清人吴汝纶记载，他年少时，家中有急，其母“即出私财奏进之”。这里的“私财”指的也是吴母的嫁妆。④（参见《吴汝纶全集》第１册，２５８页） 所谓“私”，是与“公”相对的。“私财”就是独立于夫家财产之外，属于妇女个人的、他人无权干涉的财产。将嫁妆称为“私财”，进一步说明妇女对于嫁妆的独立占有权。
（第二节 妇女对嫁妆的支配）
既然嫁妆是妇女独立占有的个人财产，妇女即拥有对嫁妆的自由支配权。从清代史料来看，妇女对嫁妆的支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补贴生活，孝养舅姑
夫家生活窘困，妇女的嫁妆奁产自然成为解困之源，特别是当缔姻双方女家富于男家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前文提到的吴汝纶之母，其父“以名进士官蜀中”，家庭条件优越，吴母出嫁时“装赀甚盛”。婚后，吴家生活拮据，在这种情况下，吴母常常拿出自己的嫁妆来解夫家的燃眉之急。①（参见《吴汝纶全集》第１册，２５８页） 此类妇女用嫁妆补贴生活、孝养舅姑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清人钱大昕记述，其祖父“以授徒糊口”，家用不足，“则脱大母奁中物付质库偿之”②（《潜研堂文集》卷第五十，“先考小山府君行述”，四部丛刊本）；湘军将领彭玉麟之母王夫人，“尝变奁中物为姑养”③（《左宗棠全集》第１３册，２９６页，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７），婆母去世后，她又变卖自己的嫁妆，“始克治葬事”④（《彭玉麟集》中册，２４１页）；沈葆桢妻林普晴，系“云贵总督林则徐女”，沈葆桢家庭贫困，其妻“董中厨，斥奁具佐馐，能得姑欢”⑤（《清史稿》卷五百八，《列女》，１４０５７页）。
妇女用嫁妆补贴夫家生活、孝养舅姑，这种做法无疑符合“三从四德”规范的要求，许多妇女因此被载入典籍，成为流传后世的美德表率。在这种影响下，许多妇女开始寻找机会利用嫁妆为夫家做贡献。如苏州妇女席氏，“父母家所以赠嫁者，作为他们婚后生活的物质基础，则尽鬻之，储其赀以拟匮乏”⑥（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５７页），将自己的嫁妆兑换成银钱，时刻准备着在生活匮乏的时候奉献出来。虽然她的愿望没有实现，但这一行为已经成为美德，被丈夫撰写入墓志中。
二、为家庭成员婚娶
为子女弟妹完婚，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兄长的责任，而清代财婚盛行，金钱成为婚姻缔结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当父母兄长由于经济因素无力为子女弟妹操办婚事时，一些妇女利用自己的嫁妆代替家长履行了这样的责任。如清人何秉仪妻刘氏，“父母舁田百亩” 作为嫁妆。婚后，由于夫家生活贫困，夫弟无法婚娶，刘氏遂卖掉一半奁田为夫弟完婚，代替公婆丈夫完成了做家长的责任①（参见《清史稿》卷五百九，《列女》，１４０８９页）；彭玉麟之母王夫人，在丈夫贫困、翁姑俱丧的情况下，主动承担起为两叔娶妇的责任，用“私财”为“两叔完娶”。中国传统社会婚姻的意义，在于上承宗庙、下继后世，使家族烟火接续。王夫人的行为，不仅代替丈夫完成了家长的责任，其意义更有大者——— “承宗祧焉”，是为了延续彭氏家族的脉络。②（参见《彭玉麟集》，中册，２４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