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清代的嫁妆问题，我们首先要对此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比如清代嫁妆究竟由哪些物品构成，即人们习惯上陪送女儿什么；贫富家庭的嫁妆有何差异； 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习俗对嫁妆有何影响；嫁妆由何人提供、通过何种方式陪送。这一系列问题正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希望通过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 使我们对清代嫁妆有一个整体的、轮廓性的认识。
（第一节 清代嫁妆的种类与规模）
清代，陪嫁的具体物品和嫁妆的丰盛程度依据家庭贫富而有很大差异，所谓“妆奁丰俭，各称其家”。贫困之家尚难解决温饱问题，家无余财，谈不到给女儿陪送丰厚的嫁妆，可能只有简单的几件衣物首饰，如《阳原县志》记载，贫家嫁妆“仅妆匣、脸盆各一，衣服随身，白铜首饰数事而已”①（《阳原县志》卷一○，《礼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更贫者“妆奁有若无”②（《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中产之家的陪嫁情况就好得多，除陪送一定的衣物首饰外，有些家庭还要陪送“镜台箱箧被褥之类”生活用具③（参见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１９９２页），一方面给女儿在未来的家庭生活中奠定一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嫁妆的丰俭也直接关系到家庭的体面。富裕之家则将陪送妆奁看作夸耀资财的大好时机，如铁岭，“富者将妆奁分陈于方桌之上，以二人舁之绕街市而行，多至百桌外，以示夸耀”④（《铁岭县志》卷一三，《礼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陪送的物品从衣服首饰、家具器皿，到土地、宅院、奴仆、金银，应有尽有，无所不包。
一、嫁妆的种类
如果按照嫁妆的用途来分，清代嫁妆大体可分为衣物首饰、日用器具等生活用品和土地、店铺、房宅等不动产两大类。其中，生活用品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土地等不动产只出现在富家大户的妆奁中，一般人家少有陪送。
１衣物首饰与日用器具
衣物首饰是各地嫁妆中普遍存在的物品，即使最为贫困的家庭也要陪送几件随身衣物。从新妇的角度来讲，衣物首饰由娘家陪送，在裁减和品位上更适合或贴近女子的要求，使她们穿着时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嫁妆中的衣物首饰可以从最直接的层面体现出新妇之“新”——人们无法想象在婚礼这一女性生平最重大的仪式中，她们却衣着破旧的情景，并且这种“新”，不仅要体现在婚礼上，还将一直延续到她结束“新妇”状态为止。实际上，一些豪门富户所陪送的衣物首饰足够妇女婚后多年的穿戴，有些妇女直到去世前还穿着由娘家陪送的衣物。而衣物首饰的多寡亦直接体现出女方家庭的贫富。以下是几位妇女嫁妆中的衣物首饰。
《杶庐所闻录》中记载了一位贫妇的嫁妆：
贫人无他长物，止银簪耳环戒指衣裙寥寥数件而已。①（瞿兑之：《杶庐所闻录》，１１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近人徐珂家的女仆向他叙述了弟妇的嫁妆，其中衣物类包括：
布衣三十事，为棉袄、夹袴、棉单、半臂、围裙、裹腿， 今有千张皮（俗谓以碎条纫成之羊皮为千张书，出临清州）之袄一，已为绝无仅有。②（徐珂：《仲可随笔》，７８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８）
一份清代嫁妆清单中的衣物首饰包括：
金珠头花成枝，镀金花钎成枝，金珠梳妆全副，金珠耳环成对，珠翠环头耳川（钏）成对，镀金耳钏成对，银卷巾手镯全副，银箍藤手镯全副，镀金戒子成对，镀金桶箍戒子成对， 玉色宝月绸夹袄成件，元色洋绉纱百散裙成条，法红禄布褂成件，毛宝大袖褂成件，月白大袖褂成件，青布大袖褂成件，竹布褂成件，白竹布褂成件，蓝布大袖褂成对，蓝布小袖褂成对，法红禄夹袄成件，青布夹背心成件，青布单裙成条，青夏布裙成条，青布单裤成条，竹布单裤成条，月白单裤成条，蓝布单裤成条，禄布夹裤成条，大红布棉袄成件，禄布夹绑腿全副，宝月绸膝裤成对，禄绫膝裤成对，大红羽毛膝裤成对，禄布膝裤成对，鸭蛋青膝裤成对。①（田涛等：《田藏契约文书粹编：１４０８—１９６９》，１５８页，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
以上史料中，第一位妇女系“再醮之妇”，婚礼非常简略———“再醮之妇焉有许多人迎者”②（瞿兑之：《杶庐所闻录》，１１页），没有人们想象中婚礼的那种热闹气氛。其嫁妆也相应简单，充做嫁妆的几件首饰衣裙很可能是她的全部财产；第二副嫁妆的主人是女仆的弟妇，也应当出自社会中下层家庭，这一点也可从衣物的质地上体现出来。清代富家嫁妆中的衣物多用绫罗绸缎，贫家“衣裳只用布素”。但是，这位女子家境稍好，并且为初婚，嫁妆中的衣物较第一位妇女丰富，虽为“布衣”， 却有“三十事”，还包含一件“绝无仅有”的“千张皮”，加上衣物之外的其他用品，也算是一份体面的嫁妆了。第三位女子，不用说来自中上层家庭，嫁妆中的首饰皆为金银珠翠，手镯、耳环、戒子、头花样样齐全，衣物则分不同颜色、不同质地、不同款式，这充足的衣服首饰足够婚后多年穿戴。
衣物首饰之外，女家一般还要陪送被褥毡帐、家具摆设等日用品，以供婚后生活之需。上文徐珂家女仆弟妇的嫁妆中，除衣物外又有“箱橱（可代桌）一、小箱（小如匣）一、马桶一、水桶一、铜脚炉（冬以供足取暖）一、烛台一、酒壶一、茶壶一”③（徐珂：《仲可随笔》，７８页）。这些物品都是婚后生活所需的日用品，像马桶、茶壶这样细小的物件都由女家准备妥当。徐珂在书中还记录了他本人所看到的送嫁妆情景，其中的嫁妆也以日用器具为主：
方就静安寺散步，闻有鼓乐吹声自远至，迎妇之彩舆也。前导者，灯二、炬二、乐人四；后从者，舁夫四。所舁之物， 为红色木质之大小衣箱各一，为被五、枕二、毡一。询之村人，则黄氏女嫔于周，两家皆农也。黄氏遣嫁之物，亦靡百六十金，乃始得措办云。
不炊许，又有彩舆至。则前导者如黄氏舆，后仅一箱、三被、二枕，以二人舁之而已。此当为租界近村遣嫁之至俭者。吾辈心目中，辄谓奁物必多，必先期发送。而不知贫女所得乃仅此。戴良嫁女之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不得专美于前矣。予故著之于此。①（徐珂：《仲可随笔》，４２页）
徐珂所见前后两家的嫁妆构成大体相同，都包括衣箱、枕、被等生活器具，其区别在于数量的多少。前家的嫁妆有二箱、五被、二枕、一毡，后家只有一箱、三被、二枕，自然较前家低一等。
正如徐珂所见妆奁所反映的，各地嫁妆中的生活用品，按照数量的多寡可以分为不同的等次。江苏仪征：“除床外，木器皆女家备办，谓之一房一屋，帐幔铺盖必双，谓之两铺两盖，而豪家夸富者更有四铺四盖、八铺八盖、铜锡瓷器若干抬，大红箱若干对，房屋陈设必华，首饰衣服具奁簿中，悉数不尽。”②（《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８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９２１页）
浙江萧山：“结婚前数日，女家将所嫁之床桌器具箱笼被褥等等，送至男家，名曰发行嫁。其物亦大有等差。有所谓八只八口、六只六口、四只四口、二只二口、一只一口、一顶一箱者。八只八口，八大箱八中箱八小箱八柜，其他桌榻等等称是。余皆以是类推。至于一顶一箱者，仅一箱一柜，他物称是而已。自二只二口以上，则有床榻，自二只二口以下，则无有也（亦有例外者，然大略如是）。其尤贫者，仅一里衣，一床被已耳。大约四只四口、二只二口最为普通，至于八只八口及一里衣皆绝无仅有也。”③（《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９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四，１０１６页）
苏州妆奁分数等：“最简者曰‘四只头’，仅有衣箱四口；现在除清寒人家外，绝无仅有。其进一步者为‘赤脚两裙箱’，所谓‘赤脚两裙箱’者，系无榻床，无圆火炉，仅有裙箱两口而已（‘裙箱’木制，门向上开，极呆笨）。其稍进一步者为‘两裙箱’，则有圆火炉，有榻床，有显被矣（显被于发妆时置榻床上，大都绸绫，至少半条）。其又进一步者，则‘裙箱’之外，更有玻璃衣橱，但此种木材，均属椐木。其更进一步者，则为‘红木两裙箱’，是则全用红木所制者矣。显被之增加，从八条至十六条，有银桌面等位陪衬妆奁；其再进一步者，则为‘红木四裙箱’，显被多至二十条，银桌面增至二桌，衣橱亦随增之为四。穷奢极欲，无有止境。至乡间之最简陋者，则仅一桌四杌而已。”①（《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３６册，《苏州风俗·婚丧礼俗》，２７页）
杭州妆奁也分为若干等次：一等“有全铺房一封书之名”，即婚后生活所需的一切衣物首饰、家具器皿不论巨细全部由女家备办齐整。只是这样大规模的嫁妆一般家庭很难承受，“惟不恒有”。以下各等依次为：十二箱四橱，八箱两橱，六箱一橱，四箱一桌。然每等中又有不同：“箱有安东台湾描金撞箱之别，橱有书橱衣橱之别，桌有春台榀春台梳角台之别。再衣架、脸盆架、琴凳、春凳、杌凳、小脚凳、马箱、子孙桶、大中浴盆、样盆、小脚盆、坐桶、提桶、汤桶、井水桶、和合提盆、段盒、果桶、五升斗辫线架、棚子架、大箱、焙笼”，以上器具统称为“内房家伙”。另有“外房家伙”，包括“元炉盆、立台、书桌、琴桌、月桌、四仙桌、马鞍桌、圈椅、一字椅、茶几、杌凳、各式锡器不下数百件，铜器如面盆、手炉、脚炉、铜古熨斗之类”。在抬送嫁妆时，各类器具的摆设十分讲究，“其锡器摆于各桌之上，每桌有烛台风灯之类一对。如梳角桌，则摆梳妆盒、镜台、粉罐、皂盒之类，月桌、四仙桌则有果盒、暖碗、茶酒、杯箸之类，各以所宜，配合端整”。每个家庭可根据自身的贫富选择所陪送嫁妆的等次，“最普通者为八箱两橱及六箱一橱，又有四箱一桌加一橱者，名小六箱。所有桌上之铜锡磁器等物，视家之富裕与否为断”①（范祖述：《杭俗遗风》，６２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
除等次的差别外，嫁妆的构成还体现出各地方习俗的差别。清代一些地方陪嫁侧重于衣物首饰，比如上文第三位女性的嫁妆全部由衣物首饰构成，而浙江双林镇的陪嫁习俗为“无厨榻及诸木器”，曰“软包”②（《双林镇志》卷一五，《风俗》，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而另一些地方则侧重于家具木器，比如贵州绥阳“嫁奁半属日用什物，然以木器为多”③（《绥阳县志》民国十七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３３３页），甘肃清涧、延长一带“女备妆奁，多饰衣箱及木柜”④（《清涧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道光八年刻本；《延长县志》民国补抄本，卷五，《风俗志》），河南永城“女家奁送概用木柜、皮箱、桌椅等件”⑤（《永城县志》卷一三，《俗产志·风俗》，光绪二十九年刻本）。浙江定海一带最为有趣，其县城乡一带，“赠女奁具以细软、衣饰及零星用具为多，不备床厨几案等类”，而西北各岛则相反，“中家以上皆赠床厨几案等木器，而衣饰等不点缀而已”⑥（《定海县志·方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有时，嫁妆中有无木器成为女家家庭贫富或者嫁妆等次的标志，如《阳原县志》记载，当地“女之奁品，于喜轿临门前，陈列厅堂，任客观览。富者计有三楹木器成堂，四季衣服八身，金玉首饰三头；中级之家无木器，衣仅四身，首饰亦为银质；贫者则一切皆免，仅妆匣、脸盆各一，衣服随身，白铜首饰数事而已”⑦（《阳原县志》卷一○，《礼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可见，当地只有富裕之家才陪送得起成堂的木器，中下等家庭只送些衣物首饰即可。江南地区也有这样的讲究，“房中的各类家具都以床为中心，床前放橱，床侧摆桌，还有梳妆台、衣箱、衣架、凳、椅之类，这些家具都是成亲时随嫁妆带来的，往往是女主人娘家地位、财富和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⑧（濮安国：《明清架子床的渊源和文化性》，载《东南文化》，２００2（１０））
嫁妆中陪送日用器具的含义比较明确，就是帮助新婚夫妇置办生活用品，以供新家庭之需。当然，光靠女方家庭的奁赠是不够的，男家也要负责筹办一部分的生活用具。如清代黑龙江地区，富户的嫁妆中除了“鞋四十只，衣三十袭，包金首饰两事”等衣物首饰外，男家还要事先准备好“被褥各二，及箱柜、梳匣”等日用品，提前送往女家，“俟女家送奁至男家时，携以俱至。女家所增者，尚有洗衣盆、手巾、胰子等物”①（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１９９３页）。此即由男女两家共同为新婚夫妇预备婚后所需的生活用品，然后以嫁妆的形式由女家发往男家。生活用具做嫁妆，一方面体现出母家对出嫁女的关怀，希望女儿婚后能有好的生活，可以衣食无忧；另一方面，传统婚姻的缔结，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前提，男女当事人在婚前一般不曾谋面，结婚对于女子而言，意味着只身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从娘家带来的生活用品，不仅可以体现出新妇的经济地位，还可以帮助新妇消除对新家庭的陌生感，有时甚至起到身份认证的作用。有这样一个案例：
康熙年间，崇仁有贾、谢两家同日娶妇，“新妇一姓王，名翠芳，婿为贾；一姓吴，婿为谢”。“两家香车遇于陌上，时大雪，几不辨途径，车各饰彩绘，覆以油幕，积雪封之一二寸，行二三里，同憩于野亭，舆夫仆辈以体寒，拾薪蓺火以取温。久之，雪愈甚，恐日暮途远，各拥香车分道去。是夜，翠芳将寝，环视室中奁具非己物，疑不能忍，乃问婿曰：‘吾紫檀镜台安在？可令婢将来，为我卸装也。’婿笑曰：‘卿家未有此物，今从何处觅之？’翠芳曰： ‘贾郎何必相诳？’婿又笑曰：‘吾真郎，非假郎也。’翠芳曰：‘谓郎姓贾耳。’婿曰：‘某姓谢。’翠芳闻言，大骇，乃大呼贼徒卖我。婿亦惊，不知所措。”而另一方面，“吴女谛视妆奁，略闻姓氏，亦颇知有误，而心艳其富，姑冒昧以从之”②（同上书，２０４５页）
此案例即体现出嫁妆对于新妇的重要作用：王翠芳与吴氏都是通过辨别自己的嫁妆而得知误娶的事实，因为在陌生的婆家，只有从娘家带来的嫁妆是她们所熟悉的。吴氏通过观察嫁妆的丰厚及周围的环境，得知贾氏为富户，因此将错就错；王翠芳也发现奁具不是自己的而产生怀疑，并通过索要嫁妆中的紫檀镜台来证实自己的疑虑。两女家“吴贫而王富”，这一点可从各自的嫁妆中得到反映。王家陪送的紫檀镜台虽然名贵，亦属于生活用品的范畴，王翠芳在要求使用自己的嫁妆时合情合理、理直气壮，并借此揭穿误娶的事实。
２土地、店铺等“不动产”
土地、店铺、宅院等不动产，是嫁妆构成中的第二个主要类型。与生活用品不同，土地、店铺等资产在嫁妆中并不常见，只有少数富家巨室才能陪送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