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尼寺基本情况统计
建立寺院与成立僧团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佛教寺院的建立，追溯到东汉永平十四年(71)，“京师向西域天竺国，取得佛本，言是修多罗教。复请胡师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等翻译佛本，一从汉言。又立白马、兴圣二寺”［唐］释智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一，《大正藏》第52册，第398页中。是年，明帝允许“五品已上杨城侯刘善峻等九十三人出家。时帝侍卫九品已上，镇远将军姜荀儿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民及妇女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出家”。随后“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内三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汉之佛法从此兴焉”同上，第401页下。文中所述出家一事并无其他资料佐证，但就尼寺与僧寺初置的比例3∶7而言，对本书有一定参考价值。
尼寺与僧寺比例的另一记录，保存在唐朝要求沙减僧尼的辩论中。大臣傅奕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减少佛寺数量，认为“请减寺塔，则民安国治者。由妖胡虚说造寺之福，庸人信之，角营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强成一旅，总计诸寺，兵多六军。侵食生民，国家大患，请三万户州且留一寺”。释道宣从佛教角度对此事的回应是：“于时二众不满七万，半为尼女，岂等大国之六军乎。”《广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第52册，第134页下。由此看出，释道宣认为唐朝尼与僧的比例是一半对一半，因而笔者认为，尼寺与僧寺的比例也在5∶5左右。以上从3∶7到5∶5的发展，如果排除作文者的个人观点，尼寺增长比例大于僧寺。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比丘尼的发展速度快于比丘。进而言之，比丘尼在汉至唐的佛教历史上，地位重要。
当然，寺有大小之分，从寺院的数量和比例来确定比丘尼与比丘的比例未免过于武断，需进一步分析。本章从寺院与比丘尼的基本数据入手，分析还原东晋宋齐梁陈时期比丘尼规模与发展速度。
一、东晋新建尼寺统计
1.洛阳竹林寺
案《比丘尼传》，建武元年(317)前，“(净)捡即剃落从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于宫城西门共立竹林寺”《比丘尼传校注》，第1页。竹林寺位于洛阳。
2.洛阳建贤寺笔者据《比丘尼传》录安令首“从(佛图澄)及净捡尼受戒”，其父后“为清河太守”，推论寺立于洛阳。与安令首所立精舍
案《比丘尼传》：“(安令首)从(佛图)澄及净捡尼受戒，立建贤寺。澄以石勒所遗剪花纳七条衣及象鼻澡罐与之……因其出家者二百余人。又造五六精舍。”《比丘尼传校注》，第7页。依据各大部派戒律惯例，比丘尼僧腊满十岁后收徒。案净捡建武年(317)后从法始受戒律，那么327年后安令首才能从净捡受戒。另外，佛图澄于东晋永和四年(348)卒，建贤寺立寺应于安令首从净捡受业后，至佛图澄去世前，即327-348年间。按此时间顺序，佛图澄方能将“石勒所遗剪花纳七条衣及象鼻澡罐”在建贤寺立后与安令首。此外，后赵建平四年(333)从洛阳迁都至邺，那么佛图澄在洛阳活动的主要时间为(310-333)之间。根据上述条件判断，建贤寺最可能立于327-333年。
安令首另立的“五六精舍”，建造时间在建贤寺立后的东晋时期。
3.司州西寺
案《比丘尼传》：“及苻坚伪立(357-383)，闻风敬重，为(尼智贤)制织绣袈裟，三岁方成。价直百万。后住司州西寺，弘显正法，开长信行。晋太和中(368-369)年七十余，诵《正法华经》，犹日夜一遍。”同上，第11页。苻坚即位三年后，即360年，西寺的建造时间，最可能在360-369年间。
4.弘农寺
案《比丘尼传》：“(尼妙相)十五适太子舍人北地北地在陕西省境内。皇甫达，达居丧失礼，相恶之。告求离绝，因请出家，父并从之。精勤蔬食，游心慧藏，明达法相，住弘农弘农地处长安与洛阳之间的黄河南岸。北岳，荫林面野。”《比丘尼传校注》，第13页。因“晋永和中(350)弘农太守请七日斋”时，妙相与白衣有问答，所以弘农寺建于公元350前，以属地命名。
5.建康建福寺
建福寺为东晋第一所尼寺。《比丘尼传》录：“晋建元元年(343)春，(明感)与慧湛等十人，济江诣司空公何充。充一见，甚敬重。于时京师未有尼寺，充以别宅，为之立寺。问感曰：‘何名之？’答曰：‘大晋四部，今日始备。檀越所建，皆造福业，可名曰建福寺。公从之矣。”同上，第15页。
这一条记录中，何充立建福寺没有疑问，但何时立寺史料记载不一。《大正藏》原文录立寺时间为“晋永和四年(348)春”［梁］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一，《大正藏》第50册，第935页下。《佛祖统纪》云：“(康帝)建元元年(343)，中书令何充舍宅为建福寺。”《佛祖统纪》卷三十六，《大正藏》第49册，第340页上。《释氏六贴》录为“太初四年(389)”。
据《晋书》记载，何充永和二年(346)卒。那么，建福寺立寺必不能晚于永和二年。另《建康实录》录：“晋康帝时，置两寺，褚皇后立建兴寺，在今县东南二里，运渎西岸；中书令何充立建福寺，今废也。”晋康帝在位只有两年，即建元元年(343)与建元二年(344)，建兴寺(延兴寺)立于建元二年，如按建福寺早于延兴寺，应在建元二年或建元二年前。又《比丘尼传》之“建福寺慧湛尼传”云：“(湛)建元二年渡江，司空何充大加崇敬，请居建福寺住。”《比丘尼传校注》，第21页。“建福寺康明感尼传”云：“晋建元元年春，与慧湛等十人济江，诣司空公何充。”同上，第15页。综上，建福寺应立于建元元年(343)至建元二年(344)间。
关于建福寺的废止年代，《南朝寺考》录：“(建福寺)康帝时建，隋初废。”《南朝寺考》，《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630页。也就是说，建福寺自建元二年立后，至隋初废寺，经历东晋、宋、齐、梁、陈五代。
6.建康何后寺(永安寺)
何后寺，又名永安寺。《比丘尼传》录：晋穆皇帝“谓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丘尼尠有昙备之俦也。’到永和十年(354)，后为立寺于定阴里，名永安(今之何后寺是)”《比丘尼传校注》，第15页。《南朝佛寺志》录：“晋穆帝何后性耽释氏，造尼寺，所在西州桥侧南临大道(当今苍桥左近)，后人呼为何后寺。”《南朝佛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二册，第46页。
如以永和十年立寺为准，则永安寺立于何法倪称后之前。何氏于升平元年(356)，依礼成为穆帝皇后，时年17岁，那么永和十年只有15岁。再看晋穆帝升平五年(361)死时19岁，那么永安寺立寺时，他只有12岁。其立寺合理性存在诸多疑问。仅就穆章何皇后即位后居永安宫《晋书》第132页：升平五年，“九月戊申，(晋哀帝)立皇后王氏。穆帝皇后何氏称永安宫”。来说，寺以“永安”为名也较合理。最可能的情况为此寺先名“永安寺”，后或因触犯禁忌，或为纪念东晋何氏一族，更名“何后寺”。
慧远之姑，比丘尼道仪，“晋太元末(392-396)，乃至京师住何后寺”《比丘尼传校注》第40页。《高僧传校注》第229页录：“(东晋慧远之弟释慧持)有姑为尼，名道仪，住在江夏，仪闻京师盛于佛法，欲下观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东安寺。晋将军王珣，深相器重。”。刘宋时期，“有女尼居之戒行不严齐，蔡光(兴)宗尝纳(何后)寺尼智妃为妾也”《南朝佛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二册，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46页。释令玉“少出家住何后寺禅房，为净曜尼弟子”。僧端从“广陵游上国，住于永安寺，为寺纲纪”。综上，笔者认为，何后寺在东晋至刘宋较为出名。
7.建康延兴寺
案《比丘尼传》，建元二年(344)，“皇后褚氏为(僧基)立寺于都亭里运巷内，名曰‘延兴’。基居寺住，徒众百余人”《比丘尼传校注》，第23页。《建康实录》称为“建兴寺”：“晋康帝时，置两寺，褚皇后立建兴寺，在今县东南二里，运渎西岸。”《南朝寺考》：“延兴寺，晋康帝褚皇后所建，在运渎西岸”，“隋时废”《南朝寺考》，《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630页。延兴寺为东晋南朝时期的重要尼寺。
8.洛阳东寺
案《比丘尼传》，竺道馨“住洛阳东寺，雅能清谈尤善小品”，“晋太和中(366-370)有女人杨令辩，笃信黄老专行服气”，两种宗教在争取信众方面发生冲突，竺道馨不久卒于病。洛阳东寺立于368年前。9.历阳乌江寺
案《比丘尼传》：“道容，本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住乌江寺。”《比丘尼传校注》，第28页。《六道集》：“时尼道容，住历阳乌江寺。”［清］弘赞辑《六道集》卷四，《续正藏》第88册，第164页下。《佛祖统纪》：“咸安元年(371)，有乌来巢太极殿，帝召曲安远筮之曰：‘西南有女人师，能除此怪。’时尼道容住历阳乌江寺，召至都。”《佛祖统纪》卷三十六，《大正藏》第49册，第340页中。综上所述，乌江寺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因为道容于“晋明帝时甚见敬事”，也就是说，晋明帝时期(323-325)，道容尼已闻名于建康。但东晋尼寺之兴，起于建福寺，要么乌江寺立在建元二年(344)后，要么乌江寺为东晋第一所尼寺，要么“晋明帝”为误写。
10.建康新林寺(波提寺)
新林寺立于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乃简文帝为道容尼所立。案《比丘尼传》，简文帝“为(道容)立寺资给所须，因林为名，名曰‘新林’。即以师礼事之，遂奉正法”《比丘尼传校注》，第28页。《六道集》：“(晋简文)敕建新林寺以(尼道容)居之。”［清］弘赞辑《六道集》卷四，《续正藏》第88册，第164页下。《佛祖统纪》：“(晋)简文帝诏，为尼道容建新林寺。”《佛祖统纪》卷五十三，《大正藏》第49册，第463页下。《法苑珠林》：“晋《南京寺记》云：‘波提寺在秣陵县新林青陵，昔晋咸安二年简文皇帝起造，本名新林寺。时历阳郡乌江寺尼道容，苦行通灵，预知祸福。世传为圣。’”《法苑珠林》卷三十一，《大正藏》第53册，第526页中。新林寺后更名为波提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咸安二年立寺这一时间较准确。
11.建康简静寺
案《比丘尼传》，简静寺乃司马道子太元十年(385)为比丘尼支妙音所立。《法华传记》：“尼智通少出家，住京师简静寺，信道不笃，元嘉九年，师死罢道，嫁为魏郡梁犀甫妾生男。”［唐］僧详述《法华传记》卷九，《大正藏》第51册，第92页中。天监十五年(516)后，释僧旻“于简静寺讲《十地经》”《续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第463页上。 综之，简静寺自东晋立后，至萧梁仍存。笔者认为，简静寺毁于梁末侯景之乱。
12.建康谢镇西寺(又名塔寺、庄严寺、兴严寺)
案《南朝佛寺志》引《建康实录》：“晋穆帝时置尼寺三所：彭城寺、谢镇西寺、外有何皇后寺。在县东一里南临大道。”《南朝佛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二册，第46页。《南朝寺考》：“庄严寺，晋穆帝永和四年(349)，镇西将军谢尚舍所造也，亦号塔寺。其地南植竹格，港临秦淮。逮宋大明中，路太后置庄严寺，赚其同名，改此寺为谢镇西寺，或称谢寺。历代高僧有昙无谶、慧次、僧宝、僧智、僧宗皆止于此。陈宣帝太建元年寺焚。”《南朝寺考》，《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630-631页。《南朝寺考》引《建康实录》塔寺记：“今严寺即谢尚宅也”，“在今县城东南一里二百步。尚尝梦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气至动人必死，行当其锋，家无一全。汝宜修福建塔寺，可以攘之。若未暇立，可杖头刻作塔形，见有气来，则凝之。’尚悟惧，遂刻小塔于杖头，恒置左右。后果有异黑气，遥见西南，从天而下，始如车轮，渐弥大，直冲尚家。尚以杖头指之，气便回散，合门获全。气所经处，数里无复孑遗。遂于永和四年，舍宅造寺，名庄严寺。宋大明中，路太后于宣阳门外太社西药圃造庄严寺，改此为谢镇西寺。至陈太建元年，为延火所烧。五年，豫州刺史程文秀更加修复，孝宣帝敕改名兴严寺，至今也”《南朝寺考》，《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631-632页。
如上述记录属实，笔者认为，谢镇西寺原为尼寺，刘宋时改作僧寺。
13.建康太后寺
案《比丘尼传》，禅林寺“僧念为法护尼弟子，从师住太后寺”。《南朝寺考》：“太后寺，不知其所以起，疑晋褚何二后创之，距治城寺不远，故桓玄废寺为苑，即移寺僧居于太后寺焉。”同上，第644页。虽太后寺在长安也有一所，但文中的太后寺应指建康太后寺。《南朝寺考》引《建康实录》：“桓玄筑别苑于治城冶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刘孝标注引《扬州记》云：“吴时鼓铸之所，吴平，犹不废。”，先是太元十五年(390)，孝武为沙门立寺，至是尽移僧众于太后寺，而以寺为苑。”《南朝寺考》，《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645页。按此，太后寺位于建康，为东晋时所建。
关于太后寺的建造者，笔者与《南朝寺考》所录观点不同，东晋朝孝武帝时期，称得上太后的有四位：第一，明穆庾皇后，即庾文君。成帝即位，称皇太后。但薨于咸和初年(327-328)，不可能立寺。第二，简文宣郑太后，即郑阿春。咸和元年已薨，太元十九(394)年，孝武帝追其为简文太后，并立庙于太庙西路。第三，康献崇德太后，即褚蒜子。第四，孝武文李太后，隆安四年(400)，崩于含章殿。以上四位太后中，太后寺较可能是褚太后或李太后所立。褚太后已于建元二年(344)立延兴寺。兼考地理位置，“建兴寺在今县东南二里，运渎西岸”；而太后寺靠近治城寺，治城寺“在城西北，本吴治铸之地”《南朝寺考》，《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643页。延兴寺与太后寺分属两地，应是两寺。也就是说，要么太后寺是褚后于延兴寺外另立的一寺，要么是李太后所立之寺。笔者认为，此寺为李太后太元十五年前所立更为合理。
14.广陵中寺
案《比丘尼传》：“光静，本姓胡，名道婢，吴兴东迁人也。幼出家随师住广陵中寺”，“(受)具足(戒)之后，积十五年，虽心识鲜明而体力羸惫”，元嘉十九年(442)卒《比丘尼传校注》，第81页。笔者认为，中寺应建于刘宋前，因为光静的尼师在光静成为比丘尼前已住中寺，根据戒律，沙弥尼受十戒后，至少要随师两年学戒后才能受具足戒。光静元嘉十八年患病，此时她受具足戒已至少十五年，加上两年作沙弥尼的经历，她是元嘉初或更早一点加入广陵中寺比丘尼僧团。以中寺命名的寺庙，常见于两晋，如道安于邺中寺见佛图澄，弗若多罗于弘始六年(404)于长安中寺译《十诵律》。综之，江陵中寺或建于东晋末，或建于刘宋初，笔者倾向于建于东晋末。
15.吴郡朱明尼寺
案《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吴郡志》卷三十一：朱明尼寺“东晋时建”，“邑人朱明舍宅为寺”转引自黄敏枝《宋代妇女的另一侧面——关于宋代的比丘尼》，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卷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24页。
16.建康铁索罗寺
案《南朝佛寺志》：“铁索罗寺，本晋时尼寺，在城南门外。宋元嘉十一年(434)，有西域尼铁索罗居此，因以其名称寺焉。”《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一下“祠祀志寺院二”录“瑞相院，亦名铁索罗寺，在城南门外。”《乾道志》：“(铁索罗寺)本晋时尼寺。宋元嘉七年，西域梵尼七人至建业，十一年，尼铁索罗等三人又至，因号铁索罗寺。”《六朝事迹编类》卷下“铁索寺”：“因铁索罗国尼至，遂就此建寺，以铁索罗为名。”《比丘尼传校注》，第90页。综上所录，笔者认为，刘宋正值比丘尼发展时期，新建尼寺确有可能，但元嘉七年已有外国尼约七人至建康，住景福寺。晋时尼寺为外国尼住，后改名一说，较新建尼寺说法，更符合当时社会语境，所以将此寺归于东晋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