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尼担任寺主明确的记录，始于东晋简静寺支妙音笔者按：虽然《比丘尼传》“安令首传”中有言“因其出家者百余人”，但未有任何关于僧团职务的记录。“昙备尼传”录有昙备有“众三百人”，弟子昙罗“敕续师任”之说，笔者认为，昙备时已有僧官设置，但未确见于文字记录，“敕续师任”也可理解为讲经布道的责任。“僧基尼传”录僧基“有徒众百人”，也未言其为“寺主”。，司马道子于太元十年(385)为支妙音立简静寺，“以(支妙)音为寺主，徒众百余人”。再有，江陵牛牧精舍“寺主法弘后于光处起立禅室”。 永安寺僧端尼出家前于广陵某尼寺避，“寺主置于别室给其所需”。普贤寺尼宝贤于“泰始元年敕为普贤寺主”《比丘尼传校注》，第183页。普贤寺净晖尼于“永明八年竟陵王请于第讲《维摩经》，后为寺主二十余年”。建福寺智胜尼“裁箴尼众，实允物望，令旨仍使为寺主。阖众爱敬，如奉严尊”。青园寺法全尼于宝婴尼卒后，“众既新分人望未缉，以(法)全为寺主”同上，第141页。“宋邵陵王大相钦敬，请(令玉)为南晋陵寺主，固让不当，王不能屈。以启元徽，元徽再敕，事不获免，在任积年。”同上，第201页。就以上记录来看，寺主有时需“敕”命，大多时为出资供养寺院的主要人物指定。
(2)维那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第25页录：“《比丘尼传》卷二《广陵僧果尼传》中有‘维那……惊告寺官，寺官共视’之语，维那与寺官对举，显然维那是不包括在寺官之内的。”笔者与之看法不同，“对举”不足为证：第一，即便维那包括在寺官中，也可称其余管理人员为寺官。第二，此句中“惊告寺官”也可由一无职位比丘尼转达。
案《十诵律》，佛陀时代已有“维那”一职：在舍卫国祇陀林僧坊中，其时“无比丘知时限唱时，无人打揵稚，无人扫洒涂治讲堂食处，无人次第相续敷床榻，无人教净果菜，无人看苦酒中虫，饮食时无人行水。众散乱语时，无人弹指，是事白佛。佛言：应立维那立法者”［姚秦］弗若多罗、鸠摩罗什译《十诵律》卷三四，《大正藏》第23册，第250页中。“维那”产生于僧团无序状态，其职责为：“知时限，知唱时，知打揵稚，知扫洒涂治讲堂食处，知次第相续敷床榻，知教净果菜，知看苦酒中虫，知饮食时行水。众散乱语时弹指。”《十诵律》卷三四，《大正藏》第23册，第250页下。作为“维那”，最主要的是“知”时，不令僧团内有“众散乱语”，并善于分配僧团内部的工作，保持僧团秩序。
东晋南朝时期比丘尼作“维那”的记录，录于《比丘尼传》有三例，均在刘宋时期：
其一，蜀郡《善妙尼传》录：善妙尼所在蜀郡某寺已有维那：“四月八日夜半，以布自缠而烧其身，火已亲顶，命其妹令呼维那打磬：‘我今舍寿，可遍告诸尼，速来共别。’”
其二，广陵《僧果尼传》录：“(僧果)时宴坐经日，维那故触，谓言已死，惊告寺官，寺官共视。”
其三，景福寺《法辩尼传》录：“(法辩)如法修行通极精解。每预众席恒如睡寐。尝在斋堂众散不起。维那惊触如木石焉，驰以相告，皆来就视，须臾出定，言语寻常，众咸钦服倍加崇重。”
以上三例，表明“维那”一职，为寺院各规章条例的执行监督者。唐朝大觉解释：“旧言‘维’者，维持纲纪也；‘那’者，梵音之略。梵汉合说，故言‘维那’也，又云‘悦众’。”《四分律行事抄批》卷十三，《续正藏》第42册，第1026页中。他认为，“维那”与“悦众”为同一职务，担任“纲纪”职能。《比丘尼传》无“悦众”一职出现，且“纲纪”作为管理职务单独出现，与“寺主”等同。
(3)纲纪
“纲纪”的解释，案《佛说无量寿经》：佛告弥勒“天道施张，自然纠举，纲纪罗网，上下相应”［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二，《大正藏》第12册，第277页中。《经律异相》：“吾法尽时，亦如灯灭，自此之后，难可纲纪，如是久后，弥勒当下世间作佛，天下太平毒气消除。”［梁］释宝唱《经律异相》卷六，《大正藏》第52册，第32页上。纲纪指天道施张的规律；用于管理，则指基本的管理条例；进而可引申为管理职务名称。
“纲纪”一词最早用于比丘尼管理职务，见“景福寺慧果尼传”：“果为纲纪，遗之物悉以入僧。”此句中，“纲纪”如作名词使用，应指代职务。因景福寺为傅弘仁舍宅为慧果所立，且慧果为寺“纲纪”，全篇另无明确慧果在寺中身份的称谓，说明“纲纪”之职相当于寺主。
此外再有：广陵南安寺慧琼“纲纪寺舍，兼行讲说”。 永安寺僧端“纲纪众务，均爱等接，大小悦服，久而弥敬”《比丘尼传校注》，第79页。齐兴寺“(德)乐纲纪，大小悦服，远近钦风，皆愿依止，徒众二百余人”同上，第160页。以上三例，与慧果之例相同，除“纲纪”外，别无指出比丘尼担任寺院职务之称谓。笔者认为，虽然“纲纪”作为动词使用表示管理的权限，但“纲纪”也适合指管理职务，职能在于对寺院比丘尼进行管理，规范其行为，与“讲说”行为区别。
“纲纪”一职的出现仅见于《比丘尼传》，用于比丘者极少，如 “句高丽人”释义渊闻“前齐定国寺沙门法上，戒山慧海，肃物范人，历跨齐世为都统，所部僧尼不减二百万，而上纲纪将四十年”(高丽)训觉《海东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第1016页中。《佛祖历代通鉴》并有此记录。此“纲纪”应指代比丘法上的“都统”职责，并非独立的寺官称谓。2. 行政僧官设置
(1)比丘尼僧正
早期比丘尼史上出现的唯一一位比丘尼僧正，即是普贤寺宝贤，于泰始“二年又敕为都邑僧正”《比丘尼传校注》，第183页。
中国第一位“僧正”为释慧基：“基既德被三吴，声驰海内，乃敕为僧主，掌任十城，盖东土僧正之始也。”《高僧传》卷八，《大正藏》第50册，第379页中。赞宁亦云：“南朝慧基姓偶，钱塘人，依求那三藏于蔡州受戒。后化行越土，寻敕为僧主，掌任十城，东土僧主之始也。”《大宋僧史略》卷二，《大正藏》第54册，第243页上。江东“僧正”正式纳入政府管理体系应在刘宋孝武帝时期，比丘尼僧正则出现为刘宋明帝时期。
刘宋朝设有僧尼管理机构“僧局”，“僧正”服从僧局的管理，其职能主要在于：
第一，监督僧尼受戒。如：“元徽二年，法律颖师于晋兴寺开《十诵律》，颖其日有十余尼，因下讲欲重受戒。贤乃遣僧局，赍命到讲座，鸣木宣令诸尼，不得辄复重受戒。若年岁审未满者，其师先应集众忏悔竟，然后到僧局。僧局许可，请人监检方得受耳，若有违拒，即加摈斥。因兹已后矫竞暂息。”《比丘尼传校注》，第109页。
第二，处理僧尼违法事件。如在梁天监九年，郢州发生的一起造伪经事件中，“敕僧正慧超，令唤京师能讲大法师，宿德如僧祐、昙准等二十人，共至建康。前辩妙光事，超即奉旨。与昙准、僧祐、法宠、慧令、慧集、智藏、僧旻、法云等二十人，于县辩问，妙光伏罪，事事如牒。众僧详议依律摈治，天恩免死，恐于偏地复为惑乱，长系东治，即收拾此经，得二十余本及屏风，于县烧除，然犹有零散，恐乱后生，故复略记”《出三藏记集》，《大正藏》第55册，第40页中-下。
第三，组织所属地僧众参与活动。如中大通五年二月，“自皇太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昼则同心听受，夜则更述制义”《萧子显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广弘明集》卷十九，《大正藏》第52册，第237页上。
(2)都维那
普贤寺法净尼，“泰始元年敕住普贤寺，宫内接遇礼兼师友，二年敕为京邑都维那”《比丘尼传校注》，第113页。普贤与宝贤在同一年出任僧正与都维那。
作为对僧尼的尊称，东晋隆安年前，已称呼竺道壹为“九州都维那”《高僧传》卷五录：“郡守琅玡王荟，于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风德高远，请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遗于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内外，又律行清严，故四远僧尼咸依附谘禀，时人号曰‘九州岛都维那’。后暂往吴之虎丘山，以晋隆安中遇疾而卒。”，但当时政府僧官体系还未建立建全，“九州岛都维那”只是僧尼间自发的称谓。“都维那”正式用于称谓僧官，据记录为瓦官寺释慧璩，孝武帝时被“敕为京邑都维那。大明末终于寺，年七十二”《高僧传》卷十三，《大正藏》第50册，第416页上。笔者认为，“都维那”从“维那”一词而来，就如寺院内部“寺主”与“维那”的职能分配，“僧正”与“都维那”是在政府层面对整个地区僧尼行使管理职能。
比丘尼“都维那”是否能管理比丘的事务，并无更多资料佐证，东晋南朝僧史上也仅在刘宋明帝时期出现比丘尼“僧正”与“都维那”的记录，或是当时尼僧地位较高的体现。
(3)僧统
北朝僧官体系中设“僧统”一职，相当于南朝的“僧正”。案《佛祖统纪》引录隋《百官制》：“昭玄寺掌佛教，署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置功曹主簿官，以管诸郡沙门。”《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大正藏》第49册，第355页上。
北魏时期比丘尼出任僧统的记录如下：
第一，北魏胡灵太后执政时期，其姑为尼，建“胡统寺”。笔者认为，胡尼为当时的“僧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