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背景
据《宋高僧传》卷十七《玄嶷传》载,唐武周时僧人玄嶷本为义学高道,因武后崇佛抑道,遂舍道入佛。他的这种特殊经历,说明以他对道教的了解加之生活时代距隋不远,故他在《甄正论》中称:“至如《本际》五卷,乃是隋道士刘进喜造,道士李仲卿续成十卷”之说应为信史。
现存与刘进喜有关的历史资料,时间背景都发生于唐朝初年,可知,刘进喜在思想史的舞台上活跃于隋唐之际,而隋朝仅存38年(公元581—618年),说明他的生活年代及《本际经》的时代背景至少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末期。
南北朝时期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承魏晋、下启隋唐。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伟大的中华民族,经历了魏晋南北朝370年的磨炼,变得比过去更加成熟了,哲学抽象思维的水平更加提高了。中国哲学发展史比过去更加璀璨夺目。”这“是我国思想史空前解放的伟大时代……文化专制主义为殊途同归、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所代替”《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绪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佛教和道教都在这一时期取得很大发展,道教方面北方以寇谦之为代表,南方以陆修静、陶弘景为代表,分别对道教进行了改革。南北朝士族文化与神仙观念的结合,使道教逐渐摆脱了早期民间宗教蒙昧的原始形态并得到官方的承认、扶持。
此时,佛道论衡也异常激烈,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伴随着互相吸收、渗透和补充,改变对方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二教论争在南朝表现为口诛笔伐,而北朝则习惯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干预,往往酿成灭佛、禁道的悲剧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的灭佛,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的禁道。
北朝末年,周武帝曾废佛道二教,以此作为富国强兵之策。同时,下诏设立通道观,“会通三教,一以贯之”武帝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七日,下诏禁断佛、道二教,经像皆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周书·武帝纪》)。六月二十九日下诏设立通道观,选取佛道二教名人为学士,共一百二十人,令讲《老》、《庄》、《易》,会通三教。诏曰:“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包空有,理极幽玄。但歧路既分,派源逾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周书·武帝纪》)“会通三教,一以贯之”的政策,源于天和五年(570)周武帝在《二教钟铭》中曾说,“弘宣二教,同归一揆”,“二教并兴,双銮同振”(《大正藏》第52册,第329、330页。),其实还是想对道教有所保留,只不过这种道教必须是三教会通之道教。这次废佛举措一开始并没有简单粗暴地付诸行政手段直接取缔,而是采取了渐进的策略,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讨论。从天和二年(567)卫元嵩上疏倡议“省寺减僧”以后,至建德三年(574)之间,武帝先后下诏组织过七次三教辩论大会,在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史上首开三教“庭辩”先例。实际上周武帝灭佛动机一开始就很明确,如汤用彤先生云:“励精图治,最重儒术,殊不以戎狄自居而提倡胡教。复深知沙门病国,欲革其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灭佛期间,佛教思想界涌现出一批敢于蔑视皇权,勇于捍卫自己的信仰和思想,共赴“法难”的名士与名僧。如:甄銮不惟“上意”,没有屈从皇帝的意旨进行“命题作文”,“帝躬受之,不惬本图,即于殿庭焚荡”,武帝也没有因此迁怒于他。而当“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帝览论以问朝宰”,此时竟然没有一个投机分子见风使舵跳出来敷衍趋势,群臣噤声“无有抗者”,皇帝也只好无奈地“于是遂寝”。
武帝亲自与佛教界的辩难,也是一种“奇观”。建德三年(574)五月十六日诏僧、道大集京师,于太极殿命辩二教优劣,僧智炫辩败道士张宾,帝乃自升高座斥佛法“不净”,智炫当面指斥道法更为“不净”。“帝动色而下,因入内。群臣、僧众皆惊曰:‘语触天帝,何以自保?’炫曰:‘主辱臣死,就戮如归,有何可惧!乍可早亡,神游净土。岂与无道之君,同生于世乎?’众皆壮其言。”虽然第二天即下诏二教俱废,但是武帝对智炫“仍相器重,许以婚姻,期以共政”,而智炫不为所动,历尽艰辛“与同学三人走赴齐都”《大正藏》第50册,第631页。此时,道安亦潜逃山林。武帝下令搜访,道安被执诣王庭,武帝亲自相迎并赐予牙笏彩帛和官职,均为道安所拒。公元577年春,周武帝灭齐后与齐地沙门慧远的辩论更是令人惊心动魄,对于令沙门还俗的问题慧远援儒诘难,“孔经亦云‘立身行道以显父母即是孝行’,何必还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资色养,弃亲向疏未成至孝。”远逼问曰:“若如是言,陛下左右皆有二亲,何不放之,乃使长役五年不见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归侍奉。”远曰:“佛亦听僧冬夏随缘修道,春秋归家侍养。故目连乞食饷母。如来担棺临葬。此理大通。未可独废。”最后,慧远大声直斥:“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视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远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现种苦业,当共陛下同趣阿鼻,何处有乐可得!”武帝盛怒之下没有杀他,但云:“僧等且还,有司录取论僧姓字。”《大正藏》第52册,第153页。
有佛教信仰的士族知识分子和精英僧侣,不畏皇权勇于捍卫自己的信仰和思想,这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也体现了他们对于社会、文化的担当意识。武帝的宽容、克制也是政治开明的体现。文化的自信与政治的开明往往又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北周武帝作为鲜卑贵族政治集团的总代表,也是借灭佛之举意欲和“胡”划清界限后赵石虎尝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大正藏》第50册,第383页。)南朝刘宋末年,道士顾欢借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著《夷夏论》扬道抑佛,认为道教是中夏之教,佛教是西戎之法,中夏与西戎性情、风俗乃至礼法各不相同,“舍华效夷,义将安取”?引发佛道之间一系列激烈的“夷夏之争”。武帝自云:“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大正藏》第52册,第154页。,灭佛目的之一是为了发扬儒家正统文化,他也正是以这种文化的合法继承人自居的。这些都说明,此时中国北方(北朝)在经历了数百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孕育”的民族大融合,迎来了它的“成年礼”——文明的回归、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自信,这也是中华民族即将再一次“崛起”的“序曲”。
这一时期的佛道论衡对道教具有开阔视野、深化认识的作用,道教思想界为了回应佛教方面的诘难,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确立新的真理标准。
甄銮《笑道论》的特色在于揭露道书的荒谬,首先:申明对二教的总认识,将道家与道教分开,肯定《老子》而排斥道教。其次:在三十六个标题项下引述道经分别进行驳斥、评论,“三卷,合三十六条。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条者,笑其经有三十六部”《笑道论》见《广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52册,第143页-152页。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第一,道书有违历史常识、道教创世之说自相抵牾。第二,论老子化胡说之谬,关于佛与老子的编造混乱不堪、前后错杂无序。第三,道术荒诞不经,更有男女合气之法秽不可闻。第四,道教不仅伪篡道经、剽窃诸子之书冒充道书,而且剽窃佛经又不识其义。第五,道经前后错谬,道教威仪戒律无统。第六,道教诸天之说荒诞无稽,道教神仙谱系混乱。第七,论道教服丹成仙方术的荒谬,道教修持之说缺乏理据。
周武帝当众禁毁《笑道论》后不久,京师大中兴寺沙门道安又作《二教论》,“详三教之极,文成一卷,篇分十二”,立论“教唯有二,宁得有三”?“二教”即儒、释,道教只是儒教的分支。《二教论》吸收了南朝佛教学者的佛道论衡思想成果,理论色彩较强《二教论》见《广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第52册,第136页-143页。除去和《笑道论》重叠的思想部分,《二教论》主要突出的内容有:(1)反对“三教”的提法,比较儒、释、道的深浅同异,说明道教本属儒教,而佛教实际上又优于儒教。(2)批驳当时流行的反佛观点。《笑道论》、《二教论》基本上涵盖了南北朝时期佛道论争的重要内容佛道论衡对于佛教“中国化”,同样起了促进作用。如《笑道论》驳斥老子化胡说之谬,对此汤用彤先生曾说:“汉世佛法初来,道教亦方萌芽,分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故佛道均借老子化胡之说,会通两方教理,遂至帝王列二氏而并祭,臣下亦合黄老、浮屠为一,固毫不可怪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43页,中华书局。)任继愈先生也说:“佛教初传入中国,为了便于立足……他们忍让着,任凭《化胡经》广为流布,并不进行反驳。佛教显然是利用道教为自己开路,……等到佛教势力强大到足以自张一军时,则发动教徒,利用一切手段攻击《化胡经》。”(《中国道教史·序》第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二教论》云:“老子《道经》,朴素可崇;庄生《内篇》,宗师可领。”借抬高老庄经典肯定道家思想贬斥道教,是中国佛教界的学术传统。南北朝佛教学者亦曾参与注解《老子》,《隋书·经籍志》著录晋沙门释惠琳、释惠严分别各注《老子道德经》二卷;梁释慧观《老子义疏》一卷;梁武帝《老子讲疏》六卷,《旧唐书·经籍志》新著录鸠摩罗什注《老子》二卷(《新唐书·艺文志》亦著录);释义盈注《老子》二卷。唐末,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中,除提到鸠摩罗什、梁武帝注《老》外,尚有佛图澄《注》上下二卷、僧肇《注》四卷。佛教学者注疏《老》、《庄》经典,对于佛教“中国化”,必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道教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及思想背景下日臻成熟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北朝末年大型道书《无上秘要》的编撰和“楼观道”新道派的发展兴盛。而前者实因周武“灭佛”直接促成。
汇聚在通道观里的学者们在“扶成教义”的基础上,为了“会归”各家异说,建成“一以贯之”的道教,就必须首先解决以《笑道论》、《二教论》为代表的,佛教思想界所提出的这些理论诘难,这就是编纂《无上秘要》的起因。《无上秘要》的编撰在道教思想史上第一次以官方的形式,使带有地域、文化差别的道教各派思想融会贯通为一个有机整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手段。为了编纂《无上秘要》,周武帝特地诏命楼观道士王延住持通道观,整理校订三洞经图。王延作《珠囊》七卷,著录经、传、疏、论八千三十卷,皆缄藏于观内《云笈七签》卷八五,《尸解·王延》,王延“校三洞经图”始于建德三年(574),武帝主持编撰《无上秘要》事在建德末年(577),王延所校道书当为《无上秘要》的重要资料来源,故王延很可能也参与了编撰工作。王延所作《珠囊》今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