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巴蜀在内的西南古代民族，种类繁多，族群庞杂。所谓“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是早期西南古代民族的普遍现象，留下的少量“图语”或象形文字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由于材料的奇缺，对他们社会性质的探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从对“洞”的探讨可以看出，徐先生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的探讨给予了特别的关怀，堪称典范之作。《论商於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一文的副标题就是《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文中论道，西南地区的“洞“（溪洞或山洞），是“原始形态的村社共同体”，各地的名称有所不同，“它就是以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在土旷人稀土地公有的条件下，合耦而耕，共同分配生产的耕作制的社会”。又说：“这和十九世纪存在于印度的村社共同体十分相似，它们都是属于同一类型的社会。这样的村社共同体，就是构成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对20世纪50年代学界讨论热烈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个回应。论文以海南黎洞为例指出，“洞是古代村社共同体发展的最后阶段”，宋徽宗时期，经略广西，开通道路，抚定黎洞，黎洞开始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而在其未归附宋王朝以前，合耦共耕的村社制度还保留得相当完整。再如，《续论》首论“宗、里、邑、都的社会性质”，从中原而到西南民族，从视角宽广的对比研究中，清晰地揭示出中国古代民族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续论》在论“黔、越、溪、洞、阴、阳、林、箐诸名的意义”一节中，也从自然环境出发进而论证了包括西南民族在内的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问题。关于中国古代不同阶段社会性质的研究是中国史学界20世纪的热门论题，徐先生有多篇研究古代社会性质的名作。先生对包括巴蜀以及西南古代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也和先生对巴蜀古代民族的其他问题一样，往往放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加以审视的，所以读来如鸿鹄展翅，令人思绪飞扬，总是给人以新的启示。
后记：1985年秋季，我在职考取了徐中舒先生的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因先生病中，实际指导者为吴天墀教授。惶恐的是，1990年初通过论文答辩时，不意竟成徐先生名下的“关门弟子”。学生虽以未得先生亲灸为憾，然而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精神，时时感召着我这个“未及入门”的弟子。值此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召开之际，谨奉小文，寄上深切怀念。
2009年4月
（原刊《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收入《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
——“僚人入蜀”再研究一引言
“僚人入蜀”是指公元四世纪成汉政权时期，大量僚人（原作“獠”）涌入蜀地的事件，治西南古代史和民族史者莫不予以极大关注。对于僚人从何而出，大体有两类记载。一说是由南方北上入蜀，如宋初《太平寰宇记》（下称《寰宇记》）卷七五引《益州记》云“李寿从牂柯引僚入蜀境”，《太平御览》卷一六八“巴州”条引唐《四夷县道记》说：“李特孙寿时，有群僚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间。”《水经注》卷八“漾水”亦谓“僚自牂牁北入”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八，文学古籍刊行社据《永乐大典》本影印出版，1955年，第374页。，古牂牁，在今贵州地区。另一类记载则“含糊”其辞，如李延寿《北史·僚传》仅言：“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七载晋永和二年（346）冬蜀地纷乱时说：“蜀土先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西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又卷一四六梁武帝天监五年（506）载：“初，汉归义侯势之末，群僚始出，北自汉中，南至邛、笮，布满山谷。”均未言僚人由南方北上。
今学者多数赞同僚人北徙入蜀这一说法，也有对僚人北上“入蜀”之说持否定态度，认为蜀僚从山地而出，不是成汉时“引僚入蜀”的后果参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下篇第15章，第326-3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意见的分歧反映了对史料的不同理解，也表明研究有待深入。
我认为，僚人入蜀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若以《北史》卷九五《僚传》所谓“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之僚皆为从南北上者则非。巴蜀地区原住居民中，本有被称作“僚”的民族。如郭璞曾说：“巴西阆中有俞水，僚人居其上。”《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南朝宋斐《集解》引。《水经注》卷八“漾水”下有云：“汉水（案：此指嘉陵江）又东南得东水口，水出巴岭，南历僚中。……汉水又东濩溪水合，水出僚中。”又其卷一一“汉水”注说：“汉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俗谓之僚子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八“漾水”、卷一一“汉水”， 文学古籍刊行社据《永乐大典》本影印出版，1955年，第374页、508页。可见从嘉陵江流域以至巴山地区，本有大量称作“僚”实即汉代的“人”存在。晋唐间史载巴蜀之“僚乱”，不但有原住僚民“从山而出”，也有大量南中僚民北徙入蜀。《北史·僚传》有所谓“北僚”者：“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僚。后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所绾僚二十万户，彼谓‘北僚’，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此之“北僚”就是指原住巴蜀地区的僚民，与汉民族的融合已日益加深。其与《北史·僚传》所说的“最难以道义招怀”之僚人在社会文化发展程度上是不同的。
两晋以降，作为民族称谓的“僚”使用很广，是当时对包括巴蜀在内的西南和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泛称。但是，入蜀僚人无论从民俗特征和地名遗存上来讲都与原住居民有很大区别。他们主要分布在四川中部和南部地区，具有使用铜鼓、葬行悬棺、崇祀竹王、凿齿穿耳等民俗和使用壮侗语或接近壮侗语的种种语言特征。民俗问题此前学界已有所述及，语言问题则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蒙文通先生指出：僚人入蜀“为汉、唐间西南民族之一大事。……于西南历史关系至大”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页。专论此事者，较早有王文才：《僚族杂考》，金陵大学、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1950年；后有刘琳：《僚人入蜀考》，《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事实正是这样，这一事件不但对西南古代民族的演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民族融合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如何估价这场民族迁徙活动和它所产生的影响，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二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
晋唐时代所谓“僚人”，不是单一民族称谓，除巴蜀地区外，西南、华南很多民族都有此称。但是，入蜀僚人长期保留着某些最具民族特征的民俗，这是巴蜀地区原住“僚人”所不具有的。
竹王祠
《后汉书》和《华阳国志》均载有夜郎古国“竹王”的故事，传说竹王死后，其部众为之建祠祀奉。后世在今四川以及黔、云、鄂、桂诸省均建有竹王祠，但夜郎古国的疆域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竹王传说本夜郎国王系所在，“竹王祠”的广泛存在充满传奇色彩，它与夜郎民族的迁徙相关，在四川者则是“僚人入蜀”的产物。清蒋攸铦在《黔轺纪行集》中，有“铜鼓声中赛竹王”的句子，铜鼓与竹王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僚人入蜀”中得到了具体的反映。
四川地区古代有多处“竹王祠”。《太平御览》卷一六六“荣州”条引《蜀记》：“汉武使唐蒙伐牂柯，斩竹王，因有此地。人不忘其本，立竹王庙祀之。”《寰宇记》卷八五载：荣州（今荣县）旭川县有竹王庙，汉武帝伐牂柯斩竹王，“故土人不忘其本，立竹王庙。岁必祀之，不尔，为人患”古代荣州（今荣县）不属牂柯范围，竹王庙自非“伐牂柯斩竹王”的直接结果。然其言“不忘其本”，则得其实，此不赘论。再是为邛州（今邛崃），《寰宇记》卷七五载大邑县有“竹王庙”，宋《元丰九域志》卷七载邛州“有竹王三郎庙”。又《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之四六载：丹棱县（今丹棱）有“竹王三郎庙，嘉定九年四月赐额”。另，嘉州（今四川乐山）也曾有竹王的传说，旧时被责为“不经”即无稽之谈《古今图书集成》卷六二七引《旧志》。，则完全忽视了“僚人入蜀”这一民族迁徙活动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凿齿穿耳
凿齿（打牙）和穿耳（儋耳、聸耳），是广泛存在于我国南方（包括东南和西南）古代某些民族的特殊习俗，秦汉时就有许多零散的记载。晋张华《博物志·异俗》载自荆州极西南至蜀郡间的僚子“既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此就西南地区而泛言之。《新唐书·南蛮传下》记有乌武僚者：“地多瘴毒，中毒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宋朱辅《溪蛮丛笑》记湘西“仡佬妻女，年十五六，敲去右边上一齿”。 元周致中《异域志》所记僚人，“有打牙者，为打牙葛僚”。贵州普安县有被称为“打牙仡佬”的仡佬族人新中国成立前仍保留有此种习俗。《说文》：“聸，垂耳也；南方有聸耳之国。”西汉在今海南省地设儋耳郡，正乃因俗而名。杨孚《异物志》指儋耳为“南方夷”，《博物志·异人》记有“远夷儋耳”。“儋耳”为南方民族的习俗没有疑问。
在泸叙地区，秦汉时期“本有僰人”，而“汉民多，渐斥徙之”［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僰道县》。南朝梁在僰道（今宜宾）地设立戎州，北宋末改名为叙州，习惯与泸州并称该地区为“戎泸”或“泸叙”。，汉民的开发和移居使当地“僰人”急剧减少。然而自晋以降，却有大量僚民出现在这一地区，正是僚人入蜀的产物。《寰宇记》卷七九记戎州（今宜宾）风俗说：“其蛮僚之类不识文字，不知礼教。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椎髻跣足，凿齿穿耳。”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云：“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原泸州所属羁縻州溱州（今重庆綦江一带），治在“领僚户”而置的荣懿县，熙宁年间宋军镇压当地僚民，“所获首级，多凿齿者”［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二七〇， 熙宁八年十一月。在明代征服泸南“都掌蛮”的战争中，所俘获的都掌人中就有不少“凿齿穿耳”者，且以此来区别“真蛮”与“假蛮”。明军在一条“军令”中特别提到：“官兵获到功次，务要真正穿耳凿齿者方准算功。其有穿凿不全者，不得一概拟赏。”又在一则公文中说：“其功级虽以穿耳凿齿为准，但闻蛮近狡猾，自不穿凿，反穿凿掳去汉人，使之当先。”［明］曾省吾：《西蜀平蛮全录》卷五《檄文七》，卷八《批审一》。 现今考古资料证明，“僰人悬棺”的主人有此打牙习俗。1972年夏，四川省博物馆对十具悬棺僰人人骨的分析表明，死者生前有“打牙”习俗，男女均有，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打”掉上颌两个侧切牙，有学者以为或许与婚姻习俗有关秦学圣：《“僰人悬棺”人骨初窥》，《民族论丛·悬棺葬研究专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1年。再如《寰宇记》卷七七载雅州（今雅安）风俗说：“邛雅之夷僚，……长则拔去上齿，加狗牙，各以为华饰。”卷八八记昌州（今大足）风俗说：“无夏风，有僚风。……女则椎髻穿耳。”巴蜀原住居民没有“凿齿穿耳”习俗，入蜀僚人却长期保留着这一民俗特征。
铜鼓
铜鼓是中国西南和岭南民族及其部落甚或更小单位的人们共同体的礼仪重器，是权威的象征，也是其精神所系，每每用于诸如“戎与祀”这样的大事，如陆游所说：“南蛮至今用之于战争、祭享。”［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隋代岭南“诸僚”铸铜为大鼓，“俗好相较，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地处今贵州的唐代东谢蛮，“赏有功者以牛马、铜鼓。……会聚，击铜鼓，吹角”《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宋代富顺监（今四川富顺）“始姑镇夷人家有铜鼓，子孙传秘，号为右族”；南平军（今重庆南川）夷人表示助宋军攻击乌蛮部乞弟时，“击铜鼓，会部族首领，指天地为誓，不得助乞弟，唯助大朝” ［宋］李焘：《长编》卷九四， 天禧三年十月丁亥；卷三一五，元丰四年八月丙辰。宋朝在镇压“泸夷”的战争中，多有铜鼓的记载。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晏州斗望败后，“纳牛羊、铜鼓、器械”。熙宁七年（1073）淯井监“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被荡平时，也“纳铜鼓、枪牌乞降”。元丰元年（1078），罗胡苟姓归附宋朝军队，同样“累次各以铜鼓”等物乞降［宋］李焘：《长编》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壬午；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甲子；卷二九四，元丰元年十一月甲申。另如《寰宇记》记有雅州“击铜鼓”，泸州“击铜鼓”，渝州“坎铜鼓”，达州巴渠县“击鼓”等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七、卷八八、卷一三六、卷一三七。明朝军队镇压都掌人，一次就剿获铜鼓93面，“上者每一面值牛千头或八百头，次亦不下五百头”，都掌酋领阿大说：“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颠，群蛮毕集。今已矣！” ［明］曾省吾：《西蜀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内阁张老先生书六》；《明史》卷二一二《刘显传》。
早期铜鼓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最集中在云南中部，而云南最可能是铜鼓的发源地。铜鼓产生后，很快向北、东、南三个方向传播《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再论早期铜鼓》，《中国铜鼓学会第二次学术会议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传播的原因主要是民族迁徙，其次是民族间的交换、赠送或买卖等。在民族或部落迁徙时，它不会被轻易弃置不顾。如果来不及带走，也会被埋藏于地下，希望有朝一日重返故地时再取出来使用。这在不少古文献记载、考古学资料与民族调查材料中都得到有力的证实，如明代“都掌蛮”虽有大量铜鼓被剿获，仍承认“深箐中尚有埋藏未出者”［明］曾省吾：《西蜀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内阁张先生书六》。
古代四川是一个使用铜鼓的地方。一是如上面谈到的四川古代有许多使用铜鼓的记载，二是四川有许多关于“铜鼓”的地名。现将有关铜鼓的部分地名情况表列如下：地名所属州县资料来源及卷数铜鼓山静南县（今属大足）元和郡县志33永川县、郎池县（今属营山）太平寰宇记88、139泸州、普州（今安岳）舆地纪胜153、158叙州府（今宜宾）、江津县、荣昌县古今图书集成603、608、611铜鼓镇磐石县（今资中）、巴川县（今属铜梁）元丰九域志7铜鼓滩南溪县舆地纪胜163铜鼓渊庆符县（今属高县）舆地纪胜163铜鼓铺垫江县古今图书集成614铜鼓寺纳溪县（今属泸州）古今图书集成635铜鼓崖马湖府（今属马边）古今图书集成619铜鼓箐江津县古今图书集成608以上地名资料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时代均为唐宋以及宋以后者，汉晋之世，四川盆地不见关于铜鼓的记载；二是主要分布于四川中部和南部，与铜鼓的使用范围一致。有关铜鼓的地名显然系“外来”。再从四川“发现”的铜鼓来看：其制作时代与分布地区都与铜鼓地名的资料相当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