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的扬雄，如果能够像当时一般的读书人那样，训释儒家经典，写作“章句”文章，由此取得“明经”的资格再通过“射策”考试步入仕途，以他“神童”的天赋，应当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假如扬雄真正选择这样的入仕之路，那么他很有可能在三十岁之前就会成为朝廷的经学博士以至公卿大夫。可是他偏偏要“牛起整”——什么书都读（“博览无所不见”），而且喜欢刨根究底（“默而好深湛之思”），就是不愿意做合乎当时考试要求的“章句”文章，也不去寻章摘句，死抠经典上一个一个的文字（“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这样的 “误入歧途”，便使他失去了从“正道”步入仕途的机会。
中年时代的扬雄，如果能够利用在皇帝身边做事的机会，大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用心巴结讨好皇帝，其官运亨通甚至飞黄腾达是不难想象的。要知道，汉成帝是喜欢辞赋的风流天子，扬雄正是因为辞赋被汉成帝赏识才得以入仕为官的。扬雄的几个同事，如王莽、董贤、刘歆，当初曾经跟扬雄一样，都是官卑职小的“黄门侍郎”，后来哪一个不是飞黄腾达、权倾朝野？然而扬雄竟然“犯傻”——陪皇帝游猎后所作的“四赋”，居然对皇帝横挑鼻子竖挑眼，劝谏皇帝少近女色、莫太奢侈、体恤百姓、奋发有为。扬雄的“不识时务”，使他在几代皇帝身边当差近三十年，竟然官没有升过一级，钱没有捞到一文，只落得个“三世不徙官”、“家素贫”的可悲下场。
晚年的扬雄，其实是很有机会飞黄腾达的。在王莽为了取得篡汉“合法性”的时候，不少人因为制造“符命”替王莽篡汉大造舆论而一步登天——成为王莽新朝的核心成员。如果扬雄能够凭借自己精通《易》学的学术威望，更借助于自己皇帝近臣的特殊身份，也来参与制造“符命”的活动，其政治影响一定会比其他人所造“符命”的影响要大得多，当然，王莽给予扬雄的回报，也肯定会比给予其他人的要丰厚得多。然而，扬雄竟然再次“犯傻”——尽管他对王莽篡汉并不反对，甚至认为王莽应当取代刘汉政权；但是，因为他不相信鬼神，也不相信“君权神授”的鬼话，并且在他看来，造“符命”以获取高官厚禄是非常卑鄙的行为，决不是君子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决不参与制造“符命”的活动。这样一来，他终于失去了最后一次可以升官发财的机会。
总之，扬雄一辈子都在走着与别人完全不同的道路。对扬雄的“特立独行”，《汉书》说他是“恬于势利”、“实好古而乐道”。我们说，扬雄用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来实践了儒学“仁义”的原则，而且用自己一生的奋斗为儒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虽然是造成扬雄“穷愁潦倒”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但也是使扬雄一生获得巨大成就而名垂青史的根本原因。
王安石说：“儒道陵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意思是说：在儒道衰微以至接近穷途末路的时候，扬雄为挽救儒道、补充儒道、弘扬儒道所作出的贡献是彪炳千秋的。对此，韩愈、司马光等一大批唐、宋儒学大师都有相同的认识。
我们采用现代人的观点和道德标准来考察扬雄的一生，得出的结论是：扬雄是伟大的。扬雄的伟大在于：他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高尚人格，他取得了他的同时代人所未曾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对儒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样的角度上，我们也可以说：千秋止有一扬雄。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视察子云学校一、高尚人格
这里所说的“人格”，是指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因此衡量人格的标准也多种多样。不过对于一个历史名人来说，衡量其人格是否高尚的标准，通常有两个主要的指标：一个是舍生取义，一个是淡泊名利。换句话说，就是能否经受得住生死抉择和名利得失的考验。
宋、明以来的理学家贬损扬雄，也主要是从“人格”，即所谓“名节”这个方面来做的道德评判。因此，要正确评价扬雄，要恢复扬雄在中国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就必须从考察扬雄的人格入手。
道德评判标准，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性：一是阶级性，一是历史性。被封建皇帝褒奖的“忠臣义士”，有可能是镇压民众革命斗争的“刽子手”，被民众拥戴的“起义英雄”，往往是封建正史上所载的“叛贼流寇”。这就是道德评判标准的阶级性。鲁定公十四年（前496），五十六岁的孔夫子以鲁国司法部部长（大司寇）的身份代行鲁国总理职务（摄相事）。还不到一年时间，因为与鲁国国君和权臣季桓子意见不合，孔夫子就辞去鲁国的职务，跑到卫国去另谋出路。如果按照现代人的道德评判标准，孔夫子不就是“叛国出逃”吗？再比如，被今天许多年轻人视为时尚的“未婚同居”和所谓“试婚”，退转去二三十年，不被人指责为“道德败坏”才怪！这就是道德评判标准的历史性。此外，凡是作道德评判，往往还涉及一个看问题的角度问题。例如，《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爱护自己的身体是履行孝道的基本表现。而同是儒家经典的《论语》则有“杀身以成仁”一说。能说这是“圣贤”们说话“自相矛盾”吗？显然不是，这是因为议论的对象或说话的场合不同。正如今天的人都是把“明哲保身”理解为自私自利的意思，是个贬义词；其实，“明哲保身”的本来意义是：一个明智的人，首先要善于保全自己。因此，《诗经·大雅·烝民》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说法，白居易在《杜佑致仕制》一文中说：“尽瘁事君，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
看来正确把握道德评判标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代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很值得所有研究扬雄的人参考借鉴，陈寅恪先生说：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年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思，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陈寅恪先生这番话，是非常值得我们认认真真地去体会的。
陈寅恪先生这番话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评判古人著书立说的是非必须坚持“真正弄清时代真相”的方法，一是评判古人是非得失必须具备“体察古人苦心孤诣”的态度。
后世包括朱熹在内的研究扬雄的人，有谁像司马光那样“研精易虑，屏人事而读之数十过”地研究扬雄的著作？连司马光这样博通古今的历史学家和大政治家，尚且要排除一切干扰，专心地把扬雄的著作读上数十遍之后，才敢对扬雄的功过是非作出评论，何况他人？司马光正是在坚持这种“真了解”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又具有“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所以才能通过对《太玄》、《法言》的认真研究之后，从而得出扬雄其人和他对儒学发展的贡献绝不亚于孟子、荀子的结论。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认为“事莽”（给王莽作臣子）、“美新”（歌颂王莽新朝）是扬雄十恶不赦的“败德”行为；而我们认为，“事莽”、“美新”不仅不是什么“败德”行为，恰恰相反，这正好表现了扬雄伟大的人格和进步的历史发展观。这种认识上的巨大反差，正好反映了道德评判标准的阶级性和历史性两个特点。
朱熹和扬雄，虽然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又都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对待王莽“篡汉”这个问题上，两人的立场竟然完全对立。这是为什么？简单地说，扬雄所坚持的是先秦以来的“旧儒学”的政治观，而朱熹所坚持的是“新儒学”（即宋代兴起的理学）的政治观。
旧儒学的政治观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以民为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告诫统治者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孟子的这种思想在汉代仍然很有市场，许多儒家知识分子都很信奉这样的政治观。西汉时期，一批儒生主张禅国让贤，如汉昭帝时的眭弘、汉宣帝时的盖宽饶。与扬雄同时代的谷永则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西汉成帝以后的几代皇帝的表现，使扬雄对刘氏政权彻底失望；而王莽摄政以来的“象龙”政治（皇帝有名无实，王莽有实无名），也使扬雄对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存担忧。
客观地说，扬雄是发自内心地信赖王莽，认为国家和百姓需要王莽这样的人来收拾刘氏政权的烂摊子。至于扬雄为什么会信赖王莽，本书第二章已有介绍，就不用再重复了。王莽“篡汉”完全是一场“和平演变”。王莽由“摄皇帝”成为“真皇帝”，就如同一家公司在经营执照上把“法人代表”的名字作了修改一样简单。除了少数几个刘氏宗室成员，朝中大臣和大多数刘氏宗室成员都对王莽的“篡汉”表示认可和拥护。
这就是扬雄“事莽”、“美新”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评论扬雄“事莽美新”行为的是与非，绝对不能不了解这样的环境和背景。
我们说扬雄“人格高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事实：
第一，身在朝堂却淡泊名利。
《汉书·扬雄传》说他“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徼名当世……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扬雄是个清心寡欲的人，从来不为金钱地位奔忙，从不因为贫穷低贱而自卑，也不为欺世盗名而假装清高；只要是不合乎自己人生追求的事，虽然能够使自己得到金钱和地位，也是绝对不会做的。这就是本章篇首所介绍的扬雄“特立独行”的那些事例。
要知道，身在朝堂却能够一辈子“淡泊名利”的人是极其少有的，它比“舍生取义”更难做到。对一个身在朝堂的人来说，名利的诱惑随时都可能遇到，而生死考验是非常偶然的。再说，对大多数人来讲，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往往“心一横”便可能做到“舍生取义”；而要一辈子都能够抵抗得住金钱名利的诱惑，那就太难太难了。
汉代有不少以“贤良方正”（才德兼优）被朝廷征为博士，后来升迁为公卿大夫直至丞相的“大儒”，大多为了金钱地位而违法乱纪，要么是嫉贤妒能而迫害对手。例如，汉宣帝时的大儒戴圣，是个研究《礼经》的专家，由他注释解读的《礼经》被后世称为“小戴礼”，足见其声望之高。但就是这位戴圣，在任九江太守的时候干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先前的刺史看在戴圣是一代“大儒”的面子上，就替他遮掩了不少罪过。后来何武当刺史，秉公办事，将戴圣的不法行为奏报朝廷，戴圣怕受惩罚，只好引咎辞职。后来戴圣再次当官，成为朝廷经学博士以后，便在朝廷上诽谤何武以泄私愤。汉武帝时的大儒公孙弘，与董仲舒都是研究公羊《春秋》的专家，并且又是跟董仲舒一起被选为朝廷经学博士的。后来，年近八十、身居相位的公孙弘，竟然因为妒忌董仲舒的才能，在汉武帝面前说董仲舒坏话，使董仲舒被贬官离京。至于汉宣帝时的丞相萧望之，汉成帝时的丞相张禹等人，都是以“明经”入仕的大儒，但是都不能真正做到“淡泊名利”而留下历史的笑柄。
西汉一代官场中的大儒，很少有人真正做到了“淡泊名利”，后世那些进入官场的大儒，又有几人真正做到了呢？
看来，“淡泊名利”实在是不容易啊！大概这也是扬雄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西道孔子”的原因之一吧。
第二，珍爱生命却能“舍生取义”。
扬雄是非常爱惜自己生命的。他不仅在《法言》中再三议论到“明哲保身”这个话题，而且在回答别人嘲笑他“三世不徙官”的时候，公开告诉别人：“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意思是说：我既不争夺钱财，也不贪图高位，就希望能清清静静地过日子，只要求能够保守自己的道德、保全自己的生命。可见，扬雄把生命和道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当朝廷捕快们赶到“天禄阁”来抓捕他的时候，他竟然毫不犹豫地从楼上跳了下去。
这是为什么？
自杀轻生的原因很多，自杀时的环境和自杀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切不可对自杀行为妄加评论、轻易地评断其是非。尽管《汉书·扬雄传》把扬雄“投阁”事件的始末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是贬抑扬雄的人仍然认为，这家乡后辈祭拜扬雄是扬雄不“为汉殉节”所遭到的报应，以致“贻讥千古”。坚持这种说法的蔡东藩，以《汉书》所记载的那首民谣为依据而大肆发挥。其实，这是蔡东藩对《汉书》原文的曲解。以其事关扬雄名节问题，不可不辨。
王莽听说扬雄“投阁”差点摔死的消息之后，立即责备办理甄寻、刘棻案件的人说：“扬雄是个从不参与符命活动的人，你们跑到天禄阁去干什么？”专案组的人通过调查以后向王莽报告：因为刘棻曾经与扬雄过从甚密，办案人以为是扬雄在给甄寻、刘棻制造符命出点子；调查结果是，刘棻常到扬雄那里去，是跟扬雄学习古文奇字，对这次甄寻制造符命的事，扬雄一点都不知情。于是王莽下诏：“不要再追问扬雄的责任了。”但是由于京城里的百姓未必了解这一事件的内幕，因此认为扬雄是个口是心非的人，于是就摘取扬雄《解嘲》中“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的话，编成民谣：“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在关于扬雄生平事迹的记述中，《汉书》对这件事记载得特别详细，分明是对扬雄遭此不测之祸充满了同情和敬重。尤其是记述扬雄投阁那一刻的情形，很值得我们认真研读，其原文是：“时（扬）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乎摔）死。”其中“雄恐不能自免”一句，最值得玩味。
扬雄为什么担心“不能自免”？既然他确实没有参与甄寻、刘棻制造符命的活动，那么他完全可以为自己辩白，也可以在被捕之后把事情讲清楚，以王莽对他的了解来看，他是绝对不至于“不能自免”的。看来，扬雄所担心“不能自免”的，绝不是“死亡”，而是“受辱”。因为他所面对的不是王莽本人，而是一群如狼似虎的“治狱使者”。在这些“治狱使者”面前，他是再怎么辩白也是没有用的，他料定自己一定会遭到被枷锁铐走、在狱中被拷问的奇耻大辱。这时候的扬雄，一定想到了《孔子家语·儒行解》中的“圣人”教诲：“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这段话后来被演变简缩为“士可杀不可辱”。
一个非常珍惜自己生命的人，一个再三告诫世人“明哲保身”的人，为了不致受到侮辱，为了维护自己儒者的尊严，宁肯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舍生取义”吗？
第三，不忧个人贫贱而忧百姓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