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既以占卜维持生计，却宣扬吉凶祸福不由天定。在今天看来，占卜跟测字、算命一样，都是迷信职业。严君平虽然以占卜为生计，却宣扬“患生于我，不由于人；福生于我，不由于天”，甚至说“伺命在我，何求于天”严君平：《老子指归》卷十。。严君平的占卜方式，跟其他人更不相同。《汉书》说：“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原来，他是借为人占卜这种“贱业”来引导人们向善。
第四，既以为人占卜维持生计，却只要挣够饭钱就关门义务讲学。社会上一般的迷信职业者，不仅骗人，而且贪婪。可是严君平每天只要挣够了饭钱，就关门闭户，在家里搞义务教育，给人讲授《老子》。这就是《汉书》所载：“裁（才）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同上。
第五，地位卑微却令人敬畏。按常理，像严君平这样的社会“下九流”，要想得到县令的接见都很难；然而，事情却打了个颠倒，很多官员，包括郡守、州牧在内，要想被严君平当做客人来礼遇，竟然非常不容易，要想让严君平给他们做幕僚，就更是非分之想了。《汉书》记载，益州牧（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省长）李强“至蜀，致礼与（严君平）相见，卒不敢言以为从事”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第六，著述不多却影响深远。按一般说法，严君平存世的著作，只有《老子指归》（或称《道德指归论》）一书。野史则说他还著有《周易骨髓》一书。应当说，即使他果真有两部书传世，也确实是不多的。但就是一部《老子指归》，却在中国《易》学以至于经学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老子指归》明代刻本刘凤的序文，称严君平此书“辩讨微邃，持论悠畅；几识溷变，藏往知来；与鬼神谋，阴阳为使……自为一家言”。民国初年，著名学者、四川大学教授刘咸炘，在其《蜀学论》一文中说，自古以来对《易经》的研究“蜀为特盛”，而其研究成果，则“大义精于君平，而诸儒多沿施孟”。当代学者认为，“严君平可说是蜀学的开山祖师”冯广宏：《蜀学开山之作》，载《蜀学》第四辑。。
如此众多的“怪异”现象集于严君平一身。了解严君平其人身上的这些“怪异”现象，对于我们了解师从严君平达六年之久，并以严君平为人生偶像的扬雄，在他以后一生行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异端”的思想和“另类”的行为，肯定是很有必要、也很有帮助的。
严君平比扬雄年长三十余岁。当扬雄初次面对这位年近半百的先生时，心里免不了会有几分敬畏。但不久之后他就发现，君平先生其实比他的舅姥爷林闾先生还要慈祥，还要平易近人。尤其令扬雄欣喜的，是君平先生讲授的内容和讲授的方法。君平先生讲授的，都是扬雄非常感兴趣的东西，先生又总是能把那些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而且生动有趣；有些看似浅显的道理，在经先生分析之后，竟然是非常地奥妙神奇而引人入胜。
严君平讲授《周易》，完全突破了孔子“十翼”的范围，他告诉扬雄：用“十翼”解读《周易》，虽然有条分缕析、融会贯通的妙处，但是仍然难以揭示《周易》天地人三位一体、和谐共存的这一内涵和本质。他鼓励扬雄对《周易》的研究有新的突破。
严君平给扬雄讲授《老子》，基本内容是他所著的《老子指归》。该书共三十五篇，约十万字。严君平运用《周易》阴阳变化的原理解读《老子》的“道”和“德”，于“道”、“德”之外，创造出“神明”、“太和”两个新概念。
在严君平的解读中，道、德与神明、太和属于同一范畴；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严君平借“一”这个道家的重要概念来予以说明。
至于“神明”、“太和”究竟是什么，严君平分别用“我”和“生”来说明。
在严君平看来，物质形态的“我”，不过是精神意义的“神”（神明）的表现形式；“生”则是“神”赋形于“我”的手段，亦就是“太和”。用现代科学术语来理解严君平的这一观点，所谓“神明”，就是支配万物得以生成的自然规律；所谓“太和”，就是表现万物形态的遗传基因。无“神”物不得生，无“和”物尽混同，故曰“神明为宗，太和为祖”。物有万般形态，皆由于“太和”。
扬雄后来所著的《太玄》、《法言》中，严君平的影响无处不在。
严君平给扬雄的巨大影响，除哲学观念之外，还有政治理念。“无为而治”是严君平政治理念的核心精神。
他提倡治国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他说：
尊天敬地，不敢亡先；修身正法，克己任人；审实定名，顺物和神；参伍左右，前后相连；随时循理，曲因其当；万物并作，归之自然。此治国之无为也。严君平：《老子指归》卷九。
如果单就“治国之无为”这一点来说，应当是道家学派共同的政治理念，绝非严君平的创见。严君平的贡献在于，他大大发挥了道家的这一政治理念，具体阐释了“无为而治”的旨趣，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国君“修身正法，克己任人”，尤其是治国应当“随时循理，曲因其当”等具体的执政原则。
扬雄受严君平“修身正法”、“随时循理”观念的影响最大最深。
扬雄晚年，亲眼目睹了自成帝以来朝廷的一系列腐败行为，而王莽长期以来的“伪装”，又给了他王莽其人“内圣外王”的假象，以致使他对王莽寄托了莫大的希望。他把有“龙”之名而无“龙”之实和有“龙”之实而无“龙”之名，都叫做“象龙”，并且说“象龙之致雨，难矣哉”，从而指出：政治的核心问题（“政核”）是要杜绝“真伪”莫辨的现象，因为“如真不真，伪不伪，则政不核”（《法言·先知》）。扬雄和严君平都认为，“立政”必须“立身”，即皇帝的个人修养对国家政治的好坏具有决定作用。“龙”就应当能“致雨”，“象龙”则名不正、言不顺，故难“致雨”。
从扬雄一生的哲学观念来看，受严君平“随时循理，曲因其当”思想的影响最深。这种影响，既反映在扬雄的《太玄》中，也反映在他的《法言》中，以至于使他后来敢于向封建社会制度的支柱——封建“治统”挑战，作出“仕莽”、“美新”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来。
扬雄后来发展了严君平“随时循理”的思想，演变为一套“因循革化”的哲学理论。
他在《太玄·玄摛》中说：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
扬雄在这里所阐述的“因循”（因袭继承）与“革化”（改革变化）的关系和重要性，不仅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且代表了他的历史发展观。这段话告诉人们几个基本道理：第一，对待“道”的态度。不能将“道”视为一成不变的死教条，应当有“因”有“革”，既要继承也要改革，即所谓“有批判地继承”。第二，了解“因”与“革”之间的关系。有“因”有“革”是为了“得天道”与“驯（顺）天道”，但“得天道”才是目的，“驯天道”只是手段，故“革”比“因”更为重要。第三，掌握“因”与“革”的原则。由于“因革”关乎国家治理的成败，因此“因”要合理，“革”要适时。
在《法言》一书中，扬雄把他“因循革化”的思想和理论阐述得更为具体。他说：“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问道》）扬雄主张：当“法度彰”、“礼乐著”时，治国者应当“因循”守道；而“法度废”、“礼乐亏”时，治国者就必须“革化”图新。即使“因循”，也不是墨守成规，而是“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问道》）。尽管扬雄对孔子和孔子的“圣人之法”推崇备至，但他仍然反对把“圣人之法”看做教条，反对固守或者机械地照搬“圣人之法”，他说：“如独守仲尼之道，是漆也。”又说：“以往圣人之法治将来，譬犹胶柱而调瑟。”并且强调“圣人之法，未尝不关盛衰”（《先知》）。
如果说扬雄所受的儒学教育，使他坚定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立场；那么，师从林闾、严遵，则使他掌握了“因循革化”的政治手段。扬雄后来将严君平传授的扬雄故里的“子云亭”新道学用于对儒学的研究，从而创立了一种新儒学——“玄学”。其《太玄》、《法言》都是在这种“新儒学”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三、不务“正业”
二十来岁的扬雄，已经是一个满腹经纶、胸怀远大的青年了。
但是，这位杰出青年却让父母伤透了脑筋，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步入仕途的“敲门砖”——为获取“明经”声望的“训诂”和“章句”上下工夫。
汉代读书人步入仕途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察举”，一是“征辟”。“察举”与现在推荐考大学相当，“征辟”与现在的人才招聘类似。
掌握“察举”大权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如朝廷的“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大将军）和地方的“牧守”（州牧、郡守），他们都是“二千石”以上的高官。被“察举”的，一般都是享有“明经”声誉的读书人。“明经”即通晓儒家经术。是否“明经”，主要看儒生所作“章句”文章是否符合朝廷经学博士的要求。被认为是“明经”的，还得由“三公”或“牧守”推荐，才有资格参加朝廷举行的“策试”。“策试”又分“射策”和“对策”两种内容和形式。“射策”是由主考官将几套不同的题分别写在几个简策上，由应试者随意抽取一套题作答，类似现代的“选答题”。“对策”是由主考官以皇帝的名义拟的题，要求应试者就某个方面的政事表达自己的见解，类似现代的“必答题”。
这就是《文心雕龙·议对》所说：“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皆‘议’之别体也。”
考试录用的办法是：“对策”考试的第一名可以立即授官，“射策”考试获得甲等的那一批人可以等待朝廷授官。汉代的许多大官，都是经历过“察举”和“策试”被选拔为官的。如汉文帝时的晁错，汉武帝时的公孙弘、董仲舒，汉元帝时的韦贤、韦玄成父子，汉成帝时的何武等。由于“察举”这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必须以“明经”为条件，所以被称为“明经取士”或者“明经射策取士”。
“征辟”是朝廷和高级官吏选拔任用属员的一种选才制度。由朝廷高级官吏把有声望、有才干的人推荐给朝廷，由朝廷直接聘任为吏（办事人员）的叫“征”；由地方高级官吏把有声望、有才能的人聘用为自己幕僚的叫“辟”。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察举”类似于今天的“招干考试”，选拔的是干部（官员）；“征辟”则类似今天的“招工考试”，选聘的是工人或办事员。至于被“征辟”以后的人，能不能做“官”，尤其是做大官，那就要看各人的练达和机遇了。如汉成帝时的谏大夫谷永，“少为长安小史”（一个小小的书记员），后来被元帝时的御史大夫繁延寿“举为太常丞”（仅由办事员提拔为科长）。繁延寿提拔谷永，是因为谷永“博学经书”之后，被繁延寿“闻其有茂才，除补属”，即听说谷永有了“明经”的声望之后才提拔他当干部的。可见“明经”对汉代知识分子有多重要。但是，事情亦不尽然。例如，王莽、董贤都不曾以“明经射策”入仕，都曾经跟扬雄一样被“征”为官卑职小的“黄门侍郎”（皇帝的侍从）。但是，王莽凭借外戚身份和取悦王凤、王商两位专擅朝政的叔父，只当了一年不到的黄门侍郎，就一路升迁，由射声校尉而当了大司马大将军，位极人臣，以至篡汉自立。董贤则凭借一副漂亮的脸孔，被喜欢男色的双性恋者汉哀帝宠幸，也是当了不到一年的黄门侍郎就一路升迁，竟然做到了统帅全国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而扬雄就因为少了一张“明经射策”的“大学文凭”，尽管他后来名声很大，也只能在黄门侍郎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三十年，可谓创造了中外仕宦史上的一大“奇迹”。
二十岁时的扬雄，硬是不作博取“明经”声誉的打算，偏偏“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班固：《汉书·扬雄传》。。这就如同当今的有些高中在校学生，眼看面临高考了，却就是不愿意学习高考的考试内容，偏偏对那些与高考无关的事情感兴趣一样。
此时的扬雄对辞赋着了迷。
扬雄最初酷爱的是蜀郡同乡司马相如的赋，尤其是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他简直被赋所描写的壮阔气势迷住了，尤其是赋中大量的对偶、排比句式将气势烘托得异常壮美，例如：
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受司马相如赋的影响，扬雄模仿其语言和结构，先后创作了《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和《成都城四隅铭》。其中酷似《子虚》、《上林》的，是《蜀都赋》，以至后来汉成帝见到后，也疑为司马相如所作。
青年扬雄对司马相如的推崇，远远不及他对屈原的推崇与爱戴。扬雄不仅爱屈原的文章，他更爱屈原伟大的人格。他为屈原的死深深惋惜，他模仿屈原的作品，创作了一系列“骚体”作品：如模仿《离骚》而反其意写作了《反离骚》，模仿《离骚》而发挥自己感情写作了《广骚》，又模仿《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屈原作品而写作了长篇大赋《畔牢愁》。
扬雄笃信儒家“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又深受老子道家“清静无为”以保其身思想的影响，所以对屈原投江殉国的行为表示不理解，以致对屈原的死，发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沉）身哉”的慨叹班固：《汉书·扬雄传》。。但是，屈原的才和德在青年扬雄的心目中，始终是非常崇高的。他把写作好了的《吊屈原文》带到都江堰，将竹简一片一片地投入岷江，以此吊唁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在扬凯看来，儿子的这些行为简直是“不务正业”，照这样下去，自己想靠儿子重振家声的希望必然会落空。有一天，他把儿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道：“自你高祖爷爷扬季迁居郫县以来，我们扬家已经四代没有人做官了。高祖爷爷曾经是二千石的太守，他的后人竟然没有一个做官的，这样对得起他的在天之灵吗？再说，我家五世单传你一个男丁，你的天分很高，又饱读经书，这光耀门庭的责任，不靠你靠谁啊？”听父亲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了，扬雄也非常认真地对父亲说道：“请爹爹容儿子禀告其详，说得不对，任凭爹爹责罚。你应当比孩儿更了解当年高祖爷爷辞官不做的原因吧。那你说，当今朝廷比孝武帝时候如何？你不是说过，高祖爷爷曾有过遗训：扬家子孙耕读传家，但不要做官吗？”见儿子搬出“祖训”，扬凯竟一时语塞，不能再往下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