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1），三十二岁的扬雄从成都来到京师长安。
此时的西汉朝廷，外戚王氏势力最大。执掌朝政的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大将军，虽然并列“三公”，但职权最大而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掌权者的，却是大司马大将军。汉成帝刘骜自建始元年（前32）即位以后，就对母党王氏特别优待。王太后有兄弟八个，姊妹四人。八个兄弟中，王凤、王崇与王太后为嫡出的同母姐弟；其他六人，皆为庶出的兄弟。成帝即位之初，马上封王凤、王崇为侯，食邑各万户，并且拜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建始二年，汉成帝又在同一天封诸位舅父为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庶出的六位舅父，只有王曼因为已死才未得封侯。王氏兄弟同日封侯，故世称“五侯”。除此之外，王太后还有一位堂弟，名叫王音，虽然没有同“五侯”一起受封侯爵，但因与王凤关系非常亲密，得与王凤同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汉成帝即位几年之后，又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并让王曼的儿子王莽继承父亲爵位为新都侯；还把太后姐姐的儿子淳于长封为定陵侯。这样一来，太后王氏的亲属，封侯的多达十人。王氏外戚，不仅地位尊贵，而且专擅朝政。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大司马大将军”一职非王氏莫属。王凤辅政十一年，死后由王音继其职位为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辅政八年，死后由王商继其职位为大司马卫将军；王商辅政四年，死后由王根继其职位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辅政五年后，举荐王莽代替自己职位。
王氏的这些新贵们，有的穷奢极欲，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有的争权夺利，甚至同室操戈。例如，成都侯王商不仅向皇帝借明光宫避暑，还引沣河水穿长安城进入自己府中大湖以行游船，甚至僭用皇帝羽盖。曲阳侯王根府中也修建了类似宫中白虎殿一样的建筑。而平阿侯王谭不服王凤调遣，常常跟王凤作对，以致王凤临死时举荐堂弟王音继任自己的大司马大将军一职，也不把大权交给自己的这位亲兄弟。
在外戚王氏集团中，王音算得上一个行为端正、办事恭谨而且坚持原则的人。被他举荐提拔的一批官吏，大多是德才兼备的好官，而且他虽为首辅大臣，但不擅专朝政，因此既得汉成帝欢心，也受到朝中很多大臣尊重。
在扬雄还没有来到京师长安的时候，王音就看到过扬雄所写的一些辞赋作品，他对《反离骚》和《蜀都赋》特别感兴趣，认为两赋语言典雅、立意奇崛。当王音得知这些作品出自蜀郡一位年轻人之手时，渴盼能有机会见到这位青年。
扬雄来到长安以后，曾经找过杨庄。杨庄给他介绍了京城和朝廷的一些情况，此时是王音继王凤秉政、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后的第二年。杨庄说他愿意引见王音，扬雄拒绝引见，只是拜托他在适当的时候跟王音谈谈辞赋，试探一下王音是否知道扬雄其人和对他扬雄的态度。
当王音从杨庄那里知道扬雄已经来到京城的消息以后，立即召见了扬雄，并且同扬雄交谈了很久。王音非常赏识眼前这位蜀郡青年，并要他留在自己府中做幕僚，给了他一个门下史的职务。这“门下史”属于私人僚属，就像今天那些受聘于私企的管理人员一样，虽然头上也有一顶“部门经理”或者“财务总监”之类的头衔，但都不是国家编制的职务。王音告诉扬雄：“你能把五经倒背如流，又有那么多独到的见解，不做‘章句’文章实在可惜！”王音甚至给扬雄建议：“张禹丞相乃儒学宗师，又是当今皇上的师傅。他最近已向朝廷递了辞呈，打算告老休息。你可以拜在他门下，我看要不了两年，你就可以获得参加明经策试的资格了。”扬雄对主人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深表感谢，但是对主人要他“写章句文章”和拜张禹为师的建议却不置可否，更没有请托之类的表示。一、游学京师
扬雄在王音府上做门下史，只能算是在京城找了个吃饭安身的地方。对王音来说，扬雄就是个文学顾问而已，是没有什么事干的。扬雄也因此乐得清闲，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钻研学问和拜访名流上。
在京城长安的名流中，张禹应当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青年时代游学长安，跟当时的《易》学大家施雠学《易经》，跟儒学大师王阳、庸生学《论语》，以“明经”被举荐为“郡文学”。汉宣帝甘露年间（前53—前50），受太子太傅萧望之赏识，被萧望之举荐为太子（后来的汉成帝）学习《论语》的老师，汉元帝授予他光禄大夫。汉成帝时期，张禹曾跟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共同辅政，后又任丞相、封安昌侯。张禹对自己的学生多有提携，如跟他学习《易经》的彭宣后来官至大司空（副丞相），跟他学习《论语》的戴崇后来官至少府（九卿之一）。这大概也是王音建议扬雄去跟张禹学习的原因吧。
然而，扬雄却不愿意拜张禹为师。
扬雄不愿意拜张禹为师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他认为张禹的《论语章句》多牵强附会之说，甚至曲解了孔子的意思；第二，他认为张禹不仅以权术取悦皇帝，而且是个利欲熏心之徒。根据《汉书》所载，张禹身居高位之后，大肆聚敛钱财，买田至四百顷，而且都是上等价格的膏腴之地；张禹退休之后，日食、地震频发，官吏和百姓都告发是王氏外戚集团专权所致，但张禹为了保护自己子孙利益，竟然在汉成帝面前为王氏开脱；张禹甚至倚仗皇帝对他的宠幸和敬重，竟然向朝廷索要皇帝陵附近的平陵肥牛亭土地给自己造坟茔；《汉书》还说张禹“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背地里过分奢侈淫乐，住着很大的府第，在后堂享受美女歌舞）。在扬雄看来，张禹简直是个有违孔子圣道的伪君子，他不仅不配讲授《论语》，简直就是一个令人不齿的小人。难怪他在后来所著的《法言》中，开头一句就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学行》）他明确提出：“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学行》）扬雄历来主张“学行统一”言行一致。这种认识来源于先秦儒学圣贤，如荀子就强调“学至于行之而至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儒效》），孔子更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扬雄坚持“学习为道”的原则，在面临个人前途和命运选择的关键时刻也没有放弃。
扬雄在长安游学时拜访的第一个社会名流是光禄大夫刘向。扬雄拜访刘向，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刘向不仅是真正饱学的儒者，而且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政治品质。刘向是汉朝宗室子弟，年轻时就以道德高尚、学问渊博被汉宣帝提拔为谏大夫、给事中，位列九卿，并且最早接受穀梁《春秋》，曾在未央宫石渠阁给大臣们讲论“五经”。汉元帝时，当宦官弘恭、石显倚仗元帝对他们的宠幸，勾结许、史两家外戚专权乱政的时候，刘向没有顾忌个人安危，团结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与弘恭、石显等权奸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因此而遭陷害，这场斗争以萧望之饮鸩自杀、刘向被罢官而告终。汉成帝时，弘恭、石显等人服罪，刘向被起用为光禄大夫。但刘向不满王氏“五侯”专权和奢侈，又撰《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上奏皇帝，希望抑制外戚势力，但毫无效果，反而受到王氏的排斥和压制。后来，汉成帝不惜耗费巨资为自己营造陵墓，刘向认为“制度泰（太）奢”，于是又上《谏营昌陵疏》予以谏阻。当看到汉成帝沉湎女色、过分宠幸赵飞燕姊妹的时候，刘向又摘录历史上的贤妃贞妇故事和昏君暴君宠女色而败亡的前车之鉴，著《列女传》八篇以讽诫皇帝。刘向曾对人说：“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吾而不言，孰当言者？”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可是刘向的一片忠君之心，既不能为汉成帝所理解，更因此得罪了朝中的权臣和那些只顾自保的人，弄得自己仕途坎坷，官越做越小。在扬雄看来，刘向是值得自己敬重的前辈。
第二，刘向掌校朝廷秘阁图书，有满足扬雄求学需要的可能。成帝初年，刘向即以光禄大夫的资格执掌朝廷秘阁（相当于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馆长）。扬雄在离开成都之前，严君平和李弘两位恩师都对他说过：要做大学问，就得尽可能多闻多识，朝廷秘阁珍藏古今秘籍，是获取知识的一大捷径。扬雄游学京师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接触朝廷秘阁图书和京师的大学问家。
第三，刘向的小儿子刘歆，是个博通古今的大学者，不仅与扬雄年纪相仿，而且此时跟父亲刘向一起“领校秘书”，被扬雄视为文友。刘向父子都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西汉大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就是由于刘向父子“领校秘书”时刘歆编订的《春秋左氏传》引起的。扬雄后来跟刘歆过从甚密，主要是为了探讨学问。刘歆对扬雄既钦佩又嫉妒。刘歆让儿子刘棻跟扬雄学“古文奇字”，并且是扬雄《太玄》、《法言》和《方言》的第一读者。但是，当刘歆向扬雄讨要《方言》的书稿遭到拒绝以后，竟然在他所著的《七略》中故意不载扬雄《方言》。《汉书·艺文志》主要依据刘歆《七略》写成，所以后世有学者以《汉书·艺文志》不载扬雄《方言》为依据，否认扬雄著《方言》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有学者以扬雄跟刘歆的学术交往和两人都是王莽新政的支持者为依据，认为扬雄也是古文经学派成员，并且认为扬雄跟刘歆一样，也是卖身投靠王莽。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后面将有专门的说明，这里暂不作讨论。
除了拜访名流，扬雄还做了一件踏踏实实的工作——搞方言调查。
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国每年都要派人进京汇报工作，将全年人口、钱粮、狱讼、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这叫做“上计”。“上计”的使臣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的方言。另外，臣服汉朝的四方少数民族酋长，每年也要派使者到长安纳贡或者朝见天子，这叫做“朝聘”或者“朝觐”。
每逢“上计”或者“朝觐”的时候，扬雄便带着笔和油素（当纸用的一种绢帛）赶往使者们下榻的驿馆，向使者们询问“异语”，并把这些“异语”一一记录下来。回来以后，又把这些调查到的“殊方异语”进行整理，并将它们镌刻在木板上。据扬雄在《答刘歆书》中所说，这个调查方言的工作，他前后坚持了二十七年之久。
扬雄直到晚年，才将自己二十七年调查所得的全国各地的方言材料，连同早年师从林闾翁孺时所得的《方言梗概》一起进行整理，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著作——《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部书后世简称《扬子方言》或者《方言》。
扬雄还利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古代典籍。这些典籍，有的是通过刘歆借来的朝廷秘籍，有的是直接向京城那些著名的藏书家借来的世上罕见的珍藏书籍。其中有关《易经》的研究文章，最能引起他的兴趣。几年的阅读，使他积累了大量的《易》学知识，并且产生过一次次的创作冲动，使他下定决心，要撰写一部像《易经》那样讨论天地与人事变化规律的著作。
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七月，三十八岁的扬雄终于得到了入仕为官的机会。壁画扬雄“采集方言”有一天，王音下朝回府之后，把扬雄叫到自己书房对他说道：“恭贺你啊，扬先生！皇上今天告诉我，说他读了你写的《绵竹颂》，还以为是你的同乡司马相如的大作，听值宿郎杨庄给他说，作者就是我王音的门下史时，皇上说他立即就要见你。我已经把你的情况禀告了皇上，他要你明天就入宫见驾。你在我这里七年了，真是委屈了你。今后就请先生好自为之了。”二、“四赋”谏君
西汉王朝，自宣帝、元帝起，就总是尊宠外戚、残杀忠臣、信任宦官，埋下了子孙亡国的隐患。至汉成帝，国事日非，乱象丛生，败亡景象远胜宣、元两朝。
汉成帝算得上一位“孝子皇帝”。
即位之初，成帝为了讨母亲王太后的欢心，最先是把母亲的两位同母兄弟王凤、王崇封为列侯，还拜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使王凤成为朝廷首辅，独揽朝政。稍后，又在同一天将母亲的五位同父异母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封为列侯，世称“五侯”。甚至连外祖母李氏改嫁苟氏后所生的儿子苟参，也被成帝封为列侯，官拜光禄大夫、骑都尉、侍中。汉成帝的母党，一共十人封侯，五人担任首辅大臣“大司马”（王凤、王商、王音、王根、王莽）。
汉成帝更是一位“风流天子”。
汉成帝在做太子的时候，就以“好色闻”；即位做了皇帝之后，先是宠幸许皇后，后又宠幸班婕妤（“婕妤”地位仅次于皇后之下的“昭仪”）。本来，封建时代，帝王的“爱色”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汉成帝后来对赵飞燕姊妹俩的宠爱，那真是太出格了。
赵飞燕与妹妹赵合德是一对双胞胎，姊妹俩是私生子，其生父是冯万金。她们的母亲嫁给中尉赵曼。赵曼府中有个幕僚叫冯大力，冯大力的儿子叫冯万金。这冯万金貌似潘安，偏偏又是个多情种子。而赵曼妻子本来就嫌丈夫又老又丑，偶遇这美男子冯万金，不禁顿起淫念，与冯一拍即合，后来就生下了赵飞燕姊妹。姊妹俩八九岁的时候，赵曼病死，两人被送归冯家。不到五年，冯万金也死了。无依无靠的赵氏姊妹，后来被汉成帝的姐姐阳阿公主收留，做了府中的歌女。
赵飞燕本名赵宜主。只因她身材轻盈婀娜，不仅五官美妙绝伦，而且舞姿曼妙无比，时人故谓之“赵飞燕”。至于赵合德，五官自然与飞燕相似，而其肌肤莹润如玉，比她姐姐又多了一种丰满美。这俩姊妹都是绝代美女，又恰好凑成一肥一瘦的双美娇娃。
汉成帝将朝政交给几位舅父管理，感到无事可干，竟然经常出宫“微行”。有一天成帝“微行”来到阳阿公主家宴饮，公主安排歌女数人跳舞助兴。妖艳绝伦的赵飞燕，惹动成帝一双色眼，便向公主索要飞燕。赵飞燕被汉成帝带回宫中之后，凭着她那无与伦比的色相把个汉成帝迷得神魂颠倒，当即封赵飞燕为“婕妤”，从此许皇后、班婕妤等后宫妃嫔统统失宠。一年之后，由于赵飞燕在成帝面前搬弄是非，说了许皇后许多坏话，汉成帝竟然下旨废了许皇后，并把许皇后打入冷宫；同时，又封赵飞燕为皇后。
更为荒唐的是，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之后，其妹赵合德又被汉成帝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赵昭仪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一下子就赢得汉成帝的欢心，让汉成帝把她姐姐也撂在了一边。被汉成帝冷落之后的赵皇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竟然与宫中那些宫奴和侍郎私通，导演了一幕幕淫乱宫闱的丑剧。谏大夫刘辅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上书告发赵飞燕的丑恶行径。不料汉成帝不但不惩罚赵飞燕，反而将刘辅下狱，还下旨“以后再有人说赵皇后与人通奸的，一律杀头”。
汉成帝不仅好女色，而且好男色。
张放是张安世的玄孙。张安世历事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封富平侯，官至大司马大将军，是西汉名臣。张放袭爵富平侯，官侍中，是许皇后妹夫，与汉成帝为“连襟”。这张放天生一副美女面孔，而且楚楚动人。汉成帝竟召张放进宫伴寝，对张放十分宠爱。为了讨张放欢心，成帝竟拜张放为中郎将，成为皇宫的警卫首长。成帝出宫“微行”时，自称“富平侯家人”，并由张放做向导，出入于那些斗鸡走狗的场所，尽情地寻欢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