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不少卓有成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大多给予《太玄》和扬雄以极高的评价。跟扬雄同时而且同事的桓谭说：“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他还说：“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玄经》三篇，以纪天、地、人之道。”桓谭：《新论·闵友第十五》。东汉著名思想家、科学家张衡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似。”范晔：《后汉书·张衡传》。对《太玄》的研究用力最勤、所得最多而评价最高的，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司马光。司马光认为，当孔子的儒学理论在两汉之际遭到质疑和曲解的时候，扬雄的《太玄》起到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他在《读玄》一文中说：“大厦将倾，一木扶之，不若众木扶之之为固也。大道将晦，一书辩之，不若众书辨之之为明也。学者能专精于《易》，诚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阶也。子将升天而废其阶乎？”司马光认为，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理论是“天”，扬雄的《太玄》便是登天的“阶梯”。
现代的不少学者认为，《太玄》在哲学上有三个突出的贡献：升华了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创立了“相对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因循革化”的哲学命题。
《太玄》不仅提出了“天、地、人合一”的哲学命题，而且将人的性命置于中心地位，强调“人”是所讨论的一切问题的核心。《太玄·玄文》说：“天地之所贵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所大伦曰治，治之所尊曰辟。”扬雄这种思想，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人为本”，而是为儒家的核心理论“仁学”找到了根据，构建了一个理论基础。
《太玄》还对长期以来使人迷惑不解的宇宙时间和空间问题作出了解释。扬雄在《太玄·玄摛》中，解释了“玄”的运动变化之后说：“是故阖天谓之宇，劈宇谓之宙。”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空间观念，是人从整体静定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和事物时的感受；而人的时间观念，是人从分别运动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和事物时的感受。扬雄认为，在认知活动中，人是最高地位的认知主体，天和地都是被认知的客体；因此，人既可以用数理的方法去辨析世间万物，也可以用养生的方法去探求宇宙的运动规律。同样是儒学“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其他西汉儒学大师，都是把“天道”视为凌驾于“人道”之上的绝对权威，而扬雄却是将“人心”视为认知活动的根本，天地、宇宙也只是“人心”认知的对象而已。“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被扬雄推导成为一种可供操作和实践的理论，这就是所谓“相对认识论”。基于这种“相对认识论”，扬雄主张：人们应当通过对自身的认识去认知天道，通过对天道的理性认识去认知人道。所以他在《太玄·玄告》中提倡：“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
在《太玄》所有的哲学命题中，最具有现实针对性也最具有实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是“因循革化”这一命题。扬雄在《太玄·玄莹》中明确提出：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
按：“因循”相当于“继承、因袭”，“革化”相当于“革除、变化”，“道”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这段话告诉人们以下几个基本的道理：第一，对待“道”的态度。不能将“道”视为一成不变的死教条，应当有“因”有“革”，即所谓“有批判地继承”。第二，明确“因循”与“革化”的道理和关系。有“因”有“革”是为了“得天道”和“驯（顺）天道”。但“得天道”才是目的，“驯天道”只是手段，因此“革化”比“因循”更重要。第三，掌握“因循”与“革化”的原则。因为“因循”与“革化”都关系到国家的成败，所以必须掌握好“因”要合理、“革”要适时这个基本原则。扬雄故里的“草玄亭”扬雄“因循革化”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因素，是一种进步的历史发展观。扬雄始终坚持这种进步的历史发展观来对待时局、判断是非，既使他站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也使他不为人所理解而落得遭人诟病的下场。
扬雄著《太玄》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浑天说”寻绎理论根据。
“浑天说”是汉武帝时代的四川阆中人落下闳首先提出来的。“浑天说”是针对“盖天说”而出现的关于天、地形状和关系的理论。
“盖天说”所反映的是上古先民对天地的直观印象——天圆地方。它把人们头上的苍天视为一个硕大无篷的蒙古包，足下的大地就仿佛一个无边无际的棋盘。“盖天说”无法解释许多与天地有关的现象，先秦时期就有人对它表示了怀疑，屈原的《天问》中所质疑的许多问题，就是“盖天说”所无法解释的。与“盖天说”有关的古代历法如《颛顼历》，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许多弊病，“盖天说”也因此受到愈来愈多人的怀疑。
落下闳“浑天说”的核心，就是把大地看成一个球体。至于天和地的关系，就好像鸡蛋的蛋壳和蛋黄——天好像一个硕大无比的蛋壳，地有如悬浮在蛋壳中的蛋黄。尽管“浑天说”还不是完全符合科学理论的天体学说，但是它显然比“盖天说”进步得多了。落下闳依据“浑天说”理论修改的历法——《太初历》，也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极有价值的历法。
扬雄最初是深信“盖天说”的。但当他跟桓谭一起对“浑天说”展开了几次争论之后，他不仅彻底抛弃了“盖天说”，而且通过认真的思考，写了一篇题为《难“盖天”八事》的论文。
应当说，扬雄写作《太玄》，既有进一步为“浑天说”寻找科学依据的目的，也可以说是受到“浑天说”理论的启发而产生的结果。
总之，《太玄》既是扬雄维护儒学理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又是扬雄在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太玄》不仅奠定了扬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这样认为：
《易》和《太玄》这两个玄学的主体文本，就像中国思想文化大厦中的两根有生命活性的主栋梁，既支撑起了中国思想文化大厦，又不断先导性地发现中国思想文化与动态历史本身所带来的不适应，从而为中国思想文化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国文明文化长期保持了青春……《太玄》是和《易》同样重要的著作。扬雄去世以后的千年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太玄》的重要价值。在扬雄学说的奠基下，中国的“玄学”完全成为了一门数理与义理相兼的知识体系，直接对中国后来的儒、释、道、医、养生和天文、地理、数学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张衡的“浑天”宇宙论思想，就是直接受益于扬雄的《太玄》江天圣：《扬雄与〈太玄〉》。。四、事“莽”美“新”
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仅二十五岁的汉哀帝驾崩。
一听说哀帝驾崩，太皇太后王氏立即赶到未央宫收取皇帝玉玺，并派人召王莽立即回京。王莽回京以后，以太皇太后诏令的名义，首先罢了大司马董贤的官，然后诏令京城百官和宫中御林军一律听从王莽调遣。
王莽再次当上大司马大将军。哀帝时不可一世的丁氏、傅氏外戚集团及其党羽，除傅喜之外，全部都被罢官免爵；连“帝太太后”傅氏、“帝太后”丁氏、“皇太后”赵飞燕等人，也遭贬黜，夺去“皇太后”尊号。董贤夫妇则在被罢官的当天就一起自杀了。
哀帝也没有子嗣。王莽与太皇太后商议，决定由汉元帝的庶孙中山王刘衎继位，这就是汉平帝。
汉平帝即位时只是个九岁的孩子。名义上是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大司马王莽秉政；但太皇太后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朝廷大小政事，实际上完全由王莽决断处理。平帝即位三年以后，王莽又让自己的女儿做了皇后。这样一来，汉平帝完全成了被王莽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傀儡。
王莽于初始元年（9）篡汉自立，正式称帝，国号“新”。九年间，由大司马到“安汉公”，由“安汉公”到“摄皇帝”，再由众人“劝进”让他名正言顺地当了皇帝。客观地说，王莽篡汉完全是一场“和平演变”。这场“和平演变”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的姑母汉元皇后对“和平演变”过分信任这一重要因素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王莽很善于“伪装君子”。
仅就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论，篡位之前的王莽，生活简朴，勤奋好学，事亲孝悌，执法如山，既不贪财也不好色，可谓集传统美德于一身。今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王莽母亲生病，朝廷中的公卿大夫、王侯将相都派自己的夫人到王莽家中探视慰问。王莽妻子出来迎接时，竟然被夫人们误认为是王莽家的女仆，因为王莽妻子的装束打扮，竟然跟仆妇们的装束没有两样，令夫人们感到非常惊异。
王莽一直勤奋好学。向名儒陈参学习《礼经》时，从来没有摆过贵族子弟的架子，衣着与一般儒生无二，而且特别尊重老师。其他王氏子弟，无不在声色犬马上与人比高下，只有王莽读书勤奋、对人恭敬有加。
王莽哥哥死得早，王莽不仅很恭敬地侍奉嫂子，而且坚持代替哥哥承担起抚养儿子的责任，像父亲一样地把侄儿培养成才。王莽有七位叔父，加上堂叔父王音，共是八位。除了因为权力之争而对王立不仅谈不上孝敬，甚至还有排斥陷害之嫌以外，王莽对其他几位叔父，都是非常孝敬的。王莽的飞黄腾达，也跟几位叔父的大力提携和栽培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王商和王根。因此王莽给人以“事亲孝悌”的良好印象。
王莽的二儿子王获，一时盛怒之下杀了一个家奴。王莽对王获给以严厉责备，王获不愿承认错误，盛怒之下的王莽竟然亲自处死了儿子。官吏和百姓见王莽如此执法如山，纷纷向他投书诉冤。三年之内，王莽处理了上百起冤案。《太玄经》英文版内页第二，王莽很善于“利用关系”。
为了夺取权柄和巩固自己在朝廷中专权的地位，王莽总是能够不失时机地利用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而且又总是能够达到目的，如愿以偿。例如：
王莽二十五岁时还没有入仕做官。他在王凤生大病时，日夜守候在王凤身边。仆人端来汤药，王莽一定亲自尝过之后才给王凤喝。王莽两个多月内，没有脱过衣服睡觉，弄得蓬头垢面，憔悴不堪。王凤临死时，带话给汉元后母子，要他们关照王莽。这样，王莽才被“拜为黄门侍郎，迁射声校尉”，从此进入仕途。王莽的“孝行”也感动了他的另一位叔父王商，以致王商上书给汉成帝，表示愿将自己的封邑分一些户数给王莽。朝中不少很有声望的大臣，也都为王莽说好话，这才引起了汉成帝对王莽的赏识和器重，不仅封王莽为新都侯，还提拔他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仅两年时间，王莽就由一位儒生跃居朝廷重臣的高位。但王莽地位愈高，待人愈显谦恭，因此大家对他都有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