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是明代最博学的学者，他对杜诗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在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成绩卓著。
言道旁之池，虽曰旧水，人所共弃也，而不知一斛之深，蛟龙藏焉。摧折之桐，虽曰死树，人皆以为薪也，而不知百年之材，琴瑟中焉。用此以比苏徯。今虽与世相违，然有才无命，终有得遇之时。故又申告之曰：丈夫事业，盖棺始定。今君未老，而有隐遁之情，山谷之中，诚不可处。风雷得以震荡其心胸，从容展夫清眺，魑魅得以惶惑其志意。为此言者，正以勉其显拔而立身行道也欤。”(卷一〇)阐释较为准确地复述了诗的内容，又点明了诗的主旨，帮助读者准确深入地理解杜诗。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解说杜诗，总的说来，可谓忠实、准确、优美。过栋《序》云：“其说深沉典雅，清融鬯达，意与境适，情随事惬，取材定格，一一本之于杜。”(《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卷首)这个评价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杜诗博大精深，完全准确地注释不容易。《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注和释都有一些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宏观而言，它是明代研究杜甫的高水平的著作，也是一部影响很大的杜甫集注释之作。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释简明而符合杜诗本意。张缙彦说：“古今注杜诗者，有赵氏虞氏数十家，独邵氏二泉颇简实有据。”(《杜诗分类全集序》)张缙彦站在杜甫学历史的高度，对邵宝的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唯夫春意无私，而日光犹有偏照。
从学术发展的渊源上说，邵宝《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以杜解杜的阐释方法，是直接继承单复《读杜愚得》的阐释方法，并加以发展，而达到完善的境地。它既是一种文献阐释方法，也是杜诗研究的方法。其要点是准确把握杜诗的主旨，并加以表达。对杜诗全诗用古文翻译成白话式的方法，加以解说。它的最大优点是比较忠实于杜甫诗歌的原意，引导读者去领略杜诗的思想。在杜诗学穿凿附会风气弥漫的情况下，这种以杜解杜的方法，适逢逆水舟迟，显得尤为可贵。这种以杜解杜的方法，在明代成为杜甫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对后世的杜甫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杨慎对杜诗有关内容进行了考证。考证杜诗中的“罗些城”即南诏乐些城，明代作“摩些”。他说：“《唐书》：骠国之地‘南尽冥海(即今滇海)，北通南诏罗些城，东北距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乐些，即杜诗所谓‘和亲罗些城’是也。今作‘摩些’。其字虽异，地一也，音一也。”(《升庵诗话补遗·乐些城》)认为杜诗的《赠花卿》为赠当时蜀中猛将花敬定，讽刺他僭用天子礼乐。他说：“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花卿名敬定，丹稜人，蜀之勇将也。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但见空灵霞石峻拔，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唐世乐府，多取当时名人之诗唱之，而音调名题各异。杜公此诗在乐府为《入破第二叠》。……杜子美七言绝近百，锦城妓女独唱其《赠花卿》一首，盖花卿在蜀颇僭，子美作此讽之。当时妓女独以此诗入歌，亦有见哉。”(《升庵诗话》卷八《子美赠花卿》，另《绝句衍义·杜子美赠花卿》与此条内容大致相同)杨慎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很多注本皆引此说为《赠花卿》之解。杨慎以花敬定为花卿，可备一说。而详诗意，花卿应是歌妓。杨慎之说不能作为定论。
一
杨慎(1488—1559)，字用修，新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师廷和子。正德六年试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世宗即位，起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帝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帝怒，后贬云南永昌尉。长期生活在永昌。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杨慎幼警悟，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著有《升庵集》八十一卷，《外集》一百卷，《遗集》二十六卷。杂著多种。《明史》卷一九二有传。
杨慎的杜甫研究著作，有杨慎刻《李杜诗选》的《杜少陵诗选》批点，(《杜少陵诗选》六卷，《四库全书总目》的总集类存目评此书说：“杜甫诗凡二百四十余首，前后无序跋，多载刘辰翁及慎评，其去取殊无别裁，盖闵氏以意抄录，（二）解说杜诗诗意的部分，取配李氏并行耳。”)其余关于杜甫的研究散见于他的诗话和其他著作中。
二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也是重要的杜甫学家，在杜甫学上有很大的建树。闵映璧《杜少陵诗选》序说：“我朝杨太史用修阅上批骘之，才致所关，但经拈出，偶一寓目，辄欲搔首问天。是少陵之神得诗以传，诗之神复得用修以传。”(《杜少陵诗选》)对杨慎捧得太高，不能令人信服。但恐兵戈扰攘为可忧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人对杨慎杜诗学的推崇。
杨慎研究杜诗有自己的视角。他特别注重从“言志”的角度来研究杜诗。他认为杜甫是屈原似的伟大诗人，其诗是雅士骚人的诗。他说：“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余谓太白，仙翁侠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丹铅总录》卷一八《评李杜》)杜甫确实是封建社会最具有儒家风范的饱经忧患的诗人，他的作品正是写他的社会经历和思想，具有雅士骚人的韵致。杨慎的说法很有新见。
杨慎对杜诗也作了一些很好的校勘。他的校勘往往结合其他版本，结合诗的内容进行考证，方下断语，故非常精确。校“舍”应作“社”：“韦述《开元谱》云：‘倡优之人，取媚酒食，居于社南者，呼之为社南氏。居于社北者，呼之为社北氏。’杜子美诗‘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后人不知，乃改‘社’作‘舍’。《君不见》阐释云：“公简旧友苏徯之作。”(《升庵集》卷六十八《社南社北》)校“短褐”应作“裋褐”：“杜少陵《冬日怀李白》诗：‘裋褐风霜入。’惟宋元本仍作‘裋’，今本皆作‘短褐’。裋音竖。二字见《列子》。”(《升庵集》卷五八《裋褐》)校“天”不作“天阅”：“杜工部《龙门奉先寺》诗‘天窥象纬逼’，或作‘天阅’，殊为牵强。张表臣《诗话》据旧本作‘天窥’，引《史记》作‘以管窥天’之语，其见卓矣。余又按《文选》潘岳《秋兴赋》‘窥天文之秘奥’注引陆贾《新语》‘楚王作干溪之台窥天文’。杜子美，精熟《文选》者也，纪其空灵山水之胜而作。言沄沄逆浪之中，其用‘天窥’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纬’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义矣。子美复生，必以余为知言。‘天窥’，窥天也。‘云卧’，卧云也，此倒字法也，言窥天则星河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中之殊于人境也。”(《升庵集》卷五七《天窥象纬逼》)校“握节”应为“秃节”：“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杜少陵诗一卷，‘握节汉臣归’乃是‘秃节’。‘新炊间黄粱’乃是‘闻黄粱’。以道跋云：‘前辈见书自多，不似晚生，但以印本为正也。’慎按《后汉书·张衡传》：‘苏武以秃节效贞。’杜公正用此语。后人不知，改‘秃’为‘握’。晁以道徒知宋子京之旧本，亦不知‘秃节’之字所出也，况今之浅学乎？”(《升庵集》卷五七《秃节》)校“山东”应为“东山”：“杜子美诗‘近来海内无长句，汝与东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东李白’。按乐史序《李白集》云：‘白客游天下，以声妓自随，效谢安石风流，自号东山，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子美诗句正因其自号而称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统志》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类，而引杜诗为证，近于郢书燕说矣。噫，寡陋一至此哉！”(《升庵集》卷一○《东山李白》)这些校勘虽不一定作为杜诗文字定本的依据，但可作为重要的校勘异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杨慎认为杜甫在艺术上有绝大的开拓，把诗歌艺术推向了极致。他说：“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陵始。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鸾辂生于椎轮，龙舟起于落叶，山则源于覆篑，江则源于滥觞。今也，譬则乞丐沾其剩馥残膏，犹之瞽史诵其坠言衍说，何惑乎！道之日芜，而文之日下也。”(《升庵集》卷六《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所谓“畅”即可随心所欲地表现思想。艺术极为丰富，极为成熟，涉笔成趣，天地广阔。物极必反，最盛的时候也是衰微的开始。说古诗从杜甫开始走下坡路，形成美好的意境。其代表性的解说，也是事实。
杨慎注意对杜甫创作道路和经验的总结。他认为创作需要多读书，杜甫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主要的经验之谈。他说：“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读书虽不为作诗设，然胸中有万卷，则笔下自无一点尘矣。今日士夫，争学杜诗，不知读书果曾破万卷乎？如其未也，不过拾《离骚》之香草，丐杜陵之残膏而已。又尝记宋宣政间，文人称翟汝文、叶梦得、汪藻、孙觌四人。孙尝自评曰：‘吾之视浮溪，浮溪之视石林，各少十年书，石林视翟忠惠亦然。’识者以为确论。今之学文者，果有十年书乎？不过抄《玉篇》之难字，效红勒之轧辞而已。乃反峻其门墙，高自标榜，必欲晚古人而薄前辈，何异‘蚍蜉撼大树’乎？”(《丹铅总录》卷一九《读书万卷》)深刻阐发杜甫重视读书对创作有重要作用的思想。因思向日遗恨，耻为达人所嗤诮，而回舟卜居，诚亦延赏山川佳处，岂不领略其要妙哉！”(卷一)阐释非常准确、生动、明白，完全传达了杜诗的意蕴，传达了杜诗的神韵。
杨慎认为杜甫诗的艺术，是在学习《文选》艺术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发展，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杜子美亦多是效《选》诗，后渐放手；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逸不可当。”(《升庵诗话》卷七《学选诗》)“须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选》诗又李杜之所自出。”(《升庵诗话》卷七《刘须溪》)“谢宣远诗：‘离会须相杂。’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别筵’之句，往往用通俗而优美的语言逐句解说杜诗，实祖之。颜延年诗‘春风壮风涛’，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之句，实衍之。故子美谕儿诗曰‘熟精《文选》理’。”(《升庵诗话》卷八《杜诗本选》)《文选》所选的作品，是齐梁以前作品的精华。杜甫正是在继承前代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而成为伟大诗人的。杨慎总结了杜甫继承和发展的创作思想，总结了杜甫所走的创作道路，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杨慎一般是将杜甫和李白并称的，把李杜看作诗坛并峙的双雄。但由于文艺理念、审美情趣、艺术好尚等因素，也表现出抑杜尊李的倾向。杨慎说：“盛弘之《荆州记》巫峡江水之迅云：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杜子美诗云：‘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李太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虽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愦愦。白帝至江陵，春水盛时，行舟朝发夕至，云飞鸟逝，不是过也。太白述之为韵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升庵诗话》卷七《巫峡江陵》)单就这里所举的李白和杜甫的诗而言，李白确实胜过杜甫，杨慎的话不无道理。但从宏观来说，所形成的意境与杜诗本身的意境相当接近。《宿次空灵岸》云：“公自岳之潭，李白和杜甫的诗各有所长，各有成就，总体上旗鼓相当，难分轩轾。杨慎有意标新立异，强分优劣，以偏概全，无意中落到了“谤伤”杜甫的境地，有时对杜甫诗有激烈的批评。仇兆鳌说：“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杜诗详注·杜诗凡例》)公允地说，杨慎对杜甫是非常尊崇的，推杜甫为最伟大的诗人。但对杜甫的某些评论失之片面与偏颇，影响了他在杜诗学上的成就。身逢此地，山水颇佳，可营居室，少舒闷怀。
四杨慎
杨慎特别强调杜诗的抒情性，故强烈反对杜诗为“诗史”之说。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栝柏掩映奔峭，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为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如刺淫乱，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家寡妇诛求尽’也。山川毒瘴，亦何足畏。叙饥荒，则曰‘牂羊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与讪讦，得以观经历之妙，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丹铅总录》卷二一《诗史误人》)虽然杨慎反对“诗史”说太偏激，批评杜诗太露也表现出他文艺批评中保守胶固的一面，但他强调杜诗是抒情诗，强调杜诗像《诗经》一样“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却是非常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