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用按语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见解,或与前人的论点商榷。一部学术著作,应该有自己的学术见解,并形成体系,才算一部高水平的著作。仇兆鳌在长期对杜诗进行集注的过程中,对杜诗有深入的研究,他的主要心得表现在对杜诗的分章阐释中,而有些他认为好的见解也放在诗后。《戏为六绝句》(卷一一),仇兆鳌说:“少陵绝句,多纵横跌宕,能以议论摅其胸臆。气格才情,迥异常调,不徒以风韵姿致见长矣。”杜甫的有些绝句确实以议论为主,纵横捭阖,形成其独特的风格。仇兆鳌的评论是很精彩的。有些考证也很有力。《冬日怀李白》(卷一),仇兆鳌说:“李集有《尧祠赠杜补阙》诗:‘我觉秋兴逸,谁言愁气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相宜。烟归碧海少,雁度青天迟。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段成式《酉阳杂俎》谓杜补阙即杜子美,公此诗用李诗迟字以和之。其说非也。公遇李时尚为布衣,其授拾遗,在至德乾元间。且补阙、拾遗官衔不同,岂可强作傅会耶。”仇兆鳌之说甚是。杜甫未做过补阙,故李白的诗不是赠杜甫的。而杜甫的诗与李白的诗在内容上无关联,故杜甫的诗也不是和李白的。仇兆鳌的考证破前人谬说,有利于李白、杜甫关系的深入研究。《卜居》正本清源,力破众说之谬。仇兆鳌说:“公《壮游》诗云‘鉴湖五月凉’,盖深羡山阴风景之美。今见浣花幽胜,仿佛似之,故思乘兴东游,此快意语,非愁叹语。诸说纷纷,总于诗意不合。张谓东向山阴,意在访郑虔也。按公崎岖入蜀,方构草堂,岂能舍妻子而远寻故人?其说迂矣。周珽谓欲东归洛阳,须从山北阴处上船而去。按成都无山,不当以溪畔为山阴,其说凿矣。顾宸谓公欲万里而至山阴,则冕之为人可知。此似作憾冕之词。按公至成都,在乾元二年十二月。次年三月,以李若幽为成都尹,时公方卜居,而裴亦将去矣,焉得有不足之词?其说亦无据也。”仇兆鳌对《卜居》的理解是正确的,力破旧说,虽无新意,但使人们不为谬说所蔽,使其回到正确的轨道,也是对学术的贡献。
《杜诗详注》是清代朴学盛行的产物,是民族诗歌研究方法的结晶。一方面,作者尽量汇集历代关于杜诗研究(广义的研究,包括注释)的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成果,汇集各种有关杜诗的重要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杜诗详注》集注所用的原著,有的已经亡佚,这些所存的集注之文,就弥足珍贵。)同时作者进行新的注释,包括对前人研究错误的甄别与批评,提出自己的新的见解,它是一部包含着著者鲜明学术创新的、以阐释为中心(或者说以集注为特点)的、汇集历代杜甫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集成和创新在这里达到了很好的结合。它是杜甫研究史上的高峰。就内容的丰富而言,就影响的巨大而言,在它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巨著,在它之后,也还没有产生过能与之比肩的巨著。
当然,《杜诗详注》也有严重的缺陷。一方面因为作者并非清代最杰出的学者,在学识方面还没有达到宏博精深的境界,一方面也因为这样一部包罗万汇的著作,难免出现很多错误。故而《杜诗详注》一方面很受推崇,一方面也颇受指责。杨伦《杜诗镜铨》和浦起龙《读杜心解》对《杜诗详注》都有批评与纠正,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更是一部批评《杜诗详注》的专著。我们认为,《杜诗详注》主要有以下缺陷:
(一)解说和注释存在大量错误。到清代,已经有大量的杜诗注释存在,这对集注来说很方便。然而,《杜诗详注》却将有些错误的注解采入集注中。《阆水歌》“巴童荡桨欹侧过”,解说者没有读懂原文,本来是巴童在船上荡着桨欹侧从江上走过,而解说者误解为“桨欹侧”。“巴童荡桨欹侧过”与“水鸟衔鱼来去飞”两对,句式完全一样。“水鸟衔鱼来去飞”的“来去飞”的是水鸟,而不是鱼在来去,那么“巴童荡桨欹侧过”的“欹侧过”的是巴童,而不是“桨欹侧”。同时,阆中的嘉陵江非常宽,“桨欹侧”,人在岸上是难以看清的,而船工荡桨侧身的姿态却历历在目。同时,船工欹侧荡桨,姿态优美,富有诗意,而写桨欹侧则味同嚼蜡。《上水遣怀》“我衰太平时,身病戎马后”,仇兆鳌说:“太平指天宝以前,戎马,指至德以后。”其“太平指天宝以前”即不符合杜甫原意,应包括天宝时期才对。实际上,杜甫是说安史之乱前,我不为世所用,身心衰惫,安史之乱后,我奔窜逃难,身体多病。这说明仇兆鳌对杜诗的理解还没有达到正确精微的水平。
(二)有些见解浅薄,评论卑陋。研究杜诗,应该有伟大的胸襟、非凡的学识,才会有高明的见解。关于李白与杜甫,仇兆鳌往往从抑李扬杜出发,不顾事实,乱发议论。《冬日怀李白》(卷一),仇兆鳌:“今考: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鲁郡石门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时酬应之篇,无甚出色,亦可见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剀切矣。至于天宝之后,间关秦蜀,杜年愈多而诗学愈精,惜太白未之见耳。若使再有赠答,其推服少陵,不知当如何倾倒耶?”考的前半部分说李白赠杜甫的诗“无甚出色”,已使人不能信服,而后半推测如果李白天宝后见到杜甫诗当如何倾倒,则更加无聊。明知不是事实,说来有什么用。《羌村三首》(卷五),仇兆鳌评:“杜诗每章各有起承转阖,其一题数章者,互有起承转阖。此诗首章是总起。次章,上四句为承,中四句为转,下四句为阖。三章八句为承,中四句为转,下四句为阖。此诗法之可类推者。”杜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羌村三首》是他的名诗,艺术上有很多创新。而仇兆鳌用作八股文的起承转合的方法来评论杜诗,将一篇奇妙精彩的诗评得只剩起承转合四个枯骨。这不是在阐扬、评论杜诗,完全是在亵渎杜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下,仇兆鳌评论说:“今按,《北征》诗尚带率语,如‘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将真情真事信笔写来,黄彻谓如转石于千仞之山,势也。学者尤之过甚,亦未窥其远大者耳。若此诗(按: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悲愁激切,而语皆雅饬,更无疵句议矣。”本来,仇兆鳌所举的《北征》中的六句诗,运用细节描写,表现杜甫安史之乱回到家中与家人见面的惊喜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表现战乱中别离的人们还家的景况,极为真实生动,非常富有艺术创造性。而仇兆鳌以传统的“雅饬”为标准,来进行评论,便显得尴尬与矛盾。既肯定它,又带有否定;认为它是“率语”,又承认它“如转石于千仞之山”,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说深说透,故将对《北征》的主要评论放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
(三)见识不高,别裁不精,有不少冗杂的注释和辑评,也有一些当注、当详者没有注释和辑评。杨伦曾说:“至近时仇注,月露风云,一一俱烦疏解,尤为可笑。”(《杜诗镜铨凡例》)《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卷三)“应是雨催诗”集注:“赵曰:东坡诗‘飒飒催诗白雨来’句,本于杜诗。”作为注释,实在多余。《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五)诗末集评:“苏轼曰:七言之伟丽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而后寂寞无闻。欧阳永叔云‘苍波万古流不尽,白鸟双飞意自闲’,又‘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驾争先矣。小生亦云‘令严鼓角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露布朝辞玉关塞,掉书夜到甘泉宫’,亦庶几矣。”苏轼的评论并无高见,且主要谈宋代诗歌,辑入辑评中已嫌不够格,而仇兆鳌更在苏轼基础上引申,大谈宋诗的雄伟激壮:“今按:米南宫《浙江潮》诗‘天排云阵千军吼,地涌银山万马奔’,陆放翁诗‘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又云‘云埋废苑呼鹰处,雪暗荒郊射虎天’,又云‘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皆雄伟激壮,可参唐人佳句。”这样的辑评对阅读杜诗没有益处,只是徒增累赘而已。相反,有些应有注释的,却未注释。《北征》(卷五)“仗钺奋忠烈”的“仗钺”只注了出处:“《书》:左仗黄钺。”应有疏解。又《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五)“欲知世掌丝纶美”的“丝纶”也只注了出处:“《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应有疏解。《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卷一〇)是杜甫的名诗,前人多有评论,而《杜诗详注》却没有辑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
(四)对前人材料梳理不够,集注引用材料有不少失误。集注理应引用最早的、完善的注释作为注释,而《杜诗详注》对前人的注释钻研、熟悉不够,往往抛弃最早的注释,而用后代的注释。《悲青坂》(卷四)的“青坂”,郭知达本已有注释,钱注本用郭知达本注释。《杜诗详注》不用郭知达本注释而用钱注,显然错误。《不见》(卷一〇)的“匡山读书处”的“匡山”,郭知达本注释颇详。《杜诗详注》不用郭知达本注,不用宋人注,而用明代杨慎《丹铭录》之说“《丹铭录》谓指彰明县南之匡山”,真是舍本逐末,很不恰当。
《杜诗详注》作为古代杜甫学的巅峰之作,却有如此多的缺陷,称不上精湛之作,这是令人遗憾的。这表明杜甫研究确实非常难,与此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一〇王士禛
一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阳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时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擢礼部主事,迁户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讲,迁为侍读。为国子监祭酒,迁少詹事。任兵部侍郎,调户部。迁刑部尚书。后罢,归故乡。王士禛是清代著名诗人,又以博学著称于当时,著述甚富。主要作品收入《带经堂集》。王士禛的杜甫研究成果散见于其著作中。
二
王士禛是大官僚,又是文坛领袖与文艺理论家,他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这就形成了他独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从儒家的观点和官僚的立场出发,王士禛对杜诗的思想性评价非常高,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虽是“戏论”,却堪称的评。所谓“圣语”,就是杜诗所表达的思想为人们的指导思想,是人们思想行为的指南,这样的评价,在封建社会可谓最高评价。
杜甫之作为“圣语”,在王士禛看来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其一,杜甫将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化为了诗的气骨,贯穿诗的一切方面;其二,感时纪事,本之于诚,使其诗成为诗史。他说:“独是工部之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冠古轶今,则人有大成之号。不有拟古浮辞,而风谣俱归乐府。不有淫佚艳靡,而赠答悉本风人。故登吹台于梁宋,则支离东北风尘。栖江阁于夔州,则漂泊西南天地。故浑脱浏漓,只如其自道,顿挫独出,能此者几人?”(郎廷槐《师友诗传录》三〇)忠爱之说,乃为人所常道,史诗之说,也是早已有之。但王士禛论述深刻,而且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他超过前人的地方,也是他创新的地方。王士禛还特别强调杜甫之作的“诚”,他说:“盖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这里的诚实非一般的诚实,而是“气”的“诚”。它是事实的诚、思想的诚,也是内容的诚、艺术的诚。也就是说,杜甫做到了内容最大的真实,达到了一般人没有达到的艺术真实的境界。王士禛用“诚”来提升他对杜诗表达忠君爱国和杜诗是诗史的论述,形成了关于杜诗内容评价的理论体系,论述非常完整和深刻,也是有创见的。
王士禛对杜诗的艺术论述很多,也很精彩。从宏观上说,他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一位最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能集大成,也善于创新。关于集大成,前人论之已多,王士禛所论又有创新。他借汪洪度的话说:“纵观载籍,由汉魏以迄于今,大而塞乎无垠,细而入乎无间,集古今之大成,敻万象而独出者,莫先杜陵,尊之曰圣,诚莫与京矣。”(《居易录》)一般说集大成,是集诗歌艺术之大成,而王士禛所谓的集大成,是集一切文章技巧之大成,集一切文化之大成,其见解又进了一大步。而这个说法,更能反映杜甫集大成的实际。对于杜甫的创造,其论述甚多。不仅称赞其语言技巧的创新,尤为称赞其格调和体裁的创新。“至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师友诗传录》二六)王士禛特别强调杜甫的“变”:“杜之《新婚》《无家》诸别,《石壕》《新安》诸吏,《哀江头》《兵车行》诸篇,皆乐府之变也。”(《师友诗传录》三)“李杜始大变其(指其古换韵法)格。”(《师友诗传录》一三)所谓变,就是创新之意。正是集大成和大创造,形成杜诗伟大的艺术魅力。“诗至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无异词者。七言大篇,尤为前所未有,后所莫及。盖天地元气之奥,至杜而始发之。”(《带经堂诗话》卷四《纂辑类》)虽所论为七言大篇,实际上适合一切体裁的诗。的确,王士禛的话非常有见地,正是因为杜甫最善于继承和创新,杜诗才有那样无可比拟的巨大艺术力量。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其秘诀也在于此。
王士禛认为杜甫诗的风格是高浑典厚、苍凉悲壮,而其基本艺术方法,就是以赋为主,而兼比兴,即将赋比兴结合运用。“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雅,四曰颂,五曰比,六曰兴。夫六义之序,以赋次风者,何也?元晏先生所云:‘赋也者,因物造端,敷弘而体理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是赋者,古诗之流也。雅颂之则,于是乎托,比兴之音,于是乎俪。故讽喻抑扬之音以寓,涵蓄消停之义以存,是真风雅之正则也。流极其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辞博诞绝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纤毫之内。祖构之士,雷同附和,罔知所终。’至杜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教之白太傅讽喻诗《秦中吟》之属,及王建、张籍新乐府,倍觉高浑典厚,苍凉悲壮。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以贯六义,无遗憾矣。”(《师友诗传录》二六)王士禛以传统的文艺理论来观照杜甫,对杜诗的风格和艺术方法的把握非常准确,论述非常深刻。
王士禛对杜诗的艺术也有具体论述。他认为杜诗长于议论和叙事。“至于议论和叙事,自别是一体。故仆尝云,五七言有二体,田园丘壑,当学陶韦,铺叙感慨,当学杜子美《北征》等篇也。”(《师友诗传录》五)王士禛还认为杜甫的语言是最美的,“句法杜老最妙”(《然镫记闻》七)。
从各种体裁诗的成就来说,王士禛认为杜甫很多体裁的诗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谈七律云:“学诸家七律(指王维、李颀等),久而有所得,然后取杜诗读之,譬如百川而至于海也,此是究竟归宿处。”论七古云:“七言古诗,诸公一调。唯杜甫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敢抗行。李白、岑参二家,别出机杼,语羞雷同,亦称奇特。”(《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评价极高,但非常公允。
对具体的诗的艺术,他也有精彩的论述。如谈杜甫《登高》和《滟滪》二诗:“七言律有以叠字益见悲壮者,如杜子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江天漠漠双鸟去,风雨时时龙一吟’是也。”(《带经堂诗话》卷三《真诀类》)论杜甫《高都护骢马行》云:“《高都护骢马行》:此子美少壮时作,无一句不精悍。”(《石洲诗话》卷六《渔洋评杜摘记》)谈杜甫《子规》诗云:“常爱杜诗‘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又明初人诗‘数家茅屋临江水,一路松风响杜鹃’,写蜀江风景宛然在目。”(《带经堂诗话》卷一二《佳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