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杜诗系年。浦起龙更看重系年编排。他说：“编杜者，编年为上，古近分体次之，分门分类者乃最劣。盖杜诗非循年贯串，以地系年，以事系地，其解不的也。余此本则寓编年于分体之中。”(《读杜心解·凡例》)编文集以编年为上也是古人流行的观点。《读杜心解》既以分体编排为主，故编年便另外建立一个系统。其编年体系为：（一）作《少陵编年诗目谱》，将能系年的诗一一分别列于其下。其前有小序云：“往近体裁，卷分各种，既不病其夺伦；迁流人事，义取互相，或颇嫌乎离立。将以还诗史之面目，厥唯寓年谱于篇题，若网在纲，其比如栉。为便读计，则古、律、绝六集，居然案部就班。为尚论资，则玄、肃、代三朝，从此发凡起例，作编年诗目谱。”(《读杜心解·凡例》)（二）在分体中，将诗分时期。如“卷二之三(七古)：起代宗大历元年讫五年”，在开头作简要的年谱：“《纂年谱》，大历元年，公在夔，寓西阁。二年春，迁赤甲，寻迁瀼西。秋，往来东屯、瀼西之间。三年正月，去夔出峡。三月至江陵。秋，移公安。冬晚，之岳州。四年正月，自岳之潭，未几，入衡山。夏，复回潭。五年夏，复自潭避乱入衡。欲如郴州，至耒阳不果。秋，回湖湘，竟以寓卒。”所编年谱虽然简略，但还比较细，有助于读者了解杜甫的行踪和事迹，作为读诗的参考。在同一时期中，将诗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另外，他在注中还对能确切系年的诗进行了准确的系年。这就形成了《读杜心解》完整的编年体系。
浦起龙对杜诗编年下了一番功夫。他的编年理念与方法都有可取之处。他说：“盖旧本以编年非其时，而诗失其旨者，动以百数也。道在准居处，酌时事，证朋游，得者八九矣。其无甚关系，无从印合者，略依旧次，不敢妄有牵附焉。”又说：“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互勘，而年月昭昭矣。”(《读杜心解·凡例》)他借鉴前人(鲁訔、蔡梦弼等)编年的成果，继续深入研究，又有创获。
《读杜心解》的编可谓煞费苦心，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有明显的缺陷。既要以分体编排为主，又寓含按年编排，本身就很难处理好，再加上《纂年谱》的内容，怎么看怎么别扭。不过，浦起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古人虽认为诗以编年为上，但对具体诗的编年，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可，故浦起龙方才采取寓编年于诗体编排之中这种方法。
三
浦起龙对杜诗注释非常重视。为了杜诗的注释，他做了大量有关准备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知识积累。他说：“昔人云：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地，不可与言杜。今且于开元、天宝、至德、乾元、上元、宝应、广德、永泰、大历三十余年事势，胸中十分烂熟，再于吴、越、齐、赵、东西京、奉先、白水、鄜州、凤翔、秦州、同谷、成都、蜀、绵、梓、阆、夔州、江陵、潭、衡，公所至诸地面，以及安孽之幽、蓟，肃宗之朔方，吐蕃之西域，洎其出没之松、维、邠、灵、藩镇之河北一带地形，胸中亦十分烂熟。则于公诗，亦思过半矣。诗中关合地志处，不可悉数，间又涉天官家言。注家承讹于地志，十有三四，至举天官等书，则不谬者十无一二矣。今地界则取衷于《唐书》，而证之舆图，统志以求其合。历历白榆，举目了然也。唯《伤春》诗之执法则指势星而言，《晋·志》以后无此名，参之石氏《星经》始定。当时乱端不一。其大头脑，前曰安、史，后曰吐蕃，曰藩镇。他如蜀之徐知道，段子璋、崔旰，湖南之臧玠辈，又错起其间。注家遇说乱处，往往东西混淆，甲乙回迕。此亦大费考核。又其时稔乱不已，宦竖典兵。重帅权，轻守令，贵武夫，贱儒术，劳遣戍，困征徭，三致意焉。最足考镜世变，亦特为捻出。”(《读杜心解·发凡》)浦起龙进行广博的知识积累，并对前人注释的得失进行总结，形成了自己的注释思路，这些都为他的杜诗注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是《读杜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浦起龙认为注释主要是注古事、古语和时事。而他的注释主要是吸收前人的成果，特别是清代学者钱谦益、朱鹤龄和仇兆鳌的成果，自己也有所发明。他说：“凡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语，曰时事。古事、古语自鲁訔、王洙、师氏、梦弼之徒，援据亦略备矣。其谬者，牧斋、长孺驳正特多。近时仇搜罗更富，集中节采，大率本此三书。间有参议论著，十得二三耳。”(《读杜心解·发凡》)他对诗的写作背景的分析时有新见。《前出塞九首》注：“王嗣奭《杜臆》：天宝间，哥舒翰征吐蕃事。愚按：征西已久，不必泥定哥舒，与《兵车行》所指之事同。”诗没有哥舒翰征吐蕃的内容，浦起龙认为就是写西部战争的诗，比较切合实际。在处理注的问题上从实际出发，不拘守一隅，注解往往通达。《游龙门奉先寺》(《读杜心解》卷一，以后略去书名)：“‘天阙’‘云卧’，诸说纷纷。王安石改为‘天阅’，蔡兴宗正义作‘天窥’，是欲以虚对虚也。文翔凤云：‘伊阳之北山，如云卧然。’将‘云卧’与‘天阙’俱作地名解，是又欲以实对实也。其说俱不稳。朱注则曰：‘古体诗何必拘拘偶对。’似属超解矣。然此诗中四，却非散体。按‘天阙’字出韦述《东都记》，其为地名无疑。若‘云卧’，正形容宿处之高迥，定属虚用。而‘云’自与‘天’对，‘卧’自与‘阙’对，正以不执死法为文家妙用。”他的说法很有道理。虽是解，却应归入注的范围。《海棕行》(卷二)注“左绵公馆清江濆”的“左绵”：“《蜀都赋》：‘于东则左绵巴东。’按：左绵，对蜀都而言。旧注谓绵居涪水左，误。”浦起龙所注甚是，对旧注有所匡正。《读杜心解》非常重视用杜甫的自注来注杜诗。由于有的刻者和注家不重视杜甫自注，甚至认为不是真正的杜甫自注，故一些版本大量删削。《读杜心解》则非常重视杜甫自注，总是尽量搜罗，尽量用在注中。浦起龙说：“题下篇中时载原注，公自注也。昔人以谓王原叔、王彦辅诸家附益。今细绎之，伪者文字必平顺，其枯涩者断属的笔，悉照原文登录，坊本多仼意削去，或混列注中俱非体。”(《读杜心解·发凡》)杜甫的自注是诗的内容的重要补充和说明，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对理解杜诗非常有益。《山寺》注：“原注：章留后同游得开字。”通过原注可以知道诗作于梓州，和梓州刺史章彝同游西作，由此可知诗的写作的地点和大致时间。《奉寄别马巴州》(卷四)注：“原注：时杜甫（“杜甫”二字当衍）除功曹参军，在东川。”原注使我们理解杜甫时除功曹参军，对理解诗的“功曹非复汉萧何”等内容大有好处。
《读杜心解》的注也有明显的缺陷。
最大的缺陷是注太简略。《读杜心解》既然有注，理应为人们提供有助于文字内容理解的重要材料。一些必须要注释的没有注，必须要引书证的没有书证。《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翠旗淡偃蹇”注：“《七发》：翠旗偃蹇。”(《七发》本来是“旌旗偃蹇”，引文有误。)注不完善。《长门赋》：“淡偃蹇而待曙兮。”李奇注：“淡，犹动也。”理应用《长门赋》和李奇注。又“坡陀金虾蟆”，“坡陀”本应作注，而未注。“金虾蟆”注：“《埤雅》：一名蟾蜍，或作詹蜍。”只注了虾蟆，未注金虾蟆。而“钮琇曰：按《潇湘录》唐高宗患头风，宫人穿池置药炉，忽有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奏之，放之苑池”，虽然杜诗并不是用此故事，但可参考。《草堂》(卷一)注：“邛州在成都西。”“剑阁在成都北。”《九日寄岑参》“步履随春风，村村自花柳”注：“暗使潘岳河阳事。”《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天笑不为新”注：“天笑，见《说苑》。”注释都有些草率，过于简略。
《读杜心解》的注释还有明显的错误。有时曲解文意。《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卷一)解：“‘问升斗’，旧云：问酒数，吾谓是问生产也。见有此好官，不须记挂口料，不怕没饭吃。吾曹今日，只管开怀痛饮。”问酒数，正是开怀痛饮，问生产则说到一边去了。看似有意出新，实际是封建正统思想作怪，把他的思路引到岔路上了。《新安吏》“次选中男行”注：“顾炎武曰：唐制：人有丁、中、黄、小之分。天宝二载，令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根据下文“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中男应是未成年而身体短小者，而顾注为十八岁，无论从古今看，皆已成人，便无所谓“短小”，故中男应按古代一般所指十六岁为是，顾炎武所注未确。
四
《读杜心解》的主要精力在解上，其主要贡献也在解上，故其集名为《读杜心解》。
《读杜心解》对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解释，新见迭出，往往能把握诗的主旨，进行深入分析，给读者以启迪。而在艺术上也能抓住杜诗的特点，精微阐扬，使读者领略其妙处。
好的学术研究成果，大都缘于研究者有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浦起龙在杜诗研究上有很大的创新，是根源于他总结前人杜诗研究的得失，力求通过了解杜甫的时代与杜甫的生活和思想，去全面理解杜甫和杜诗。通过全面理解杜甫和杜诗，再从实际出发，理解作品的具体内容，力求把握作品的精髓与特点，不乱想，不臆断，不粉饰，力求按杜甫的本意去解说杜甫。浦起龙说：“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合乎百氏之言十三，离乎百氏之言十七。合乎合，不合乎不合，有数存焉于其间。吾还杜以诗，吾还杜之诗以心，吾敢谓信心之非师心与？”又说：“解之为道，先篇义，次节义，次语义。语失而节紊，节紊而篇晦。紊斯舛，晦斯畔矣。而说者每喜摘一句两句，甚或一两字，别出新论，不顾篇幅宗主如何归宿，上下文势如何连缀。此最害事，凡是必痛削之。”(《读杜心解·发凡》)这些话都充分表现出他卓越的研究见解与方法。
《读杜心解》特别重视对诗的思想内容的解说。它根据诗所传达的基本思想，确立解说的中心；通过对语言和章节的解说，结合实际生活和时代背景，对基本思想加以阐扬。对于主题思想明确的诗，在点明主题思想后，重点挖掘诗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思想和精神，挖掘杜甫对社会的关照和社会意义。《又呈吴郎》(卷四)：“公向居此堂，孰知邻妇之苦，听其窃枣以活。吴郎新到，不知其由，将插篱护圃。公于东屯闻之，吃紧以止之，非既插而责之也。首句提破，次句指出可怜之人，下皆反复推明所以然。三、四，德水所云出脱邻妇，又照育邻妇者。着‘恐惧’字，体贴深至。盖窃食者，其情必恧而怯也。五、六更曲，妇防远客，几以吴为刻薄人，因属多心也。此又德水所谓回护吴郎，又开示吴郎者。末又借邻妇平日之诉，发为远慨，盖民贫由于征求，由于‘戎马’，推究病根，直欲为民社者告焉。而恤邻之义，自悠然言外，与成都《题桃树》同一神味。卢云：‘百种千层，莫非仁音。’知言哉！若只观字句，如嚼蜡耳，须味之于无味之表。”诗的解析准确而透辟。诗的主旨就是要吴郎不要插篱而任邻妇扑枣，又深刻阐扬当时的官府征求是百姓贫困的根源，表现杜甫对带给百姓灾难的战乱的忧虑，表现杜甫关心、同情百姓的仁爱之心。这样的解对读者阅读和理解杜诗有很大的帮助，是真正的“心解”。《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卷一)：“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断不宜如朱、仇诸本，琐琐分裂。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而起首用‘许身’比‘稷契’二句总领，如金之声也。结尾用‘忧端齐终南’二句总收，如玉之振也。其‘稷契’之心，‘忧端’之切，在于国泰民困。而民为邦本，尤其所深危而极虑者。故首言去国也，则曰‘穷年忧黎元’。中慨耽乐也，则曰‘本自寒女出’。末述到家也，则曰‘默思失业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则其所谓比稷契者，果非虚语，而结忧端者，终无已时矣。”浦起龙从杜甫的安邦治国的政治理想入手，转到分析杜甫的民本思想，结合诗所表现的当时的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说明杜甫对国家所潜伏的巨大危险的忧虑。剖析剀切，而又非常有创意，其解析非常有功力。《读杜心解》对于主旨含蓄的诗，其解说则主要围绕将诗的主旨解说明白、透辟而进行。其具体方法是在认定诗的主旨后，结合诗写作的社会背景与杜甫的思想生活，对诗的段落和语言进行分析，力求笃实而显豁。《除草》：“除草以喻除奸也。起四句总领。‘曾何生修阻’者，言何尝尽在辽远，虽肘腋间亦有之。‘毒甚蜂虿’，领去之贵速。‘多弥道周’，领去之贵尽。中间十二句一段，分两层看：前六，言去之速。后六，言去之尽。末四句，觉眼中一爽，速与尽兼收在‘芟夷’二句中。结出‘疾恶如仇’四字，略露本意。申涵光谓正义多则反浅者是也。〇从来去奸而奸反为害者，不速不尽故也。解此诗者，总不得肯綮，非胸有千古，目有时艰，深识祸乱之源，历鉴优柔之弊，未易语此。”诗的主题就是讲除奸的道理，即除奸要果断彻底，否则会为奸所害。浦起龙认定这样的主题符合诗的本意。其阐释准确深刻，最难能可贵的是不穿凿附会。
《读杜心解》也重视对杜诗艺术性的阐释。它往往抓住一首杜诗表达内容的突出特点，着重分析它的创造性。因而它的解说往往与内容结合在一起，贴切，精彩，有新意。《赠李白》(卷一)：“天宝三载，太白由翰林供奉被放东游，与公遇于东都，公赠之此诗也。太白栖神世外，自相遇之后，即有齐州受箓，王屋访隐之事。其地皆于梁宋为近，所谓‘梁宋游’者，必邂逅盟心之语。公述其语为近，则李是主，身是宾也。今乃先云自‘厌’‘腥膻’，将托迹神仙，而后言李亦有‘脱身事幽讨’之志。自叙反详，叙李反略，则似翻宾作主，翻主作宾矣。不知其自叙处多用‘青精’‘大药’等语，正为太白作引。落到李侯，只消一两言双绾。而上八句之烟云，都成后四句之烘托。明乎彼此虚实之用，可与说杜矣。”诗以结构为视角，分析诗似拙实巧、大巧若拙的特点，颇有独到之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卷五)：“元微之言曰：‘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亦数百。’其所推服，首在斯篇。顾于观是诗制局运机之妙，在于独往独来，乍离乍合，使人不可端倪。如篇首数语，层层伏案，此十面之埋伏也。如当筵听曲，蓦入长安，借明主怀贤，搭上郑李，此陈仓之暗度也。如以怀贤搭郑李，却只写其诗才，将功名按住。既就郑李写诗才，忽接自身北望，将两人截住，此栈道之烧绝也。如以答书问之语，群述瀼西贫况，使实处皆虚，以勖登朝之语，隔开就访本怀，使连处反断，此临晋之疑兵也。直到天明出峡，而后若夔若荆，若己若郑李，一齐合拢，此诸侯之皆会也。乃于出峡就访处，夹入求禅，其实只因便道带出篇尾之根，主意却专在访友，此又云梦之伪游也。至若尾末处，归到‘刮膜’‘离铨’，前尘影事一切扫空，此直鸟尽而弓藏矣，故知善用多多，尤在善能将将，千古唯龙门有此笔阵。杜老以俳偶律切之体，与之分道扬镳，不亦异乎！后来如白傅《代书》一诗，岂不条鬯流美，然只是始叙同官，中言被谗，末致怀思，视此不免直头布袋。然则元氏所云，还说得自家一辈诗。至少陵堂奥，未在未在。善乎遗山子之论诗也：排比铺陈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论述杜诗层次结构的复杂多变，照应关锁的严密精细，充分表现出他对杜诗的精细揣摩和深入研究，故能发前人所未发。
《读杜心解》的解说成就是多方面的，但缺点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