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梅谱》开篇即言“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概括了当时梅花时尚的广泛性。同时的杨万里言“呆女痴儿总爱梅，道人衲子亦争栽”杨万里《走笔和张功父玉照堂十绝句》其三，《诚斋集》卷二一。，稍后的吕胜己说“便佣儿贩妇，也知怜惜”吕胜己《满江红》，《全宋词》第1759页。，更是强调了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对梅花的知赏。范氏《梅谱》记载了当时杭州卖花者人工温室催梅开花出售的情形，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诸色杂货”记载当时市售的四时花卉中列有梅花、蜡梅，可见梅花是当时重要的花卉商品。生产和市场总是适应消费需求而出现的，市场的活跃反映了社会需求的旺盛，而这类杂货市场大多是面向一般市井社会的，由此不难想见当时一般市民中形成的欣赏和消费群体。当然，这样的商品市场不是梅花所独有的，梅花只是当时市售四时花品中的一种。但梅花报春第一枝的特色又使其获得非同一般的关爱。一般民众对梅花的喜爱是与夏历春节前后一系列年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从六朝晋宋以来，立春和人日（正月初七）民间形成了馈赠和佩戴罗绢彩花以为祥瑞的风俗。梅花花期最早，因而所制彩花（花胜）多为梅花，两宋之际立春、人日等三春节庆游宴之风更盛，而其重点则移到元夕。从宋太宗朝以来上元宵禁大开，游春活动煞是热闹。在这一系列市井习俗中，绢纸梅花是较重要的应时妆饰物。到了南宋，由于气候温润，梅花花期适当其时，鲜花折枝与纸绢彩胜一起成了人们时行的饰物。洪适《浣溪沙·以鸳鸯梅送钱漕》：“只恐轻飞烟树里，好教斜插鬓云边。”《全宋词》第1376页。无名氏《添字浣溪沙·红梅》：“折得一枝斜鬓插，坠金钗。”同上，第3638页。周密《探春慢·修门度岁，和友人韵》：“箫鼓动春城，竞点缀、玉梅金柳。”同上，第3269页。又《武林旧事》卷二：“元夕节物，妇人皆带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说的都是元宵前后梅为春饰的情景。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无款《大傩图》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4册第122页、图八七。中舞者方冠或斗笠上插有梅枝，这可以说是当时民间插梅闹春风俗的一个真实写照。这种鼓乐喧闹的情景在张镃的《玉照堂梅说》中被视为赏梅禁忌，但却很能反映梅花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梅花不仅在各种游宴娱乐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各种物质制造中，梅花作为原料和装饰题材的现象多有所见。首先是在饮食中，梅之果实运用历史悠久，但在南宋，与士大夫阶层爱花至于餐花嚼蕊一样，市井出售的杂食小吃中出现了以梅花命名的制品，如《梦粱录》卷一六“茶肆”中记载的梅花酒、“荤素从食店”中记载的梅花饼。前者当是消暑饮料，取梅花清韵冷香之意，后者当是花色点心，掺花取香或五瓣象形而得名，其创意总出于赏梅风气的影响。同时，据《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载，以干、鲜梅实为原料的面果杂食和菜肴比之北宋更是名目众多。
在出土的南宋墓葬、窖藏器具、服饰中，以梅花为装饰和造型图案的物什屡有所见。如1971年江苏南京江浦黄悦岭张同之夫妇墓出土的五瓣银碟和银杯南京市博物馆《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文物》1973年第4期。，1980年四川平武龙安镇出土的窖藏梅枝型银杯冯安贵《四川平武发现两处窖藏》，《文物》1991年第4期。，口径都取梅花五瓣造型，内侧或外侧表面雕刻梅花图案，后者（四川窖藏银杯）杯上有一梅花老枝造型的柄，使整个杯形更像一个折枝老梅。同时的陶瓷装饰中也出现了梅花图案，如江西宜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吉州陶黑釉剔花梅花纹瓶《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第2册第157页、图一八七。，瓶身绘制的是一个类似于墨梅构图的黑地白纹梅花图案。纺织品中梅花题材的图案也较普遍，如1975年福州北郊浮仓山南宋淳祐三年（1243）黄昇墓出土的服饰和丝织品中有梅花流苏丝织图案、梅花水仙山茶花边图案和松竹梅三友缎面图案等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北郊南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第7期；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江西德安出土的南宋周氏墓中也出土了一些类似梅花和三友图案的纺织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报告》，《文物》1990年第9期。。
这些金属、纺织、陶瓷制品显然都用以供应士大夫之类的上流社会，但其制造者却是地位低下的无名工匠。他们大量设计和运用梅花、三友等图案和造型显然是受士大夫阶层赏梅兴趣的影响。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茶肆”：“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同书卷十三“夜市”所记商品中就有“梅竹扇面儿”。现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沈子蕃缂丝《梅花寒鹊图》就是一幅典型的丝织版文人梅花图。文人好尚通过各种途径为市井社会附庸效仿，这大大增强了梅花好尚一类新兴文化时尚的社会影响力，获得广泛的民众基础，这是梅花形象突破士人人格“图腾”，进一步走向公共意象、民族象征的一个良好兆头。从另一个方面说，对这一时尚的发展也是一种丰富和促进。无名工匠们发明的各种装饰图案虽然受到文人绘画的影响，但又有自身的审美传统和技术风格，如纺织品上的三友图案多为三物连体的穿枝线描造型。市井和士林各有其时尚逻辑，宋代文化建设中“雅”“俗”关系是一个深刻的课题，两者的对立统一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前述张镃《玉照堂梅品》所列梅花的“憎嫉”与“屈辱”共26条，其中人事方面如“赏花动鼓板”、“酒食店插瓶”等主要是针对世俗大众的，正是梅花时尚的从者日众、滥为新俗，激发了士大夫精英分子进一步别出心裁、俗中求雅、雅中更雅。如此雅俗两间的张力激发营造起梅花文化生活的广阔空间和浓郁氛围，这是宋代梅文化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表征。就通俗文化方面而言，这种繁荣局面促进了民间大众对梅花形象的认识和喜爱。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梅花装饰图案和工艺造型，开启了后世工艺装饰中梅花图案的先河。此前东晋谢安造新宫“梁花画早梅”可谓是滥觞，而宋以后梅花图案则成了工艺装饰中最常见、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南宋正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
八、总结
上述是南宋赏梅风气的主要方面，体现了梅花受推尊的基本状况。最后我们有必要就这一时期有关梅花的基本认识作一简单的总结。作为梅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其思想认识也构成了梅花审美的极致，代表了对梅花形象的最高礼赞，奠定了梅花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梅花被推为群芳之首、花品至尊。唐宋之际，花卉审美中的一大收获是牡丹的发明与形成审美时尚，唐人有“国色天香”之说，又许为“富贵”之花，入宋则进号“花王”，推为芳国首席，终北宋之世殆无异议。到南宋，正如范成大《梅谱》开篇所说：“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轻重。”北宋后期人们于梅花已多推重之言，但大多着意其品格的高雅别致，其地位不出牡丹“花王”之右。如南北宋之交形成的梅花“清友”的说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又如刘一止《道中杂兴五首》其二：“姚黄花中君，芍药乃近侍。我尝品江梅，真是花御史。不见雪霜中，炯炯但孤峙。”《全宋诗》卷一四四五。梅花之高，但只是乌台清吏直臣而已，而牡丹、芍药更在其上。南渡后观点逐步变化，梅花的地位不断攀升，“群芳退舍，顾凡下，非伊朋侣”王之道《东风第一枝·梅》，《全宋词》第1149页。。“文杏徒繁，牡丹虽贵，敢夸妍妙。”史浩《水龙吟·次韵弥大梅词》，《全宋词》第1274页。“秾华敢争先，独立傲冰雪。故当首群芳，香色两奇绝。”程俱《山居·梅谷》，《全宋诗》卷一四一五。到了范成大著述《梅谱》的南宋中期，梅花的至尊地位已完全确立。南宋后期陈景沂《全芳备祖》备载花、果卉、草、木、农桑、蔬、药七部自称四百余种，实一百二十余种植物的资料，其中花部以梅花为首，牡丹、芍药、红梅、蜡梅、琼花、玉蕊逐居其次。作者自序中提到这些排列是有讲究的：“凡有花可赏、有实可食者固当录之，而不容后也。至于洁白之可取、节操之可嘉、英华之夐出、香色之俱全者，是皆禀天地之英，皦然殊异，尤不可不列之于先也。”陈景沂《全芳备祖》第10页，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这段话几乎可以视作对书中梅花列居首位的一种专门说明，代表了当时花卉品鉴中梅为至尊的时代共识。
（二）梅花的神韵特征和象征意义得到充分的揭示。南宋初黄大舆《梅苑》所收李子正《减兰十梅》序：“花虽多品，梅最先春。”“玉脸娉婷，如寿阳之傅粉；冰肌莹彻，逞姑射之仙姿。不同桃李之繁枝，自有雪霜之素质。香欺青女，冷耐霜娥。”“偏宜浅蕊轻枝，最好暗香疏影。”李子正《减兰十梅》，《全宋词》第995页。无名氏《选冠子》：“休问庾岭止渴，金鼎调羹，有谁如得。傲冰霜，雅态清香，花里自称三绝。”无名氏《选冠子》，《全宋词》第3619页。这些可以说代表了北宋后期对梅花审美特征的基本认识，梅花凌寒敷荣、花色素淡、暗香幽妙、姿态疏雅，在三春芳菲姹紫嫣红中是一“非常之标格，别有一种之风情”李子正《减兰十梅》，《全宋词》第995页。。在这些神韵和品格认识的基础上，南宋进一步深化，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进展：
1以古梅的发明为核心，梅花的枝干形象进一步彰显，由林逋以来重视枝影横斜的闲静幽雅，发展到对整体树形枯瘦、老苍、古淡意味的追求，梅花形象体现了更多意趣化、理想化的色彩。
2人格象征色彩的强化。南渡前后，许多文人认为把梅花比作美女——苏轼等人多出此言，不如比作高士贤人更切合梅花的格韵。以美女喻花是花色女色品鉴中极其古老的表达方式，以高雅幽洁的女性形象比拟梅花，虽能有效地揭示梅花的独特神韵，但在南宋人看来这不免沾染脂粉气，影响了梅花刚正之气、庄严之姿的发挥。事实上美人喻花多少保留了花色形似的因素，而喻为高人贤士则纯然表达精神境界。“此花不必相香色，凛凛大节何峥嵘。”“神人妃子固有态，此花不是儿女情。”熊禾《涌翠亭梅花》，《勿轩集》卷八。南宋流行的高人隐者、贞士直臣比喻拟议，使梅花形象越来越成了鲜明的人格象征符号，其品格境界也上了一个新台阶。随着嗜梅群体的增加和认识的深入，传统的春色游赏情态逐步演进为南宋后期艺植表德、品格标榜的普遍风气。
3气节情操立意的强化。北宋时以林逋为先导的梅花审美重在抉发其闲静幽雅的意趣，苏轼之寄托也重在高雅超逸，其思想基础多在庄禅逍遥一派。“可怜和靖拘香影，更笑花光着色空。自许铁心坚晚节，渠能粉面向春风。”刘克庄《诸人颇有和余百梅诗者，各赋一首》其二，《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二○。进入南宋后，梅花的凌寒独步、老树遒枝等骨格因素备受重视，气节、风骨之意愈益迈进，儒家道德名教之义深入渗透。梅花形象由“高士”闲隐之好进为“君子”比德之象，道德意志内涵大为增强，体现了宋代儒道复兴，儒释道三教深入融合，封建伦理道德意识不断强化的时代特色和思想深度，梅花因之成了更纯粹、更具社会共鸣的“比德”符号。
由于上述思想认识的大力推进，到南宋后期梅花形象地位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思想流派的广泛参与，使梅花形象及其意义推演周至：“惜树须惜枝，看花须看蕊。枯瘦发纤秾，况此具众美。”陈傅良《咏梅分韵得蕊字》，《止斋集》卷四。“谛观毫发无遗恨，始信名花集大成。”袁燮《病起见梅花有感四首》其二，《絜斋集》卷二四。“似惠和、伊任与夷清，兼三德。”李曾伯《满江红》，《全宋词》第1285页。“违物行归廉士洁，傲时身中圣人清。”曾丰《赋梅三首》，《缘督集》卷六。“御风栩栩臞仙骨，立雪亭亭苦佛身。”曾丰《梅三首》其二，《缘督集》卷七。“花中有道须称最。”葛天民《梅花》，《无怀小集》。梅花成了众美毕具、德范隆备的象征形象，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三）梅花欣赏文化充分展开。这个时期，对梅花的推重贯彻到生活与艺术的各层面，形成了梅花审美文化传统的丰富景象和深厚土壤。梅文化体现于社会生活和艺术创作的许多领域，前面几部分的论述已提供了园艺、文学、绘画、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这些不同层面梅花审美欣赏的信念和意趣、方式和方法自成一体，而又相互交叉渗透、熏陶晕染，奠定了中华民族梅花文化生活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