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典籍，通常称为佛经、藏经。“藏”的梵文原意是盛放各种东西的竹箧。佛教学者借以概括佛教的全部经典，有近乎“全书”的意思。“经”是纵线的意思，取其能贯穿摄持各种佛教义理的意义。也是仿照儒家用“五经”、“六经”名其著作，以示尊崇。藏经，广义地说，又称“三藏经”。三藏包括“经藏”，即以佛祖释迦牟尼口气叙述的典籍；“律藏”，即戒律，约束言行的规定；“论藏”，即从理论上解释、发挥经的著作。佛教典籍分经、律、论三部，故称“三藏经”。藏经，狭义地说，专指三藏之一的“经藏”部分，其中包括相传为释迦牟尼所说而由后世门徒结集的经典，和历代以“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如是”，经中的佛语；“我闻”，说经者自言，即“我所听到的”。“如是我闻”，即“我闻如是”。）形式创制的经典。佛经亦称“契经”，以示契合道理和众生的要求。三藏经卷帙浩繁，为形容其量多、量全，也称“众经”、“群经”、“一切经”、“大藏经”。我国隋唐时代以来，多称佛典为大藏经，简称“大藏”。佛教还称自己的典籍为“内典”，称佛教以外的，即所谓世俗的、“外道”的典籍为“外典”。
大藏经原指汉文佛教典籍，现泛指一切文种的佛典丛书。除汉文大藏经外，有巴利文的南传大藏经，以及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和日文的大藏经。其中最重要的是汉文、藏文和巴利文的大藏经，尤其是汉文大藏经最丰富、最完备。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但佛教典籍在全世界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汉译本是现存各种译文大藏经中的巨擘，在各种大藏经中居于重要地位。
佛教典籍中最主要的是印度佛教学者的著作，其次是中国佛教学者的著述，此外，还有朝鲜、日本等国佛教学者的论著。大藏经经过印度多次经典结集，中国等地僧人的撰述，不断增补编修，从贝叶缀缕，到翻译、抄写、石刻，进而雕印成书，浩浩两万多卷，洋洋数千万言，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博大浩繁的一部大丛书。佛教经典内容非常丰富，它广泛地包含了佛教以及有关文化——政治思想、伦理、哲学、文学、艺术、习俗的论述。因此，它不仅是研究佛教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古代东方文化的重要资料。
§§§第一节佛典的结集
释迦牟尼在世宣传佛法时，只是口授身传，并没有文字记录的经典，弟子奉持佛法也是各禀师说。释迦牟尼去世后，他的弟子为了避免佛教教义日久散失，也为了防止其他“外道”异说渗入佛法，使后世佛门弟子永远有所遵循，于是有结集佛典之举。所谓结集，按照我国通常的解释，含有编辑的意义。但梵文结集的原意是僧众大会，是集体会诵经典。其仪式是，先召集众比丘依戒律法组织大会，会上选出最有威望的比丘一人为上座，他登上高座述佛所说，众比丘无异议，即算是全体通过，公认为与释迦牟尼在世所说相符。印度民族惯于记忆和口头秘传。佛经最早的结集，只是通过答问的形式，把释迦牟尼所说的教法编成简短的语句，以便佛门弟子们能够共同背诵。后来流传书写的做法，将共同认可的佛法书之于贝叶（贝多罗树叶）上面，并用来传之后世。可见，佛经并不是释迦牟尼的著述，而是集体的创作。相传在释迦牟尼去世后的400年间，共进行了4次结集，形成了小乘佛教经典。
第一次结集：在佛灭即释迦牟尼去世后三四个月，由他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主持，选出五百比丘（也称罗汉），在王舍城附近的毕波罗窟中结集经典。由多闻第一即最有学问的阿难比丘背诵释迦牟尼在世时所说的法（经藏）；又由持戒第一即以严守戒律著称的优婆离诵出释迦牟尼制定的僧团戒律（律藏）。他一共诵了80次，所以名为《八十诵律》。这次结集，佛教史上称为第一次结集。又因其结集有五百比丘参加，也称“五百结集”。这次结集只是口诵，并没有写本，但后来的经典写本，又以此为始基。
第二次结集：约在佛灭百年后，由长老耶舍（陀）比丘主持，在毗舍离城波利迦园召集七百比丘解决戒律的疑问。因为对戒律的理解各有不同，结果分为两派：一派多系长老，名“上座部”；一派人数众多，名“大众部”。此后百年内大众部又分为八部。
第三次结集：约在佛灭200多年以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定佛教为国教，佛教因而日益兴盛，但同时也有外道之徒混入佛教徒中歪曲佛教的教义。这时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集合一千比丘，在华氏城结集。目的是为了清除掺杂进来的非佛教教义。帝须在会上阐发佛理，抨击异说，自此以后有了经、律、论三藏。这次结集后始有巴利语和梵语的记条。约过100年上座部又分出十部。
第四次结集：在佛灭后400年，于迦湿弥罗城（罽宾城）举行。对此次集结的说法有两种：一是北传佛教记载，在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时，胁尊者召集五百罗汉，以世友菩萨为上首，结集佛语，编集和注释三藏。二是集五百罗汉和五百菩萨，以迦旃延罗汉为上首，马鸣菩萨为笔者，造论发挥佛说。
以上是佛教小乘经典形成的简况。至于佛教大乘经典的形成，虽有结集和秘密结集的传说，但都没有史料的确凿说明。大乘经典是经时久远渐次而成的。这其中虽有释迦牟尼的教义，但更多的是后人敷衍而成。许多以“如是我闻”形式创制的典籍，虽然都标榜是亲自听释迦牟尼所说，其实都是后代作者的发挥。在古代的印度，个人是不被重视的，有的佛教著作连作者的姓名都不署，而是假托释迦牟尼所作。相当多的佛教文献实际上是世世相传，代代修订，渐进积累的结果。
§§§第二节佛典的翻译
我国翻译印度的佛教典籍大体上有汉译、藏译、傣译三个系统。
一、汉文译经
我国汉译佛典的翻译方法，大体经历了从“口授”即口头诵出到经本的翻译的过程。初期译经基本上是根据译人口头诵出的经本内容翻译，如东汉时的安世高、支娄迦谶就如此。甚至东晋时的僧伽跋澄、僧伽提婆、昙摩耶舍、弗若多罗、昙摩流支等也还是凭记忆口诵经本，然后再书写成汉文。佛经原本是后来尤其是南北朝以来才广泛传到中国的。佛经原文是由各种文字写成的。印度佛经以梵文经典占主要部分；再是曾在印度西北部和中亚细亚通行的佉留文，这种文字后来因梵文的复兴而被淘汰，佉留文的经本自然也就失传了。第三种是由印度南部地方口语几经演变而成的巴利文。由于印度佛教是经过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因此当地的安息文、康居文、于阗文、龟兹文的佛典文本，也成为汉译佛典的原本。西域各地语言的佛典又称为“胡本”。六朝以来，对佛典原文已有胡、梵的区别，重梵本而轻胡本。汉译佛经翻译，大约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东汉至西晋。这个时期翻译佛经并没有计划性，遇到什么翻译什么。译经者大多为西域僧人，他们大多不懂汉文，只得请汉人作译经的助手；而助译的汉人又不懂外文。这就给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此时译出的经不少，但多是零品断简，不成系统，而且翻译的文体也没有确立，译本词不达意，质量不高。这个时期算是探索阶段。
第二个时期，东晋二秦。这一时期的译经工作有一定进展。开始由一两人的对译趋向于多人的合译，即集体翻译，分工也较细致、具体。译经者主要是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大多数并不懂汉文，但个别的人，如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中文虽不精通，然可通晓文义，有助于提高译文的质量。鸠摩罗什主译佛典标志着译经事业已开始进入成熟期。此时又由于兴起西行求法之风，如中国的僧人法显、智猛、智严也都通梵文、各自都有译本，标志了汉人独立翻译的开始。这个时期翻译的佛教各类经典较为全面，成绩可观，并为佛教门户壁垒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此时的佛教学者还都重视总结翻译的经验教训，如道安指出了翻译中存在的“五失本三不易”问题，即五种偏向和三个不易翻译的问题。“五失本”指：（1）句法倒装；（2）好用文言；（3）删去了反复咏叹的文句；（4）删去了段落中解释的文句；（5）删后段复牒前段的文句。“三不易”指：（1）既须求真，又须喻俗；（2）佛智悬隔，契会实难；（3）去古久远，无从博证。（详见《出三藏记集》卷8《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抄序》）强调翻译要不失本，力求符合原文本意。道安主张直译，稍后的鸠摩罗什主张意译。《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说：“什每为（僧）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意思是说，印度很注重辞体华美，佛经中偈颂是四句一组的诗歌，可以配合音乐唱诵。译梵为汉，虽存大意，但辞体不相类，偈颂的音律也不同了。这好比嚼饭喂给人吃，不仅失去味道，而且使人恶心呕吐。说翻译犹如“嚼饭与人”，这是绝妙的比喻，也是鸠摩罗什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艰辛的体会。
第三个时期，南北朝。佛典要籍至东晋时代已初步译出，此后佛教学者的兴趣和精力转向研究、会通，创立学派。对佛典的翻译相对地说不及东晋二秦时重视了。而翻译的重点也由经典转向论典，如真谛的所译就体现了这种特色。
第四个时期，隋唐。佛典翻译到了隋唐时才真正成熟，其突出特点和基本标志是由精通教义、通晓梵汉语言的中国僧人担任主译。同时翻译制度也日臻完善，译经的目的性明确，系统性增强。唐代贞观年间由唐玄奘主持译事，这是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鼎盛时期。玄奘既具有极高的佛理造诣，又兼通梵汉语言文字，译出了大量很有水平的佛典，他的译经被称为“新译”。史载，玄奘译经“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唐高僧传》卷5）
苻秦时道安在关中曾组织过译场，以后姚秦王朝更设立了国立译场，请鸠摩罗什主持译事。此后译场日益增多。至唐代玄奘更设立庞大的译场，由朝廷派钦命大臣在译场作监护大使。唐代佛经译场译经的程序和分工大约是：（1）译主。即译场的主持人，翻译的负责人。也称译家，负责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2）证义。又称“证梵义”。地位仅次于译主。与译主评量梵文，以正确理解梵文经卷的原意，并评判译文的意义与梵文有何不同，以便修正。（3）证文。也称“证梵本”。听译主高声诵读梵文，以验明诵读是否有误。（4）书字。也称“度语”，还称“译语”、“传语”。根据梵文原本，用中文译出相应的梵音，即音译。（5）笔受。又称“执笔”，将梵音译成中国的语言文字。如书字写梵音“素怛览”，笔受即译成中国经卷的“经”字。（6）缀文。又称“次文”。因梵汉的语言习惯与句子结构不同，需要有人根据情况调整文句的结构，顺理文词。（7）参译。又称“证译”。将译出的汉文再翻回梵文，两相对照以明正误。（8）刊定。又称“校勘”、“铨定”、“总勘”。刊削冗长和重复的句子，使文句更为简练、准确。（9）润文。又称“润色”。负责润色文辞。（10）梵呗。唱经人按照新译出的经文的音韵高声诵唱，以检验其是否顺口悦耳。从以上译经的过程可见，当时的汉文经本是经过十分严肃认真的工序的产物，是集体智慧和众人劳动的结晶。玄奘对翻译工作还规定了“五不翻”的原则：“（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术；（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是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周敦颐：《翻译名义集原序》，见《翻译名义集新编》）玄奘的此项规定强调忠实审慎，不勉强译意，饱含了译者的苦衷和经验。
第五个时期，宋代。这是汉译佛经的尾声。唐宋五代战乱频仍，译经事业濒于废绝。赵宋一代又有所兴起，太宗设立了译经院，组织译经，译出的典籍以密宗的居多。宋初统治者鉴于密宗典籍中有的内容过于淫荡，也对译经加以限制，所以盛况远不如隋唐。而自此以后汉译佛典的事业也就告终结了。
从我国汉译佛典的历史来看，绝大部分汉译佛典完成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其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被称为“四大翻译家”。有姓名记载的佛典翻译家有200多名，共译佛典2100余种，6000余卷。印度佛教典籍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
二、藏文译经
西藏地区自公元7世纪传入佛教后到12世纪，这期间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藏文译经主要是根据梵文原本，梵文所缺则据汉文、于阗文本转译以补不足。14世纪后半叶，蔡巴噶举的噶多吉编订了“甘珠尔”，日喀则夏鲁寺的布顿·仁钦朱编订了“丹珠尔”，从而构成了藏文大藏经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的“正藏”称“甘珠尔”，意思是佛语部、佛的言教部分，收入了经、律和密咒三方面的著述，相当于汉文藏经的经、律两部分内容，共107箧，1055部。“副藏”称“丹珠尔”，意思是论部。包括经、律的阐明和注疏、密教仪轨，即赞颂、经释和咒释三部分，共224箧，3522部。此外还有“松绷”，是为藏族僧侣的著述。藏文大藏经的内容约4/5是汉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尤其是密宗部分。清代时藏文佛典还被译为蒙文、满文，刻成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
三、傣文译经
印度巴利语系佛教约在13世纪初叶经缅甸传入我国，流传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和德宏的傣族地区。由于方言的不同，用来译经的文字有三种：西双版纳傣文（傣仂文）、德宏傣文（傣哪文）和傣绷文。佛经内容分经、律、论三藏和藏外典籍四大部分。其中经藏最多，有5372部，论藏只有7部，属于小乘佛教的上座部思想体系。
佛典的翻译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佛教典籍以宗教信仰的思想体系，素质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从远隔千山万水的异域印度传来，给中国文化输入了新因素，带来了新刺激。佛典卷帙浩繁，它的发展如汹涌波涛，全面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变动。佛教典籍以其特有的作用而烙印在中国汉以来的漫长历史之中，留待人们去总结、评说。
§§§第三节中国僧人的撰述
随着佛典翻译和介绍的增多，中国僧人对佛教义理领会逐渐加深，自两晋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学者更是勤于创作，以自己的著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三藏”的内容。中国僧人的撰述成为佛教典籍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了区别于印度佛教、反映中国佛教特点的著作，这些著作在佛典整体中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