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吸取印度佛教雕塑，到与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相融合，再到中国化的过程。这可以从敦煌、云冈、龙门等著名的石窟艺术中，看出其艺术风格的演变。
中国佛教雕塑大约始于东晋时代，如戴逵父子就是著名的雕塑家，雕塑佛像极为精美。相传戴逵曾为会稽山阴灵宝寺作木雕无量寿佛和胁侍菩萨，初步完成后隐于幕后，听取反应，反复修改，三年才最后完工。这是高度重视雕像的艺术性，以使群众感到亲切，易生信仰的生动一例。石窟佛像的开凿始于苻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沙门乐僔在甘肃敦煌凿一石窟雕造佛像。后来敦煌莫高窟又发展出一种泥塑艺术。泥塑因涂有色彩，也称彩塑。敦煌莫高窟的彩塑，系以泥和夹作成造像，再加色彩，这是中国雕塑艺术中最特殊的一种，是中国古代雕塑家的一项创造。彩塑的形式多种多样，相当于浅浮雕、高浮雕等，是雕塑和绘画相结合的一种艺术。莫高窟的彩塑，异常精美壮丽，可谓旷古绝今之杰作。由于泥塑木雕的艺术较之金石雕刻更能得心应手地施展雕塑家的天才和妙技。因此，自唐宋以来，各地寺庙都盛行泥塑木雕，洞窟石刻造像逐渐被代替，这也是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一大演变。
早期的佛教造像，大多以印度佛教艺术为母范，往往直接取法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图像，印度气息甚浓。如大同云冈的石佛洞，西部昙曜五洞佛像宏大，高达数丈，庄严巍峨，其造像风格与印度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犍陀罗国创始者，原为公元1世纪入主其地的大月氏人（住敦煌附
近），后疆域扩大，建都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城。这里曾为希腊人长期占领，留下了希腊风格的雕塑艺术。犍陀罗人吸取古希腊末期的雕刻手法，并加以发展，形成了表现雄健、华丽、优美以及人体肉感美的艺术特色。）和笈多艺术（笈多艺术：印度笈多王朝（约320—535）时佛教艺术（如阿旃陀石窟）有很大发展，其特点是，佛像弯曲的头发变为珠宝帽式，腰部由粗壮变为苗条，眼睑下垂，表现安宁静谧的气氛。衣服由宽敞变为合身，由多层变为单层，衣纹变为新月形，富律动美。）颇相近似。中部六美人洞的乐舞伎六美人，是印度古美人的面影，美人微笑长跪帷幕中，婉丽肥硕，是犍陀罗式的姿势。中部藻井上的飞天，肥短如小儿，与印度笈多雕像近似。至于西部小洞多系北魏晚期雕造，飞天削肩瘦长，衣带飘逸，与中部飞天的形象全然不同，体现了中国化的风格。随着北魏从大同迁都到洛阳，龙门石窟也相继开凿，至唐高宗、武后而达到顶点。龙门石窟造像躯干颀长，肌肤丰润，比例匀称，形貌典丽，垂眸微笑，温雅敦厚，富于人情味。奉先寺的大佛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形态，也是唐代雕刻的顶点。龙门石窟造像与早期云冈石窟造像相比，更显示出中国传统的优秀民族作风和民族风格。
中印佛教雕塑艺术的区别，主要表现在造像的形式上，尤其是面相、花纹、服装等方面。这种形式上的差异又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常任侠先生在《佛教与中国雕刻》中指出：印度是热带，所以佛像衣着单薄，而且多偏袒右臂，裸露胸膛。如云冈第17窟至第20窟的本尊，衣服从左肩斜披而下，至右腋下，衣服的边缘搭在右肩上，右胸和右臂都裸露在外。衣褶为平行、隆起的粗双线。这是“偏袒右臂式”。云冈第8窟和第20窟的左右夹侍则是“通肩式”，宽袖的薄薄的长衣紧贴身上，随躯体的起伏，形成若干平行弧线，领口处为披巾，自胸前披向肩后。这两种衣服式样，在早期佛教造像中十分流行，大概是从印度传来的式样。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服装式样，如云冈第16窟的本尊是“冕服式”，衣服为对襟，露胸衣，胸前有带系结，右襟有带向左披在左肘上，衣服较厚重，衣褶距离较宽，作阶段状。这是从印度式样到中国式样的过渡。唐代以后，佛像更加中国化了。雕塑家选取美与健康的造型，使造像表现出美与力量。如六朝面相多是丰圆的，后期又较为瘦长，唐代则是颊丰颐满。衣服和配饰较北朝复杂和华丽得多，具有温暖的触觉感。实际上，唐代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支配下，将外来的佛像式样统一化，从而以中国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佛教雕塑对中国传统雕塑的影响是，在内容上由以表现人和动物为主题，变为着重表现佛、菩萨的宗教信仰崇拜；在技巧上由简明朴直发展到了精巧圆熟；在风格上由雄伟、挺秀转为庄严、富丽。佛教雕塑虽然带来了神秘的内容，但是从艺术角度来说，它毕竟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前进。
§§§第三节佛教绘画
佛教绘画是佛教引发信仰热忱、扩大宣传影响的一种重要工具。佛画可以形象地传播佛教教义，也可以供佛教信徒礼拜敬奉，还可以备寺院殿堂庄严之用。佛教学者往往以佛画为宣扬佛道的第一方便。大乘佛教经典特别强调绘画佛像的功德。如《贤劫经·四事品》说：“作佛形像坐莲华上，若摸画壁缯布上，使端正好，令众欢喜，由得道福。”《贤愚经·阿输迦施土品》还具体说，释迦如来过去世中，曾请人画八万四千如来像，分送各国，令人供养。由于这样的功德，生后形相端正殊妙，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并且自致成佛，涅槃之后，还当得八万四千诸塔果报。由于佛经宣传绘画佛像可以成佛，这种明确的许诺和直接的鼓励，使佛教绘画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扬。
在佛教画像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绘画已有独立的发展，如汉代绘画就已形成了朴直古劲的风格。在佛教绘画艺术传入中国之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画家吸取佛教绘画的技术，推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至隋唐时，南北统一，画家们进一步融合了民族传统，使佛教绘画创作达到顶峰。宋以后随着佛教由盛转衰，佛教绘画也渐趋衰落了。
史载，佛教初传时也从印度带来了佛画。在佛画的影响下，汉明帝曾令人画佛，“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魏书·释老志》）这大概是中国画家自作佛画的滥觞。汉代擅长作佛教画的画家不多，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善于佛教画的名画家相继出现。六朝时代，佛画更是绘画的中心，凡能绘画的，都能作佛画。最早的有东吴画家曹不兴，他根据来中国传教的康僧会带来的佛教画本摹写，画像身体比例十分匀称。西晋时著名画家有张墨和卫协。卫协曾绘七佛画，人物不敢点睛，时有“画圣”之称。汉代绘画，比较简略，卫协绘画渐趋细密，他的艺术手段曾左右了一时的风习。东晋时大画家顾恺之，也是擅长佛画的突出的大作手。他画像注重点目睛，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此指眼珠）中”，提出“以形写神”论。相传顾氏在建康（南京）瓦棺寺壁上绘维摩诘居士图，光彩耀目，轰动一时。南朝宋陆探微，学顾恺之画法，笔迹周密，笔势连绵不断。南朝梁代张僧繇，擅长佛画，继承中印度壁画的风格，用浅深渲染的手法，分出明暗的阴影，富于变化，笔墨简练，自成样式，有“张家样”之称。北齐曹仲达，来自中亚，他绘佛教画，衣服紧窄，多为印度笈多艺术式样，具有特殊风格，创立了“曹家样”。
唐代佛画，特别是壁画的发展，可谓空前绝后盛极一时。当时壁画多出于名家之手，如吴道子，集诸画家之大成，为古代佛画第一人，有“画圣”之称。他曾在长安、洛阳寺观作佛道宗教壁画300余间，绘画笔迹磊落，洗练劲爽，势状雄峻，生动而有立体感。因用状如兰叶或莼菜条的笔法来表现衣褶，有飘举之势，人称“吴带当风”。又因用焦墨勾线，略加淡彩设色，也称“吴装”。后世把他和张僧繇的画法并称“疏体”，以区别于顾恺之和陆探微劲紧连绵的“密体”。吴道子的画风，对后来人物画的影响很大。唐代中叶以来，佛教禅宗盛行，禅宗直指人心，提倡顿悟，轻视形式，不重佛像，佛画渐趋衰微。禅宗的超然襟怀，任运旷达的人生哲学，又最易和自然自在、萧疏清旷的山水融为一体。唐代大诗人、大画家王维，耽于禅悦，性喜山水。他的浓淡墨色的山水画，富有诗意，被后人称为“画中有诗”。他改变了中国以往传统山水画的风格，开创了超然洒脱、高远淡泊的画风，对后来中国画的发展影响很深。唐代佛画内容比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烂，表现的境界也更为宽阔，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后，佛画更多地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技法，逐渐不同于印度风格；而且画家的兴趣也不在佛画方面，而转向山水花鸟，这样也就逐渐与佛教内容相脱离，逐渐变为追求美的纯艺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