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科学属于不同领域，佛教与自然科学有其对立的一面，也有其统一的一面。佛教徒的物质生活、宗教实践和宗教宣传，使佛教在医学、天文和印刷术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佛教与医学的联系不是偶然的，佛教的寺庙多集中在远离都市的山区，寺庙僧人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需要有和尚兼任医生专门医治疾病。佛教讲乐善好施、普度众生，济世治病也是寺院的一大功能。中国佛教寺院有的设专科，有诊堂、药室，为患者治病。如浙江萧山竹林寺女科，历史悠久，遐迩闻名，一度门庭若市。唐代寺院立的福田院或悲田院，就是养病院。宋代政府的安济坊（救济机关）置官医，也往往请僧人担任。现在有的藏传佛教寺庙还设有专门学习医学的经学院。我国敦煌石窟壁画和藏经洞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医学史料，遗书中有近百件医药文书。其中有已知的我国最早的一幅有关口腔卫生的绘画，还有不少久已失传或书目上未见记载的医书，都是弥足珍贵的。唐代名僧鉴真，也是一位名医，相传著有《鉴真上人秘方》，他将中国的医药以及建筑、雕塑介绍到日本，增进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佛教与天文学的联系也不是偶然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与季节变化密切相关，而季节变化和天象直接相连，所以古代都重视对日、月、星等天体现象的观察。由此各国也都流行占星术，以观察星辰运行、人事祸福。还依据天象编制历法作为计算年、月、日的时间系统。唐高僧一行，也精通历法和天文。他与人同制黄道游仪，用以测定恒星的位置和研究月球的运动。又与人根据实测，在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出子午线一度的长度。他还订有《大衍历》，这是当时一部先进的历法，施行了29年，并对后来历法家的编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敦煌遗书中保存着两幅星图，其中一幅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一种，还有历、日、天文图等文献资料和绘图，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为我国首创。佛教不仅推动了印刷术的进步，而且它保存的大量古代印刷品，为研究印刷术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例如现存世界上第一部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就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介为父母祈福所刻的《金刚经》，经卷完整无缺，雕刻精美，印刷清晰，表明绝非雕版印刷初期的印本。自宋太祖最初雕印《大藏经》而后1000多年，先后有20余次刻本，完整地体现了宋以来印刷术的前进历程。佛教对造纸也是有贡献的。有的寺院植楮树，取皮，浸以香水（香料），制造经纸，用以抄写佛经。如唐代法藏在《华严经传记》卷五《书写》中就有僧人造纸的明确记载。
（七）佛教与道教
道教为了宣传教义与佛教争高下，大量仿照佛经编造道教的经典。如《洞玄灵宝太上真人问疾经》就源于《法华经》，《太上灵宝元阳妙经》是据《涅槃经》改编而成，《太玄真一本际经》是深受《般若经》空论影响的产物。在《道藏》中还有一些题属佛教的著作，如《昙鸾法师服气法》、《达摩大师住世留形内真妙用诀》等，也包含了鲜明的佛教内容。一些著名道士改革道教、推动道教的发展，其内容之一就是吸收佛教思想和方法。例如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改革天师道，主张六道轮回就是引佛入道，还模仿佛教仪节和修行方式，提倡立坛宇、积累功德、持戒修行、诵经成仙等。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陶弘景，开道教茅山宗，是南朝道教上清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佛道变修，亲受佛戒，建佛、道二堂，轮番朝礼。金初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他还学习佛教的规定，创立道教的出家受戒制度；又学习佛教的参禅，止观法门，发展内丹修炼，不搞外丹。如果说，宋明理学是儒道佛融合的产物，那么道教全真派虽也受儒家思想影响，但主要是道佛融合的产物。全真道在北方影响颇大。
（八）佛教与民间宗教
佛教对民间宗教的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宋以来的重要民间宗教几乎都与佛教有关。民间宗教中最大的教派白莲教就渊源于佛教净土宗，并混合明教教义而成。南宋僧人慈昭（茅子元）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立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此教也崇奉阿弥陀佛，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目标。师徒传授，宗门相属，并形成了一大批有家室的职业教徒，称白莲道人。白莲教一度被视为“事魔邪党”，后在元代势力极盛，不久随之发生分化，以致宗派林立，迄至清代，白莲教的支派竟多达百余种。白莲教的重要支派有大乘教、弘阳教、黄天教、龙天教和无为教（罗祖教、罗教）等。白莲教各派的成分复杂，有的攀附上层、取悦朝廷，有的与下层群众结合，发动武装起义反对朝廷。自宋至清，不仅影响了民间信仰，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九）佛教与民间习俗
佛教的传入和佛教徒的生活带给中国民间习俗的影响是十分广泛和深远的。首先，在饮食文化方面，印度佛教戒律规定僧尼不准吃荤，不是指禁食肉食，而是指禁食葱、蒜等气味浓烈的刺激性较强的食物。南朝佛教信徒梁武帝萧衍根据佛教禁戒杀生和《大般涅槃经》等的教义，提倡茹素，并在汉族僧尼中普遍实行。这种素食制度推动蔬菜、水果和食用菌的栽培和加工，包括豆制品、面筋制品业和制糖业的发展，并形成了净素烹饪流派。素食对人民的饮食结构和身体健康影响极大。由于坐禅养神的需要，寺院饮茶成风。种茶、制茶、品茶、饮茶是山寺僧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名山、名茶、名刹几乎是三位一体。寺院的饮茶风气，极大地促进了民间饮茶习俗的普及。此外，佛教以农历十二月初八为佛祖释迦牟尼的成道日，自宋代开始，佛寺于是日供应腊八粥。这是民间腊节喝腊八粥习俗的由来。其次，在节日文化方面，民间元宵灯节就从佛教法会演变而来。佛教视火光为佛的神威，谓灯火的照耀，能现佛的光明，破人世的阇暗，推众生的烦恼。所以灯是佛像、菩萨像前的供具之一。据传，佛祖释迦牟尼示现神变、降伏神魔是在东土正月十五日。为纪念佛祖神变，是日举行燃灯法会，以表佛法大明。在佛教法会的影响下，从唐代起，元宵张灯渐成民间习俗。另外，汉地佛教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以超度先灵，后演成民间的中元节，届时以各种形式祭奉祖先。还有佛教纪念佛、菩萨的诞生日、成道日，也演化为庙会和民间信仰节日。如按照佛教传说，农历二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诞生日，汉族、汉族地区普遍举行盛大的观音庙会，十分热闹。至于藏族和傣族地区，佛教节日和民间节日更是融为一体了。再次，在葬仪方面，人死后不仅要请和尚诵经修福，超度亡灵，而且宋元明代火葬习俗的流行也受佛教葬仪的影响。相传释迦牟尼逝世后实行火葬，其舍利安置在塔中。佛教沿袭这种做法，僧尼逝世后一般都实行火葬，中国汉地佛教也是如此，中国火葬起源很早，但火葬的流行是受佛教的影响，时至今日也有在家佛教徒死后送到佛寺火葬和安置骨灰的。
（十）佛教与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潜意识，是不见文字著作表述的内在概念。佛教对中国社会心理所造成的最大影响是报应观念。佛教宣传因果报应理论，强调“未入业不起，已作业不失”，人们的现实社会地位和各种遭遇都是自身前世作善恶业的结果，今世所作的业将决定来世的命运。这种理论和中国固有的报应观念相融合，长期积淀在人们的心里，形成了深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为约束自身的言行，奉行去恶从善的道德准则奠定深厚的思想基础。此外，佛教提倡忍辱以求得好报，带来了容忍、宽容、忍辱、忍受、忍让的心理影响。佛教讲普度众生、布施，也生发出同情心情、助人精神，而这些心态和精神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是有积极作用的。
五、佛教与中国文化交涉的成功经验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涉、会通、融合而逐渐实现了中国化，中国文化也部分地佛教化，从而充实和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形成为中华文化生命的共同体，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这是不同民族、国家的不同文化自由交流的成功范例，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吸取外来文化的成功范例，也是亚洲乃至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涉，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其中成功的基本经验，大致有三项。
（一）立足于本民族文化
佛教在中国传播，首先是要使中国人接受基本教义。这就要求在传播时适应由中国本土文化培育出来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和心理结构（佛教称为“应机”），进而提升其精神素质与精神境界。这就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传播佛教是出发点，推动中国文化建设则是立足点。这种立足点的定位，决定了处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及其建设，积极吸取、融化佛教文化。中国佛教学者正是自觉不自觉地基于民族文化的立场，一直重视运用汉文、藏文译出佛教经典，从公元2世纪至15世纪共译出汉、藏经论达万卷之多，有力地推动了佛教民族化，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又有中国古代高僧大德，如法显、玄奘、义净等人，跋山涉水，历尽艰辛，远赴印度学习、取经，其目的就是回国建设佛教的新文化。唐玄奘在印度留学时，其学问、学识、学养已在包括其师文戒贤在内的印度全部佛教僧侣之上，印度朝野和教内教外也强烈恳求玄奘留在印度，但玄奘毅然决然回国，在当时都城长安组织译经，弘扬佛法，创立佛教宗派，这是吸收外来文化，以建设本民族文化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僧人坚持民族文化立场的突出典型。
（二）重视学术理论研究
学术研究和文化创新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佛教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历久不衰的重要生命力。
佛教典籍浩瀚，内涵丰厚，思想深邃，经过中国佛教高僧大德长期持续的译经弘法，注释撰述，佛学成为了一门专门学问，并与儒学、道学鼎足而三。中国社会的知识阶层一般也把佛教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学习钻研，且有所得。经过社会知识分子的研究，又使佛学思想广泛渗透到思想文化各个方面，进而使中国佛教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影响持久扩大。
学术研究是文化创新的基础，文化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结果。中国佛教高僧大德通过学术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获得新创造，从而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例如，隋唐时代高僧大德重视佛教学术研究，各自独立判别印度佛教经典的高下，选择某类经典为本宗崇奉的最高经典，结合中国的固有思想，加以综合融通，进而创造出新的宗派。以中国化色彩最为鲜明的天台、华严和禅诸宗来讲，天台宗重视《法华经》倡导方便法门，并融合中国固有的“万物一体”观念，建立实相说。华严宗人法藏阐扬万事万物圆融无碍的思想，宗密更把儒、道思想纳入佛教思想体系，以阐明人类本源的学说，为华严宗人生解脱论提供理论根据。禅宗依佛教和儒家的心性论，并吸收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更是充分地表现了文化的独创精神。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空前繁荣与向前发展。又如，近代太虚法师等人根据佛教重人生解脱的原理，结合时代特点和现实状况，创造性地提出“人间佛教”的理念，作为佛教实践的指针，对于佛教在现代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引意义。当前海峡两岸的中国佛教界，都一致推行人间佛教，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凡此都表明中国佛教重学术、重文化创造的优点，表明佛教与中国文化不断交涉融合的活力，也表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成功交涉，对于中国佛教的命运和发展产生的重大意义。
（三）运用综合创造思维方法
佛教在中国流传及中国化佛教的形成，这其间中国佛教学者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佛教学者通常都在早年学习儒、道典籍，深受中国固有文化，尤其是先秦文化的熏陶，具有中国国民性格和中华民族精神。在这方面，综合性思维方式为中国佛教学者提供了融合不同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的思维方法，而中国儒、道等思想文化内容，又为中国佛教学者提供了文化融合的丰富思想资源。例如，道家《庄子》提出从“道”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是平等无差别的，是一体的思想，儒家《中庸》强调“中和”，要求人们随时选取适应的标准，随具体情况采用适当的方法。这类综合思维方式实际上成为中国佛教学者确立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原则和方法。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重大差别点在于，印度佛教重分析，重理论系统的分明，重自家经论的坚守，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外道”是敌视、对立的，并一直处于激烈斗争的状态中。中国佛教则重综合，重各自的判教，不重理论系统的分明，而力求思想的圆融。有的中国佛教学者还把儒、道学说纳入判教视教视野之中，而且绝大多数中国佛教学者也都普遍重视融合儒、道的思想。这其间实有可能透露出印度佛教趋于灭亡和中国佛教久传不衰的内在原因。
（原载《21世纪的宗教展望》，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