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在中国继起研究西夏学者有王静如，苏俄则有聂利山（N.A.Nevsky，即聂斯克）。聂氏20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任大阪外国语学校教师，与京都学派的学者关系密切，对王国维暗自崇拜，认为其“广泛的学识、确实的分析以及富有逻辑性的叙述恐怕无人与之比肩”，“当然，支那学在我国乃至欧洲是非常年轻的，但难道当今中国本国内还有这样的学者吗？除了日本，我敢说在这方面他的学问是世界第一”。他于1925年暑假来北京，除得到伊凤阁的指教及提供资料外，还请内藤虎次郎和狩野直喜写了介绍函，想拜访王国维。其间曾抱病赴清华大学王宅，不巧适逢王进城，恭候三小时，病重而返。次日卧床，王国维托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曾往其寓所致歉，吴赠以研究院章程及《学衡》。两人晤谈二小时，吴知“聂君研究东方文字及Folklore（民俗学）。近治西夏文，偏于考据，然颇爱旧中国也”（［苏］聂斯克：《访王静安先生》，见《追忆王国维》，363～364页；《吴宓日记》，第3册，63页。）。聂氏虽然最终未能见到王国维，崇敬之心却不稍减。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刚好大阪的学者筹划组织同志会，欲以共同景仰的东西硕学先儒为会名，聂听说王刚去世，建议用其名，参与者均以为“静安先生的学行足以成为我们慕仰的榜样”，遂名之为静安学社。（参见［日］石滨纯太郎：《静安学社》，见《追忆王国维》，382页。）
1929年，聂利山归国，在列宁格勒苏俄科学院任研究员。次年，王静如等计划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出版西夏文专号，与日本的石滨纯太郎及聂利山等联系，得到热烈响应。石滨纯太郎复函道：“顾西夏之学，人习难遇同调之士，学界罕见商榷之文，深以为憾。今仁兄先生从事斯学，同臭有友，曷胜欣颂？”交换作品及信息外，还告以：“吾友聂斯基教授现在苏俄旧都，月前寄信云：顷者再于Kozlov（科兹洛夫）黑城遗文中发见夏译《贞观政要》、《韵镜》残本。夏文迭出，同学大庆，实莫过焉。”（《学术通讯：石滨纯太郎—王静如》，载《学文杂志》，第1期（1930年11月）。）王静如是中国学者以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西夏语的发端之人（参见陈寅恪：《〈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见王静如：《西夏研究》，第1辑，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在聂利山和石滨纯太郎等人的大力协助下，经过一年的筹划编辑，1932年西夏文专号终于问世。该刊所发启事对此感慨万千道：“夫世运纷乘，靡有既极，所愿天下万国，亦能如区区斯册之聚中日俄三国人士于一堂，而雍容揖让，讨论讲习，藉合作之精神，化干戈为玉帛，则人文化成，世界大同，其可冀乎！”（《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4卷第3号（1932年1月）。）学者对于时局的愿望，表达了人类向善的一面。此专号在西夏研究史上，不无里程碑意义。此后王静如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第1、2辑，与伯希和、聂利山等人就西夏语音及国名等问题切磋讨论。
严格意义上苏俄汉学界的领军人物，是人称阿翰林的阿列克。他是沙畹的学生，1906、1912、1924年三次来华，在中国北方及华南进行考古、民俗调查，广交中国学者。与之相识又通汉语的狩野直喜对阿氏的汉语之纯熟感到吃惊，乍听以为是北京人。（参见《海外通信》，见《支那学文薮》，332页。）阿氏声称：“把中国与欧洲世界隔开的，不是‘万里长城’，也不是‘汉字’，而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因而致力于让人以最好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无论是旧中国或新中国的文化，没有哪一个领域不在他的讲稿、报告或文著中得到反映。”（［俄］齐一得著，李明滨翻译整理：《苏联的汉学研究》，见《汉学研究》，第1集，117
页。）他先后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苏俄科学院研究员和亚洲博物馆主任，1929年经鄂登堡推荐，成为科学院院士。苏联培育的第一代汉学家，无论哪一领域，几乎都是其嫡传弟子。
1925年7月，他看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法文本概要，十分高兴，致函该学门，希望再得到一个中文本，并要求按期邮购《国学季刊》和《歌谣》周刊，或交换所著汉学著作。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遂将《国学季刊》4册、《歌谣》合订本2册寄去，并提出以该所考古学会所藏器物之拓本照片与苏俄科学院出版物交换。阿列克欣然允诺，寄来了他个人的6种汉学著作以及苏俄最近的中国学出版物。（参见《研究所国学门通信》，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766号（1925年9月24日）。其个人著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命运》、《记欧洲的中国学》、《我对于北京话的声韵观察》、《中国押镇钱的图说》、《中国镇宅神符》、《和合二仙与刘海儿戏金蟾》。）1935年蒋廷黻到苏联访问新旧两京，见到各派学者，阿列克告以读杨树达所著书，极为佩仰，希望杨以著述寄赠。蒋归国后转达此意，杨树达即寄去所著各书及论文。阿列克得书后，及时复函，并回赠著作。（参见《积微居友朋书札》，69～70页，1935年11月23日阿列克致杨树达，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阿氏注重研究方法，而不满于以西法解中文，对杨树达的研究法“敬慕不已”。）20世纪50年代初两人再度书信交往，杨还写了《我与阿列克君之文字因缘》一文，以为纪念。（参见《积微翁回忆录》，105、108、307页。）阿氏对于西夏研究也给予帮助，他担任苏俄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主任期间，与鄂登堡一起将该馆所藏许多由汉藏文译出的西夏佛经及有藏文注释的西夏文书寄给在日本的聂利山，使后者的研究较前人大为进展。（参见［苏］聂斯克：《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1月）。）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人士前往苏俄访问者为数不少，其中有的虽然不是专业学者，但对于中国学术问题十分关注。1926年于右任访苏，归途经过蒙古，先此他听说俄国学者在库伦附近发现古坟，即欲约北京大学考古学者入蒙实地调查，因事未果，这时经人介绍，结识蒙古图书馆馆长札木萨赖诺甫，再与发现古坟的原彼得堡大学教授柯兹洛夫（P.K.Kozlov）相识，由后者引导，前往现场参观。柯氏为史地专家，曾到中国的川藏甘新等地探险考察，著作甚多，于西域、西夏研究等影响颇大。于右任在诗集中详记其事原委经过，希望中国考古学者加以研究。此事甚至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关注。（参见［日］石田干之助：《三松盦读书记（二）》，载《史学杂志》，第45编第1号（1934年1月）。于右任称之为葛塞洛瓦。）
俄国在蒙藏及中亚研究方面的优势在十月革命后继续保持，而中国学者治边疆史地者日益增多，势必重视其研究成果。1925年，蔡元培致函蒋梦麟，告以俄京各种印刷品多关于回纥、蒙古、吐火罗、突厥之研究，陈寅恪有详细目录，希望敦请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Karakhan）帮助，索取全体出版物。（参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53～54页。）此事不知是否实现。1928年，北平图书馆又与列宁格勒苏俄科学院附属亚洲博物馆协议交换书籍，由阿列克主持，将所藏俄文关于蒙藏问题者52种复本书，与北平图书馆交换，“其目录且经阿理克教授注明最重要者凡十四种，次要者四种，余为通行本。然在我国则无一不为难得者矣”（《蒙藏文书之交换》，载《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2号（1928年6月）。）。俄文书刊流通范围有限，连极为关注相关研究的日本也声称难得其全，欧美亦不充足，此举无疑有助于中国的研究事业。
考古及民族调查，原为沙俄时代东方研究的重心，除重视与中亚接壤的中国西部及蒙古外，还关注东北。19世纪末即在海参崴设东方语言学校、远东研究所、博物馆、黑龙江地方研究会等，东清铁路公司也从事相关调查研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Shirkogoroff），研究通古斯族最力，著有《满族之社会组织》、《极东北通古斯族之移植》、《北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等书。史氏先在厦门大学任教，与张星烺等人相识，厦大国学院解体后，其函告张在厦门无足言学问者。张即与中山大学的罗常培联系，推崇史氏“为研究中国人种及东北民族语言专家，弟尝读其书，且与谈论，洵不愧为学者”，鉴于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设有东方语言科目，主张“此人极宜罗致，以增校光”，请罗与顾颉刚及校中执事者商议。后来史禄国被中山大学聘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研究教授（参见《学术通讯》，载《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3期（1928年1月23日）。），曾参与该所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参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151、1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而哈尔滨博物馆的特尔马澈夫（V.Y.Tolmachev）、卢卡斯金（Rukaskin）等人则调查石器时代遗迹，考察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著有《满洲之石器时代》，对东北考古，颇多贡献。（参见《汉学发达史》，138页。）1928年，中日合作进行貔子窝发掘，北京考古学会的马衡、陈垣，北京历史博物馆的罗庸、董光忠参与其事，特尔马澈夫也前来参观。（参见东亚考古学会：《貔子窝》，见《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1册，2页，1929。）1931年波罗索夫（B.Ponosov）在吉林省宁安县调查东京城的渤海土城，获得不少瓦当、佛像等。（参见［日］驹井和爱：《支那考古学》，载《史学杂志》，第44编（1933年3月）。）
流亡北京的沙俄东方学者钢和泰除与胡适交往外，还与许多研究佛教史的学者建立联系和交谊。他在北京大学教授古印度宗教史的同时，为该校学术团体举行讲演。1920年6月，钢和泰演讲了“玄奘与近代之史学研究”，认为以《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的古印度游记多成于中国人，是研究中亚各国古史的重要依据和近代史学新发现的引导，希望中国学者发扬前人研究学问及记载真确的精神，“表现出同样的热忱，贡献出同样的著作”（《北京大学日刊》，第637、638号（1920年6月18日、19日）。）。1930年11月，又在研究所国学门重新恢复的月讲中担任第一讲，题为“故宫咸若馆宝相楼佛像之考证”。（参见《研究所国学门通告》，载《北京大学日刊》，第2495号（1930年11月15日）。）
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演，涉及大月氏迦腻色迦王事，钢听说，即托丁文江引介会晤，自称专为“捉拿”迦腻色迦而来东方。以后两人屡次会面，钢和泰示以中译佛经与梵本对照之区别，令梁启超感到专凭译本研究学问的危险，并对钢的研究精神十分佩服，认为：“他到中国不过两年，他对于全部藏经的研究，比我们精深多了。”钢和泰编成《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还托梁启超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梁表示“很盼望他的精神能间接从这部书影响到我们学界”（梁启超：《〈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见《饮冰室专集》，第7册，84～85页。）。钢和泰与丁文江交往甚久，曾积极怂恿丁去哈佛讲学。他与号称中国两梵文专家之一的汤用彤相识（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243、518页。），与吴宓也有所交往，送稿于后者主编的《学衡》杂志，并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请担任讲师（参见《吴宓日记》，第3册，11、29、38、391、399、405、410页。）。与陈寅恪更长期密切往来，经常互相切磋梵文佛经，同为这一领域的权威。1929年北平图书馆购得西夏文书百册，经二人审查，知为河西《大藏经》之零帙。（参见余逊、容媛：《民国十八、九年国内学术界消息》，载《燕京学报》，第8期（1930年12月）。）1926年7月，他曾拜访在北京开讲经会的太虚。（参见《太虚法师年谱》，120页。）另外，任教北大的柏烈伟（S.A.Polevoy）则赠送所编《俄华词典》给周作人，并请其审阅所译《蒙古童话集》书稿。（参见《周作人日记》中册，鲁迅博物馆藏，631、654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这一时期，苏俄东方学者虽然在生活待遇方面逐渐得到改善，薪金较高，但与劳动者相比，社会地位及福利仍有很大差别。（俄国学者在沙皇时代颇受皇室优待，二月革命时，鄂登堡曾任教育部长，组织全国教职员大团体，主张革皇帝的命，但不赞成共产革命。十月革命后，学者虽不反对革命，多与共产党不合作，且财产被没收，高薪取消，失去选举权，生活窘迫，子女不能入学读书。波兰战争结束和1923年，两度改变，薪金逐渐提高，研究也得到政府资助。以后薪金更高过技术工人数倍。但在政治及子女就学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别。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学者，往往以政治优势补学术不足，甚至凌驾于人，导致与非党学者的关系紧张。）1927、1930、1934年，帕甫洛维奇、巴尔托德、鄂登堡等相继逝世，继位者为党的干部而学术水平和声望远不能与上述诸人相比，与专家学者的矛盾渐深。这对中国研究产生了不良影响。本来苏俄科学研究院多购五四以后中国学术文化界出版的新书，与大英博物馆相比，尤具特色，但1927年后的新书则没有添置。（参见王礼锡：《海外二笔·列宁城琐录》，见《王礼锡诗文集》，294页。）特别是1929年苏共提出东方学革命的口号，指责此前东方研究仍处于资产阶级学者的支配之下，以威胁口吻强令将科学院会员选举时落选的布哈林等党的干部重新选入，并在1930年召开的全苏东方学者大会上正式发出呼吁，要求将年轻学者从资产阶级学者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改变沙俄时代以古代研究为重心，借调查东方古迹为名，行殖民榨取之实的做法，重视现代政治经济研究。为了把东方研究组织变成战斗机关，改组东方学术研究协会为东方学会，宣言将向着更加具有斗争性和革命性的方向转换、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