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骤然获得大量汉籍，原有知识显然不足，因而多借重中国的版本目录学者。1902年董康客居京都，与汉学名宿神田香岩结交。（参见《书舶庸谈》，2页。）1906年夏董康再游日本，延聘商法教师，与管理静嘉堂文库的岛田瀚结识，岛田瀚为日本汉学名家之后，耆儒竹添光鸿的门人，“少年校书中秘，以故精校勘之学”，皕宋楼藏书捆载东去，即因其1906年初游历江南，破例数登楼尽读所藏，遂极力撮合而成。董康侨寓东京小石川的松叶旅馆月余，“彦桢频来寓所，析疑质难，无虚日”（［日］岛田彦桢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董康跋语，载《国粹学报》，第44期。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谓董康先后七赴日本，清末仅1902年东渡，应误。《艺风堂友朋书札》上，440页。后岛田瀚任关东厅博物馆的主事。），相互交换稀见古籍。时岛田瀚被同人倾轧，欲辞职来华。董康遂推荐给负责新设江南图书馆的缪荃孙，认为：“如得此君襄助其间，一则可杜旧书之外溢，一则可将唐宋轶出之秘册稍稍收辑，于国粹前途获益良多，且所需甚廉，实优于延聘寻常科学教授万万。又安知东西两京名刹故家之旧藏，不尽为我所奄有，以为皕宋楼之报复也。”（杨树达：《郋园学行记》，载《斯文》，第9编第9、10号（1927年9、10月）。）
湖南名宿叶德辉也与竹添光鸿通问订交，并为岛田瀚所推重。岛田瀚精于目录之学，于中土人士多致讥讽，独于叶氏“诚服无间”。而叶认为：“岛田少年劬学，可敬可畏。闻日本友人言，其求书行境兼有伯羲祭酒、杨惺翁之长；屡言渠若来湘，凡秘书珍物切勿令其假借。想其在彼国，人皆畏之，不独中人箸书皆办海防也。”（《艺风堂友朋书札》下，537页。）
日方的古籍抢购之风，引起中国士林的极大关注。董康译载岛田瀚《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特加跋语，一刻成名。沈曾植读了董康寄来的“东人得皕宋书纪事一篇，阅之数日作恶。闻铁琴铜剑行且继往，江左有人，得不豫为作计乎？”（《艺风堂友朋书札》上，176页。）但当时公私两面或实力不足，或重视不够。皕宋楼藏书，商务印书馆曾开价8万谋购，不成；张元济劝学部尚书荣庆拨款购入，以为京师图书馆基础，亦无下文。以后张元济等人积极设法保护丁氏八千卷楼和海源阁藏书，“不可拍卖，恐日本人来出重价”，“切勿任意流入东瀛”（《张元济年谱》，60、84、86页。）。
不过，张元济与日本汉学家也多有交往。商务印书馆为了编辑教科书而聘用的日本专家中，长尾甲即为京都支那学的同道。年轻时他曾拜访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以“寒士惯寒，那怕衣单”应对黎氏的问候，令后者刮目相看。以后又与近代诗坛骁将郑孝胥交游。任职商务印书馆期间，他结识了不少学者文士。归国后虽然未在大学任教，但作为在野的处士，与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同样主张改变日本传统汉学的粗疏和歪曲，按照同时代中国人的观念与基础治中国学问，尤其擅长中国书画和清诗。（参见《长尾雨山氏中国书画话解说》，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216～228页。）
§§§第二节 中日学术交往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教育及学术仿从欧洲，一度欧化盛行。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国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新兴的东洋研究逐渐形成，而且一开始就与旧式汉学明显区别。据《东亚学会杂志》创刊号所论，当时汉学研究的新气象有三：一、赴现地直接观察研究，二、不以崇奉心而以批评精神研究汉籍，三、提倡结合学习法律、音乐等专门知识和方法论研究汉籍。（参见［日］须川照一：《“上海时代”の藤田剑峰·王国维杂记》，载《东方学》，第66辑（1983年7月）。）受此影响，大学以外的爱好者如内藤虎次郎、古城贞吉、藤田丰八、稻叶岩吉等相继来华。
1892年7月，由帝国大学汉书课毕业，任学习院大学教授的市村瓒次郎来华调查史迹。（参见《市村瓒次郎博士略历》，载《东方学》，第53辑（1977年1月）。）1902年，日本史学会会员长井行利用暑假到中国山东调查研究金石遗物。（参见《长井行君の支那行》，载《史学杂志》，第13编第7号（1902年7月）。）东京帝国大学鸟居龙藏以研究苗族与台湾土著的关系为目的，只身深入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的偏远地区进行调查，历时7个半月。（参见《支那に於ける鸟居龙藏氏の近状》，载《史学杂志》，第14编第3号（1903年3月）；《学术讲谈会に於ける鸟居龙藏氏の讲演》，载《史学杂志》，第14编第4号（1903年4月）。）1903年2月，改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的市村瓒次郎为研究中国历史，到上海、汉口、信阳、洛阳、潼关、西安、蓝田、襄阳、荆州等地游历3个月。（参见《市村助教授清国旅行》，载《史学杂志》，第14编第3号。）专攻中国文学史的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盐谷温也利用暑假来华考察社会风俗人情。（参见《盐谷文学士の渡清》，载《史学杂志》，第14编第7号（1903年7月）。）他们虽然未与中国学者交往，但对日本的中国研究却刺激不小。市村瓒次郎助教授归国后，在法文科大学举行公开演讲会，讲演长安、洛阳的地势及其古迹遗物，预计听众为数十人，不料入场者达500名之众，宽敞的教室内座无虚席，许多人只好站立，而续来者络绎不绝，主持者不得不谢绝入场，为东京帝国大学史学会空前未有的盛况。（参见《本会の公开讲演》，载《史学杂志》，第15编第1号（1904年1月）。）
随着东京东洋学和京都支那学的形成发展，在帝国大学扩建、东方主义兴盛以及日本政府推行大陆政策的交相作用下，日本的东亚研究阵容迅速扩大，来华考察游历的学者日益增多，与中国的学术联系交流得到加强。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后，提倡学术研究，引起东瀛学者的注意。1918年5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林泰辅及该校教谕诸桥辙次到北大参观，旁听了崔適、马叙伦、朱宗莱、吴梅、黄节等人“史记探源”、“庄子”、“学术文”、“近世文学史”、“中国史学通义”等课程，并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陈汉章、黄节、马叙伦等就哲学、文学颇有所讨论。接着又参观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参见《日本学者来校参观》，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27号（1918年5月3日）。）1921年10月，日本学习院教授小柳司气太及中川兵三郎也到北大参观。（参见《本校记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860号（1921年10月7日）。）
此后，日本东方学者来华考察几乎成为定制，不仅各帝国大学中国文史哲及政治、经济、社会等科的教师，连各专门学校甚至高等学校教师也陆续来华，相关研究人员绝足中土者几无其人，不少人还多次来游。常盘大定为考察佛教文化遗迹8次来华。后藤朝太郎到1926年即来华20余次，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接触社会各阶层。（参见［日］后藤朝太郎：《支那の社会相·序》，6页。1933年10月27日鲁迅致函陶亢德时曾评价道：“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鲁迅全集》，第12卷，246页））考察的主要目标，为出土器物、珍稀图书、宗教建筑及艺术、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等。
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来往的增多，日本学者来华不仅考察游历，还积极与中国学者进行接触，以便观赏公私所藏古物图籍。如后藤朝太郎1918年来华目的有三：一是拜访江南及徽州的金石音韵学家，二是调查殷墟甲骨出土之地，三是了解各地风俗民情以研究现代中国。他在上海先后会见了吴昌硕、王一亭、胡光炜、曾熙等旧学者，就古铜器、甲骨文等事有所请益。他对中国唯有前清老儒硕学的状况感到担忧，希望在保护旧学者的同时，涌现出新兴学者，以活跃学界及社会空气。（参见《支那安徽土俗通信》，载《史学杂志》，第29编第10号（1918年10月）。）1920年他第4次到中国游历，相继考察了东北、北京、大同等地的名胜古迹和风俗民情，拜访了北京的林万里、陈忠恕，天津的罗振玉、方若，观赏所藏历代印章印谱、龟甲兽骨、古泉瓦当、端砚书画及瓷器等，还曾设法与端方家族联系，欲观看其严密收藏的国宝彝器毛公鼎。（参见［日］后藤朝太郎：《山西省大同府云冈石佛古寺往复风物》，载《史学杂志》，第32编第1号（1921年1月）。）
不仅教授专家如此，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起，连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在学期间也组织参观团，前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1929年8月，东京帝国大学旅行团一行15人由团长长泽规矩也率领，到中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活动，团员多为东京帝国大学哲学、文学两系的高年级生，其间曾参观北京大学和北平图书馆。（参见《日本东京帝大生来校参观记》，载《北京大学日刊》，第2222号（1929年8月10日）。）1931年东京帝国大学以助教授高田真治为团长的见学团，除了游览北京的风景名胜，还参观了各大学、研究机构及图书馆，其间得到燕京大学容庚，清华大学杨树达，北京大学钱稻孙、沈兼士、刘复、程衡、魏建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孔德学校马廉等人的热情接待，并拜访了胡玉缙、柯劭忞等老儒。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他们得以观看各校所藏图书以及殷墟出土的甲骨器物。与之同时来访的还有九州帝国大学中国学研究的同人。（参见《北支旅行记》，载《斯文》，第13编第6、8、9号（1931年6、8、9月）。）
1933年秋，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冢本善隆、能田忠亮、小川茂树、长广敏雄、森鹿三等5名研究员组团游历华北，风景名胜之外，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古物陈列所、北平研究院博物馆、地质调查所、历史博物馆、国剧协会国剧陈列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大学的明清史料整理室和考古学研究室，拜访了傅增湘、傅惜华，观看所藏北宋大字本《史记集解》，南宋初刊《水经注》、王国维手校《水经注》、俗曲曲谱等。与之同时来游的有东京文化研究所的仁井田陞、阿部、青山定雄，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小川环树、桂太郎、滨一卫，东北帝国大学的曾我部静雄等。（参见《游支日记》，载《东方学报》（京都），第5号副册（1934年7月）。）
1936年春，京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以及嘱托羽馆易3人赴华北调查史迹，同所的梅原末治、内藤乾吉则到上海、天津、河南等地调查文物古籍，得到北平研究院考古组主任徐炳昶（旭生），史语所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人的帮助款待。（参见［日］梅原末治：《河南安阳发现的遗物》、《北支史迹调查旅行日记》、《支那旅行》，均见《东方学报》（京都），第7册（1936年12月）。）
由于日本推行大陆政策，中国对其战略意义大为加重，政府和民间组织相继在华设立长期研究机构，其中与学术关系较密切者如三井会社中国研究室，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及其北平人文研究所。主持三井会社中国研究室的今关寿麿自1918年来华，到1931年归国，在北京十余年，每年巡游大江南北，与新旧各派学者如熊希龄、陈宝琛、金绍城、董康、陈三立、蔡元培、胡适、陈衡恪、康有为、黄侃、章炳麟、沈曾植、郑孝胥、李宣龚、吴昌硕、鲁迅、完颜景贤、梁启超、戴季陶、于右任、邹鲁等相识。（参见《学问の思い出——今关天彭先生を围んで》，载《东方学》，第33辑（1967年1月）。）1922年曾撰写关于中国现代学术界状况的小册子，分别概述中国南北中各地的新旧学派。1931年又据以扩展为《近代支那の学艺》（东京，民友社，1931）的专书。
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及其北平人文研究所，虽是中日双方合办，驻所办事的实际是桥川时雄和图书馆主任杉村勇造。桥川时雄与今关寿麿同年来华，此后一直住在中国，直到日本战败才被迫归国。今关寿麿好诗，与诗人文士周旋较多，桥川时雄的结交面更为广泛。他在北京相继任职于共同通信社、大和俱乐部及《顺天时报》社，经有贺长雄介绍，通过蔡元培和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听课，认识吴虞、黄节、胡适、***、鲁迅、周作人、梁启超、伦明、林损等，并与旧学者如辜鸿铭、江瀚、樊增祥、陈宝琛、柯劭忞、杨锺羲等结识，又认识了马裕藻（幼渔）、马衡、马廉、杨树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吴承仕、孙人和等。后来他创办《文字同盟》杂志，为爱好古代文化的中日同人开辟园地，用两种文字刊登两国文化人的消息，颇受推重。（参见《学问の思い出——桥川时雄先生を围んで》，载《东方学》，第35辑（1968年1月）；《桥川文字同盟主笔欢迎会》，载《斯文》，第11编第1号（1929年1月）。）其“与中国学者交游之广，堪称现代第一人”（［日］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下）》，载《华文大阪每日》，第2卷第8期（1939年）。）。“凡故都耆宿，新学英流，靡不倾身延接，气谊殷拳，而吾国人士亦多乐与订交。”他根据资料及亲身接触编写成《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取近代人士凡学问文章才艺技能有名于时者都四千六百人，人为之传”（傅增湘：《〈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序》。），“所录诸人，颇多亲接”（《书刊介绍·〈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载《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第2号（1946年10月）。）。因此，后来日本学者学生想访问中国学者时，总是由桥川时雄等人引荐介绍。（参见［日］平冈武夫：《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について》，见［日］桥川时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长春，满洲行政学会株式会社，1940。）
研究中国道教的小柳司气太、研究中国封建制度及政治思想史的中江丑吉、研究日本和中国法制史的泷川政次郎等人，也长期在华从事研究调查活动，与中国各界人士广泛交游，小柳司气太仅北京白云观就访问了17次。
据杨树达、吴虞、周作人、鲁迅、张元济、郑孝胥、太虚等人的日记年谱等资料，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接待的来访日本学者（留学生除外）有小柳司气太、今西龙、市村瓒次郎、滨田耕作、高桥亨、原田淑人、桥川时雄、诸桥辙次、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盐谷温、儿岛献吉郎、小平总治、长泽规矩也、原富男、吉川幸次郎、林盛逵、真武直、目加田诚、本多龙城、高田真治、冈崎文夫、神田喜一郎、青木正儿、大村西崖、那波利贞、今关寿麿、藤冢邻、竹田复、田边尚雄、泽村专太郎、辛岛晓、水野胜邦、铃木大拙、铃木吉武、细田谦藏、平野彦次郎、木村泰贤、稻田圆成等。而中方参与的学者包括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马裕藻、马衡、马廉、单丕、刘复、钱稻孙、徐炳昶、沈尹默、沈兼士、陈百年、朱希祖、陈垣、顾孟馀、蒋梦麟、吴虞、张贻惠、陈寅恪、林砺儒、陈映广、容庚、伦明、江瀚、曾仲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