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渐有日本留学生进入北京大学等校为旁听生，如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目加田诚等。1928年吉川幸次郎在北大学院的旁听证为第9号，选听了马幼渔的“中国文字音韵概要”、“经学史”和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以后又先后听过钱玄同的“古今声韵沿革”、沈兼士的“文字学”、陈垣的“正史概要”、伦明的“版本源流”、余嘉锡的“目录学”、吴承仕的“三礼名物”等。考古留学生则选修马衡的“金石学”。按照规定，科目一经选定，不得更改，并须注册，但不必考试。（参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原件照片。旁听生开学时须测验程度。）同时他们还在中国大学选修课程。另外每周一次到西城的汉军旗人杨锺羲宅学习诗文和清朝学术史。杨氏曾与王国维同为废帝宣统的南书房行走，熟于清朝的掌故制度及学术源流，多所著述，与日本学者及留学生交往甚广，曾开办雪桥讲舍，并于日本人主办的《文字同盟》杂志刊登广告，后因报名人数太少，未能开课。（参见《学问の思い出：仓石武四郎博士を围んで》，载《东方学》，第40辑（1970年9月）。杨氏于清朝史实掌故极熟，但讷于言，见客常与人默默相对。）学习文学的奥野信太郎不满北京大学里以整理自然账簿式的态度研究文学，认为缺少精致的学风，不足以谈诗文，为体验中国文化的精髓，反而从奚待园的教授《红楼梦》中获益良多。（参见［日］奥野信太郎：《北平通信（一）》，载《三田评论》，第474号（1937年2月）。）
学习书本知识只是日本留学生来华的目的之一，而且可以说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实地了解中国社会，或者说通过各种活动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人情制度。与此相应，日本留学生的在华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拜访学者，二、访书买书，三、考察名胜古迹，四、看戏采风。
以学问为目的的留学生，在现地向本国学者请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可谓事半功倍。中日两国间学者的交往由来已久，尤其是近代以来，学者的互访日益增多，彼此增进了了解。这为日本留学生访求名师提供了便利。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小柳司气太、今关寿麿、桥川时雄、杉村勇造等人长期在华，广交文化界人士，注意掌握当代学术动向，其中任职东方文化事业总会的桥川时雄侨居中国二十余年，“与中国学者交游之广，堪称现代第一人”（［日］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下）》，载《华文大阪每日》，第2卷第8期（1939年8月）。），并对在华日本留学生负一定责任，七七事变后日本组织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1938年在北京举行首次会议时，即由他介绍在华留学生的情况。（参见［日］小林澄兄：《东亚文化协议会》，载《三田评论》，第494号（1938年10月）。）留学生拜访中国学者，往往由他们提供指示，或予以引荐。因而日本留学生对于中国学者的情况，有时较本国人还要熟悉，知道所研究的专题应向哪位学者请教。早在1919年冈崎文夫欲治宋学，即知须见深居简出的马一浮。他和同时留学的武内义雄、诸桥辙次、佐藤宏治以及今关天彭等，在读书和纵谈古今之外，“时时相携拜访名儒硕学”（《はしがき》，见《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杂著篇》，8页。）。
这时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气势下，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普遍高涨，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却能区别对待，热情相助。竹田复来华，沈尹默不顾当时排日气盛，说“我们是同学”，给予很多研究的便利。诸桥辙次留学期间会见过沈曾植、郑孝胥、陈宝琛、姚永朴、姚永概、马通伯、柯劭忞、樊增湘、王树柟、叶德辉、王国维、康有为、章炳麟、蔡元培、杨锺羲、胡玉缙、张元济、傅增湘、周作人、钱稻孙、胡适、伦明、杨树达、马幼渔、陈垣、黄节、马叙伦、朱希祖、孙人和、孙德谦、沈尹默、沈兼士、马衡、马鉴等。（参见［日］诸桥辙次：《支那の文化と现代》，85～94页。）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时，中日关系相对缓和，先后结识的中国南北学者文士有杨锺羲、王树柟、江瀚、傅增湘、汪荣宝、徐乃昌、金松岑、袁励准、梁鸿志、李宣龚、李宣倜、吴士鉴、李详、张元济、徐鸿宝、陈寅恪、杨树达、黄侃、孙人和、胡光炜、马幼渔、马廉、马衡、吴承仕、吴梅、朱希祖、沈兼士、钱玄同、钱稻孙、赵万里、李根源、王君九、潘博山、潘景郑、王佩诤、王大隆、吴湖帆、陶冷月等。1929年7月杨树达接待了来访的仓石武四郎，认为“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积微翁回忆录》，43页。）。
1936年5月平冈武夫来华时，已是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之际，他不仅由桥川时雄介绍，认识了参与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平人文研究所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学者，还得到据说有意避开日本人的顾颉刚的款待，并见到被视为反日派的陶希圣。留学日本出身的学者更是日本留学生首先拜访的对象。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即先后接待过竹田复、青木正儿、木村英一、冢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目加田诚、桂太郎等人。（参见《鲁迅全集》，第14卷；《周作人日记》。）如果说在北京还受到格外优待的话，访问江南的吉川幸次郎则受到和中国青年同样的待遇，令他感到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
日本留学生来华的目的之一，是收集研究资料，因而访书买书成为在华活动的重要内容。武内义雄在北京的京师图书馆看到浩瀚的《四库全书》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看到印行中的《四部丛刊》各种珍稀典籍时，心情激动不已。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图书不幸毁于日军的战火，江南书商的抗议之词，一直传到东瀛的友人处。吉川幸次郎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购书。日本留学生在北京的主要去处有二，一为琉璃厂，一为隆福寺，是当时两大著名古书店街。前者的来薰阁、通学斋，后者的文奎堂，为留学生光顾最多的书店。
这一时期，因政局动荡频繁，许多古书流出市面，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古史，重视年代早的珍版。日本留学生却注意清代学术，主要收购这方面书籍。有的隔日一往，每去必有所获。虽然经费充裕，又将大半以上用于买书，但因买的太多，有人甚至将归国的旅费也用掉，还要向书店借款。这几家书店的掌柜陈杭、孙殿起、赵殿成等，和不少日本留学生成为知交。北洋政府时期，压迫学界，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令中国学者感到“可哀”。（参见《陈垣来往书信集》，176～177页。）
除在北京购书外，游览各地之时，尤其在江南各城镇，也往往拜访当地的知名书商，选购古籍，如苏州的邹百耐、扬州的邱绍周等。吉川幸次郎归国时，邮寄的书籍小包达300包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教授的待遇远不及中国，不少学者后来藏书的主要部分，即为留学期间所购书籍。至于一些研究必需的珍版秘籍，则设法阅览抄录或影印。中国的收藏家对于求知好学的外国后进反而予以优待，连秘不示人的珍本古物也从金库中取出予观。
游览名胜古迹，是留学生的重要活动项目。各种奖学金除日常生活费外，往往还提供一定数额的旅费，作为调查旅行之用。中国各地的佛教建筑和雕塑艺术以及古代碑刻，尤为日本学术界所重视。除了考察北京市内及附近的宫殿寺观，山西大同，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开封，河北易县、房山等地，为留学生足迹所到较多之处。桑原骘藏留华两年，先后四次到西安、山东及河南、蒙古东部、江南等地旅游考察。宇野哲人也到过山东、西安。（参见《考史游记》。）青木正儿留学期间，先后以北京、上海为中心，遍游河南、山西、北京及长江中下游各地，到过郑州、开封、洛阳、大同、云冈、八达岭、居庸关、上海、宁波、镇海、舟山、沈家门、普陀山、曹娥、绍兴、钱塘、嘉兴、湖州、苏州、常熟、庐山、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洞庭湖、长沙等地。（参见《青木正儿年谱》，转自唐振常：《吴虞与青木正儿》，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吴虞日记》下册，261页。）东亚考古学会所派留学生，更集体深入蒙古、绥远、察哈尔，考察古长城和细石器文化遗迹，收集匈奴时代的青铜器。1930年4月来华留学的江上波夫，一年时间里先后到察哈尔、山东、旅顺、绥远、内蒙古考察，活动完成，留学生活也告结束。（参见《学问の思い出：江上波夫先生を围んで》，载《东方学》，第82辑（1991年7月）。）游览名胜，则多到中原、山东和江南一带，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最多。不少人还撰写了游记，记事抒情，如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宇野哲人的《长安纪行》，武内义雄的《江南汲古》，冈崎文夫的《兖豫纪行》等，均为名篇。
戏曲为中国文化的结晶，近代京剧取代昆曲而兴，名家辈出，争奇斗艳，被誉为国剧。而戏曲研究，又为晚近学术尤其是域外学人所重视。因而看戏便成为日本留学生沐浴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短期游学者也要千方百计听几出名角的戏，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唱词内容，却大体可知剧情，更重要的是亲身感受那种氛围。清末民初留学生常去的北京剧场为广和楼、燕喜堂、天乐园、庆乐园，此后则为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和前门外的开明戏院。不过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昆曲更为学者所偏爱。铃木虎雄在北京留学时与当地名剧评家交往（参见［日］铃木虎雄：《北京より》，载《艺文》，第7年第6号（1916年6月）。），学习过《桃花扇》，加藤常贤则学过胡琴。了解较深者还试图比较皮黄与昆曲。关注现代中国的留学生除了注意当红的富连成科班以及中国戏曲音乐院附属中国高级戏曲职业学校，还留心正受好评的新式话剧《日出》的上演情况。（参见奥野信太郎致庆应学塾塾监局函，载《三田评论》，第480号（1937年8月）；［日］奥野信太郎：《演剧の二道场》，见《随笔北京》，120～122页。）青木正儿留学时北京昆曲几乎绝迹，为此特意改赴上海，到徐园听硕果仅存的苏州昆剧传习所的童伶演唱。（参见［日］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此外，北京的风俗人情，节令礼仪，也是留学生注意了解体味的事情。（参见［日］青木正儿：《昆曲剧と韩世昌》、《见た燕京物语》、《春联から春灯まで》、《支那の鼻烟》，见《江南春》；奥野信太郎：《街巷の声音》、《空地と杂艺》，见《随笔北京》。）
近代中日关系，在反侵略与侵略的总体对抗中，的确存在不同发展趋向的变数。在日本逐步推行大陆政策的大背景下，留华学生无论类型如何，甚至包括求学问者，也不能不受此制约。其考察研究活动成就不俗，使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发展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的重心之一，同时又往往成为日本政府甚至军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依据，服务于所谓“日支提携”、“东亚共荣”的国策。但是，其中一些人通过留学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与民性的优长，或由热爱历史与自然风光而对中国滋生由衷的感情。狩野直喜声称恨不能生在中国，对一般人认为不好之处也流露出眷恋之情，是一种极端的体现。（参见《狩野直喜氏支那文学史解说》，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595页。据说狩野直喜曾在东京的教授欢迎会上讲，想起夜赴寒山寺，有人在船上解溲，很有意思，令在座的人大吃一惊。虽知道狩野直喜喜欢中国，可没想到竟到这种程度。见《先学を语る：狩野直喜博士》，载《东方学》，第42辑（1971年8月）。）中国学者访问京都，必然前往狩野直喜住宅，这时狩野直喜往往更换中装出来见客，以示郑重和礼敬。（参见《积微翁回忆录》，47页。）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等人以成为中国人为留学目的，不仅在华期间“全盘华化”，归国后也继续着中装，讲汉语。更重要的是在学问与生活两方面领悟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中日两国虽有“同文同种”之称，学术见解却相去甚远。而且中国学者一般不将对人物著述的评议诉诸笔墨，只有在口耳相传中才能了解和领悟彼此的区别。这对欲按照中国当代学术方法治中国文史的京都学派尤为重要。加藤常贤、宇野精一等人在旅费用完时，无须任何凭据就得到古书肆的借款，感到无信不立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维系中国社会的重要支柱，因而尊敬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伟大。（参见《学问の思い出：加藤常贤博士を围んで》，载《东方学》，第39辑。）平冈武夫在易县考察时，适逢卢沟桥事变，身陷战线中方一侧却得到当地巡警的保护得以生还，他本人和曾经去易县考察过的武内义雄都叹为奇迹。战争期间，平冈武夫还收到顾颉刚从昆明辗转寄来亲笔书写的条幅。（参见［日］平冈武夫：《顾颉刚先生》，载《东方学》，第62辑（1981年7月）；《访古碑记》，见《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188页。）而松崎鹤雄、盐谷温不仅学习知识，也接受礼仪文化的熏陶。盐谷温初入师门，见同门杨树达入见叶德辉时以手击头出声，以示叩头，惊于中国礼仪之盛。松崎鹤雄后来对叶师事勤谨，他长期在华，广交中国学者，日本战败后也不愿归国，“被敦迫就道”。临别致函陈垣、邓之诚等人，“追念多年高谊，依依不忍去”（《陈垣来往书信集》，226、385页。）。这种热爱中国的感情在当时日本普遍蔑视中国的情况下，虽不足以阻止日本的侵华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转化为推进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在增进中日友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R.Reynolds）所著《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对清末中日关系重新估价，虽不无创见，但过于看重政府间的行为，失之笼统。其实，研究两次战争之间的中日关系，积极因素主要还在于民间。而学问的留华学生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