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扬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说：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司马迁所说的“好辞而以赋见称”，可能是一种互文见义的用法，即喜好辞赋，并以辞赋创作而知名。扬雄和班固把楚辞统称为赋，不过，已经有了“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区分。也就是说，当时的人既把屈原的楚辞称为赋，也把宋玉之后包括汉人所作的一些所谓“丽以淫”的赋称为辞，基本上“辞”与“赋”的用法是含混不分的。
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里，已经把诗、辞、赋三者的关系分得比较清楚，他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这句话明确表示，诗、辞都是赋的渊源，只是诗是赋的远源，辞是赋的近源。
萧统主持编纂《文选》，他把赋与骚完全分开，一开始是由“赋甲”到“赋癸”，分赋为十类；接着便是“诗甲”到“诗庚”，分诗为七类；再接着才是“骚上”与“骚下”。
在《文选》之后，人们通常把楚辞与赋分别论述。不过，赋学史上也有“祖骚而宗汉”（参见祝尧：《古赋辩体》卷三）的观点，同时赋的体裁也可以分成骚体赋、文体赋、骈体赋、律体赋四类（参见詹杭伦：《宋代辞赋辨体论》，载台湾《逢甲人文社会学报》，2003（7）。，其中不仅骚体赋与楚辞体往往难以断然区分，而且其他体裁的赋作中，也偶尔会掺杂楚辞体的句法。总之，在六朝以前，辞、赋名词可以换用，从文体上将辞、赋二体分别开来，是刘勰和萧统以后之事。从理论上说，把楚辞体与赋体作区分是有必要的，但从实践的层面来讲，人们在写作专门的楚辞史时，固然需要讨论辞体对赋体的影响；同样，人们在写作赋史时，也可以全面讨论楚辞体和骚体赋的作品。
三、楚辞之作品
（一）由以地域为中心到以政治为中心的嬗变
从空间上看，楚辞的诞生背景当然是楚地。从时间上看，楚辞则恰好出现于战国后期，也就是中国由诸侯争霸的分裂时代向秦汉的大一统时代转变的时期。楚辞的主要作品就是在这种政治嬗变的过程中产生的。以《楚辞章句》为例，从屈原的作品到王逸自己的《九思》，这些作品跨越了战国后期到东汉中后期长达三百年的历史。
我们注意到，这三百年里产生的楚辞有着明显的断代。先秦时期的楚辞与两汉的楚辞在精神内涵、艺术风格、审美价值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同。那么，楚辞作品中的这种断代是如何出现的呢？
从先秦的诸侯争战，到秦代的领土统一，再到西汉的文化大一统，这一过程不仅是政权的更迭和朝代的变换，而且是时代整体思想的嬗变。楚辞创作的变化，则体现这种思想的嬗变。
第一，先秦楚辞的创作根本上是以楚地这一地域为中心的。
楚辞的定型以及巅峰之作皆是屈原倾一己之力来完成的，而《离骚》一篇的分量就占了全部楚辞的半壁江山。《离骚》最主要的精神内涵，就是抒情主人公在政治黑暗和奸佞排挤之下对个体精神的张扬，这种个体精神的力量来自何方？仅仅是对君主的情感吗？不，这一情感在《离骚》中已被抒情主人公的远游所超越。《离骚》的结尾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抒情主人公真正的心灵寄托是自己的故乡。屈原其他作品精神内涵的种种表现，如香草美人、思念君主等其实都是围绕着楚地这一地域而展开的。因为此时的楚国正面临着最严重的灾难，国势十分危急，屈原一切的情感最终都会归结到楚地上来。因此，先秦楚辞基本上是以楚这一地域为中心而创作的。
第二，汉代楚辞的创作根本上是以大一统政治为中心的。
西汉的君臣多为楚地之人或与楚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汉代尽管逐渐独尊儒术，但对楚辞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汉代楚辞全面延续、模拟、代言了屈原作品，因而，从表面上看，汉代楚辞和先秦楚辞的文体、内容甚至结构都很相似。这种相似其实只是表面现象，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汉代楚辞有屈骚之形式，少屈骚之精神；有屈骚之词语，少屈骚之情感。
汉代的文化大一统形成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原本极具个体张扬和政治批判色彩的楚辞精神逐渐被强大的意识形态所压迫。同时，汉代楚辞的作者较少有屈原的坎坷遭遇，甚至不少作者都是文学侍臣和学术领袖，这就造成了汉代楚辞与先秦楚辞种种的不同之处。
因为大一统之下，人人可以“四海为家”，所以汉代楚辞的写作不再以故乡为中心，而是以对君王的讽谏、对朝廷政治的美刺为目的。首先，政治目的全面替代了屈原那种故乡沦陷的情感目的；其次，汉代楚辞也虚构了不少的神话世界，但这些世界的魅力都比不上屈原创造的神话世界那般瑰丽，更重要的是，屈原的目的是远游，而汉代楚辞中抒情主人公的目的主要是求仙，个体张扬的力量再次被降低；再次，汉代楚辞尽管也描绘了不少楚地的花草树木、风俗习惯，但由于这些作品不再以楚地为中心，因此这些描绘也显得极其淡薄和贫乏。
但是，汉代楚辞的特点逐渐与汉赋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汉代楚辞的嬗变与衰落，只是把文学的接力棒递到了汉赋的手中，汉一代的文学是以与汉代文治武功相匹配的汉赋为代表的。
总之，要全面认识楚辞的创作特点，就要清楚先秦楚辞到汉代楚辞的嬗变过程。
（二）屈原与先秦之楚辞
先秦文献流传下来的能够确认的楚辞主要是屈原和宋玉的作品（此暂不涉及出土文物），同时先秦楚辞与汉代楚辞的差异又是如此之大，因此后代的学者与选家都对楚辞作品的分类做了很多工作，也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增删。当然，无论他们怎么给楚辞分类，都必须以屈原的作品为核心。
早在汉代，司马迁、班固、扬雄等人都直接把《离骚》称为楚辞。似乎在他们眼中只有《离骚》才是楚辞。这种观点对后代影响比较大。
王逸编纂《楚辞章句》十七卷，列明屈原作的占据八卷的篇幅。包括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分十一篇），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分九篇），卷五《远游》，卷六《卜居》，卷七《渔父》，还有卷十《大招》，也署名屈原作或曰景差作。
朱熹编选《楚辞集注》，把收录了屈原作品的前五卷统称为《离骚》，而把收录了宋玉、景差、贾谊、严忌、淮南小山作品的卷六至卷八称为《续离骚》。明代汪瑗的《楚辞集解》更激进，正文八卷，只注了屈原的作品。
这就表明，屈原就是楚辞的灵魂，如要了解先秦楚辞，就必须了解屈原的生平。
目前关于屈原的资料，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较早的文献，其中大部分的史实是可信的，但在屈原的生卒年、流放的时间、屈原自杀等方面，今天依然有很多争议。
屈原的生年，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一句来看，比较流行的有这样几种。一是王逸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但据现代天文学考证“摄提格”的说法已经是汉代了；二是朱熹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宿之名，只能证明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生年不定。现有的各种推断，基本上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38年之间。
关于他的卒年，则更是说法不一。据统计历史上至少出现过十余种说法，但没有一种能够服人，综合各家与现有文献，屈原大概卒于公元前294年至公元前278年之间。
屈原，名平，其远祖是颛顼高阳氏，高阳是黄帝的后代，可能是黄帝的五世孙。根据《史记·楚世家》，高阳氏的六代孙季连就是楚的创业始祖。根据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文献，可知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传至楚武王。他的儿子瑕，被封采邑于屈，于是子孙就以屈为氏了。所以屈原的确是楚国的贵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据考证，楚国的屈姓长期担任重要的职位，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芈姓之后。楚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因氏焉。屈重、屈荡、屈建、屈平，并其后。又云：景，芈姓。楚有景差。汉徙大族昭、屈、景三姓于关中。看来，屈原能够出任司徒，与他的世系还是有关系的。但也有很多人考证屈原这一支在当时已经衰微了，这是有道理的。
屈原所担任的司徒，据游国恩考证，则可能是相当重要的职位。《史记·楚世家》记载了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君子之一春申君黄歇的事迹：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而担任过楚左徒的，可能仅有屈原与春申君二人。由此可知屈原所担任的左徒，也一定是相当显要的职位。从司马迁记载的他出入朝廷皆应对自如的现象来看，这份职位的确很重要。屈原主要对内讨论国事、起草宪令，对外应对诸侯，曾两度出使齐国。
屈原后来担任的三闾大夫，可能是楚国管理王室宗族事务的官员。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地，所以屈原的这份职务也是相当重要的。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起初，屈原是很受楚怀王信任的，不久，上官大夫靳尚要和屈原争宠，就不断地在怀王面前诋毁屈原。这导致楚怀王对屈原的疏远，也不再听取屈原的劝谏。不久，不听屈原劝谏而执意到秦国去的楚怀王被秦国囚禁而死。这时，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诋毁，导致屈原被放逐。最后，屈原投水而死。
屈原之死，也引来后世学者的纷纷议论。有“殉君说”、“尸谏说”、“殉国说”、“精神崩溃说”、“洁身自好说”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不能说服所有人。屈原之死与两千年之后的王国维之死同样耐人寻味。因此，屈原之死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上述种种原因或许都只是一种因素。不管屈原之死怎样，他的自杀令他的作品在后世不断得到升华，也被赋予了越来越深刻的意义。
把握屈原的生平，就可以理解他的作品了。
《离骚》是屈原，也是全部楚辞的代表作，是一首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离骚》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歌辞，而且是一个艺术世界。第一，《离骚》创造了一个美好的象征的世界，这个世界表现的是屈原个体精神的张扬和个体品质的自我珍惜。在这个世界里，屈原使用了无数的芳花香草，描摹了弃妇一般的美人的形象。其中，香草象征着屈原的高洁品质，也象征着对小人的憎恶；而美人一般被认为是屈原自喻。这个象征的世界集中体现了屈原的内心，也是整首《离骚》最动人的地方，屈原坚贞高洁的形象就是在这香草美人的象征中树立起来的：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第二，《离骚》描摹了一个黑白颠倒、君主昏庸的现实世界。屈原的悲伤在于，这个混浊的世界恰恰是他的故乡楚国。所以，他对君主的感情，对政权的感情，根本上都包容在对故乡的感情之中。在这个世界里，小人当道，君主被蒙蔽，往昔那种忠臣贤君的“美政”的场景再也见不到了：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一向志意高洁的屈原，就在这个现实世界中被压迫、排挤、流放，直到最后走向死亡。这个现实的世界是《离骚》最具震撼力的场景，也是整首歌辞的底色。这个现实世界，也引起了后代文人的共鸣，他们通过这个世界来认识屈原，同情屈原。汉代楚辞对先秦楚辞最大的模仿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模仿。
第三，《离骚》还创造了一个瑰丽神奇的神话世界，抒情主人公的远游、求女等活动都是在这个世界中展开的。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未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这个神话的世界是屈原完美理想的化身。因此，神话中的抒情主人公显得无比强大，这就折射出屈原对个体张扬的无比渴望。神话中一次次的求女，则象征着屈原对完美的追求。
这三个世界加起来，就是《离骚》的世界，即象征世界、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但这三个世界在《离骚》中不是归于毁灭，就是变得黑暗，三个世界的理想其实都破碎了。这就导致了屈原的自杀：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就是《离骚》的悲剧。
屈原其他的作品，也基本上体现了这几个世界。《九章》的主旨与《离骚》大体相同；《天问》除了这种主旨上的一致外，还因为屈原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留了大量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而备受重视；《九歌》本为楚地乐歌，今本由屈原在原始乐歌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歌辞深沉动人。
先秦楚辞的另一位作者是宋玉，他的《九辩》也具有极高的价值。这是宋玉受屈原影响而写的一篇作品，它长期以来被看作宋玉代屈原立言，以表示对屈原的哀悯之情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辩》：“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宋玉也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忠直被谗的苦闷，但由于宋玉的性格和现实因素与屈原不同，因此《九辩》委婉有余，激愤不足。这不是缺点，只是作者之间的个性不同而已。
（三）汉代之楚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