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彦颐和曼素恩则认为，现存的众多有关妇女史的史料（例如方志和家谱）大多出自男性作者之手，或多或少地带有男性的先入之见。相形之下，女性文学著作更直接地反映出女性的声音，更准确地记录了清代妇女的心声。因此，他们有意识地通过从历史角度解读清代妇女文学著作来展示清代妇女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空间以及那些为传统观点所忽略的妇女历史面相。例如，基于各种男性作者的记述，传统观点把缠足视为夫权制度对女性束缚的体现。高彦颐通过研究大量清代妇女关于缠足的诗作后发现，这种观点是一种男性偏见的产物，实际上，当时妇女对缠足有自己的理解。在她们的心目中，缠足是一个女性走向成年的象征，是一个令人欣喜自豪的时刻。高氏新解释固然有理想化之处，但她所展示的清代妇女对缠足的理解却是长期为人所忽略的。曼素恩通过研究满族诗人完颜云珠所编辑的诗集《国朝闺秀正始集》，展示出清代妇女面对盛清时代新妇女观的出现是如何建构新的不同于晚明时代的文化空间的。对于中国学者，史诗互证似乎并不陌生。但是，多数学者主要以诗作纠正或补充个别史实的不足或错误，而通过分析女性诗歌来发掘和重构当日妇女文化空间者，在国内学术界似乎还是不多见的。就此而言，高彦颐和曼素恩对清代妇女文学成果的历史诠释还是不无启迪的。
盛清妇女
8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反省传统的王朝断代研究方法的局限，转而把明清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学者往往认为清代众多文化历史现象都起源于晚明，因而注重晚明和明清之际的历史研究。具体到妇女史研究，一般论著总是泛泛地使用“明清妇女史”来界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很少有人注意到从明到清，特别是18世纪妇女生活的历史性变化。因此，盛清妇女文化不及晚明为人重视。曼素恩另辟蹊径，在其《缀珍录》一书中，展示了盛清女性文化的独特风韵，堪称18世纪妇女史研究的新突破。（该书中文介绍可参见胡晓真：《“皇清盛世”与名媛闺道》，（台湾）《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8（6）。）这部著作在介绍和总结全书的引言和结论之外，用六章的篇幅分别叙述18世纪中国的性别关系，妇女生命历程，妇女的四种主要活动：文艺、娱乐、劳动以及宗教生活。除文艺、娱乐外，另外几方面都是其他学者涉猎不多的。曼素恩的著作成功地从社会关系、政治制度、种族关系、学术思想的演变揭示出18世纪中国妇女历史的独特性。曼素恩并不否认明清时代文化发展的内在连续性。但是，在她看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尽管王朝更替并不完全主导中国妇女历史的内在脉络，但是，明清易代，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妇女历史的轨迹。曼素恩从晚明和盛清精英阶层妇女观的不同来展示这种变化。她指出，晚明时代，青楼，特别是那些长于文学、才貌双全的妓女（如柳如是）是妇女文化的典范。但是，新兴的清帝国更强调家庭关系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倡导妇女守节，各级官员也注意女性活动的经济价值。与此同时，学术界因强调朴学而开始关注古代历史中的女性，并受时代主流的影响，特别强调礼对女性的约束。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到盛清时代，闺阁取代晚明时代的青楼而成为妇女文化的典范和象征。进入康乾盛世，一度处于妇女文学中心地位的青楼文化一落千丈，但是，女性文学仍然相当地活跃。在一个强调家庭制度和女性节烈的时代，这种现象又当如何解释呢？曼素恩认为，这与当时新的妇女典范的出现息息相关。进入盛清时代，朝廷和官僚阶层尽管强调妇女的家庭义务，但并不排斥女性的文学写作。相反，对于许多上层家庭来说，女性的文学才能和成就不仅不与儒家伦理规范相冲突，反而成为显示家族文化地位的标志。因此，盛清时代的士大夫一方面强调妇女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又把文学才能视为一个妇女典范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建构了一个以才、德为中心的新的妇女典范。曼素恩认为，康乾时代士大夫对于汉代女史学家班昭及东晋女诗人谢道韫的普遍推崇就证实了这一点。
曼素恩指出，盛清妇女也借助新的妇女价值观，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出版、交流之中，借此建构自己的文化空间。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满族女诗人完颜云珠所著《国朝闺秀正始集》的编辑取向。《国朝闺秀正始集》收集了清朝前期中国内地、边疆及周边一些国家女诗人的著作。曼素恩发现，完颜云珠在她的诗集中一方面尽可能广泛地收集不同地域、种族、国度女性的作品，表彰她们的文学成就，同时彰显盛清帝国的文治武功。另一方面，她又排斥那些与儒家道德伦理观念不相符合的诗作，如晚明以来的情诗。曼素恩认为，云珠的著作清楚地表明，盛清中国并不像后世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女性缺乏主体性，女性文化失去生机和活力的时代。相反，那个时代的妇女价值观仍然使女性建构自己的文化空间成为可能。因此，相对于传统的把18世纪中国妇女视为礼教牺牲品之类不免简单化之嫌的观点，曼苏恩展示了那个时代妇女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性别、妇女、历史
近十年来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另一个显著趋势就是综合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清代妇女史。传统的妇女史研究多以女性的生活遭遇及其历史演变为中心，致力于揭露传统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90年代以来，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成果相继被引入妇女史研究领域。高彦颐和曼素恩的著作都反映了这种趋势。例如，高彦颐和曼素恩在讨论明清妇女文学及其历史意义时，吸收了最近中日学者有关明清出版文化的研究成果，清晰而有说服力地展示了清代妇女如何利用当时发达的出版机制建构自己的文化空间。曼素恩在探讨盛清精英阶层的妇女观时，吸收了艾尔曼（BenjaminElman）、周楷文
（Kai-wingChow）等学者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最新成果。（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Benjamin Elman，FromPhilosophytoPhilology：IntellectualandSocialAspectsofChangein LateImperial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4），中文版见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周楷文：《清代儒家礼教思想的兴起：伦理、经典和宗族》（Kai-wingChow，TheRiseofConfucianRitualisminLateImperialChina：Ethics，Classics，andLineageDiscourse.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4）。）这些都是过去的妇女史论著所忽略的。美国学者在研究17世纪、18世纪妇女史过程中，还注意吸收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最新成果。他们的学术突破与借鉴新理论密不可分。一个例证即是高彦颐对五四妇女话语的批评。传统观点认为清代妇女只是当时夫权社会中的边缘受压迫群体，这种解释实质上假定权力关系只是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单向主宰。但是，这种对权力的理解随着法国哲学家福柯和布尔迪厄新理论的提出而过时了。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是一个多元复合体（matricesoftransformation），其中没有一方面能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因此他提出无冕权力（powerwithoutking）的理论。布尔迪厄则把两性权力关系区分为两种权力，一是男性垄断的官方权力（officialpower），另一种是女性实施的主导性权力（dominatedpower）。布尔迪厄还认为，这两种权力绝非相互排斥，相反，二者可以兼容共存，女性的主导性权力甚至会在男性的官方权力外衣下展开和运作。高彦颐就以他们的理论作为反省传统妇女史话语的方法论基础。福柯和布尔迪厄的理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的语境，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是，高彦颐的尝试毕竟扩大并丰富了清代妇女史研究的思路。
以上简要介绍了近年来美国清代妇女史研究的新动向。当然，在90年代以来的清代妇女史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整个研究仅集中于江南上层妇女，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下层妇女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空白。这也许与该地区相关资料比较丰富、易于搜集有关，但它毕竟削弱了有关成果的代表性。其次，五四以来的妇女史研究固然有过于强调清代中国妇女受压迫处境的缺憾，但是，仅根据江南少数精英家庭的妇女文学活动，就试图构建传统社会中国妇女的主体性，这是否又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对美国清代妇女史研究者的新挑战。